汉中东辰外国语学校高一（13）班：黄靖博
指导教师：程一鸣
吾乡吾土，我的汉中
往昔，收获微薄但仍确实存在着希望；今朝，仰望无穷但仍确实闪烁着星光。
江，从宁强发源，仿佛织女织成的纤细绵长的银纱，汩汩淌过勉县、穿过南郑、走过城固、掠过洋县，一路向东，厚道朴实。叶，是知人心的，从已老朽的树木上挣扎着飘落，潇潇而下，又被从汉江上来的清风托起，吹拂在每个人的面庞，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金色的秋天笼罩着汉中，汉中的秋天诉说着无限。
……
我来到父亲的厂。
那是父亲付诸一生的地方，也将是我的归宿。
秦峰航空液压厂，从山沟沟里的沙河坎搬到汉台莲湖路，几十年铸就的铁血工程，几代人铺就的光辉岁月——是我们，中国的产业工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懂得与工厂的感情。我们的父辈持着厚道，为建设我们的汉中的希望，而我们将承载文明的星光，走向中国航空工业的光明坦途。
我来到父亲的厂，我继续向前走，厂子的历史便在我眼前如画卷般徐徐展开了：只是一瞬，一行红色的、厚重的毛笔字进入我的脑海。
为了汉中为祖国，献了青春献子孙。
我心中惊雷一般轰鸣着，无数过往的记忆不断闪现在眼前，仿佛一切都在昨天，那些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岁月，那些无数汉中人民奋斗出来的岁月——便在此刻，慢慢凝聚着……
父辈·沙河·山
父亲刚来到沙河坎时，还是一个刚从杨河插过队的下乡知青。其实，他原本的目标不是这里，而是大汉钢，因为那儿的工厂缓建，便停了招工。父亲在迫不得已的调动下来了这里。
望着沙河坎茫茫黄土的道路，父亲放下了手中的行李，索性捧一撮泥土，用力揉搓着手心，今天以后，他就是沙河坎秦峰厂的人了。
这里的生活不容易，可这里的生活也不难，只要勤快厚道，就有口饭吃。
工厂在山沟最深处，几排灰扑扑的平房，窗户上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机床是老式的，手柄磨得锃亮锃亮。刘主任——那个嗓门大得像吵架的东北人——把一张图纸拍在他面前：“三天之内，把这玩意儿给我做出来。做不出来，走人。”
父亲没说话。他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来到这，还需自身硬。
三天后，他把做好的零件放在刘主任桌上。刘主任拿起卡尺量了量，沉默了一会儿，说：“还行。留下吧。”
“留下吧。”
父亲后来跟我说，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美妙的三个字。
那时，山里穷，厂里也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用父亲的话说，“兜比脸还干净”。每个月发了工资，先还上个月的账，再留出寄回老家的钱，剩下的那点，买不了几斗米，便见了底。
饭菜时常是不饱的。
早饭是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谷糊糊，配一块汉中咸菜。午饭是米饭，但米少水多，煮出来软塌塌的，扒拉进嘴里，没嚼两下就化了，像吞了一口热气似的。晚饭更简单，有时是煮土豆，有时是蒸红薯，连盐都舍不得多放。
一天傍晚，父亲从山上挖了一箩筐子野菜回来，走到宿舍门口，看见邻居张婶正坐在门槛上，搂着她五六岁的女儿抹眼泪。小姑娘瘦得皮包骨头，脸蛋蜡黄，窝在母亲怀里，哭都哭不出声了。
父亲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宿舍，把自己碗柜里仅剩的半碗米倒进了布袋里，又拿了几块瘦小的红薯，走过去递了张婶。
“张婶，先给孩子煮点粥吧。”
张婶抬起头，嘴唇哆嗦了半天，只吐出一句：“同志啊，这……你们也不富裕啊……”
父亲摆摆手，“嗐”了一声说：“孩子要紧。”于是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父亲喝的是清水煮野菜，连盐都没放。
事情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第二天，住在附近的几户人家，不约而同地端着自己家里仅存的粮食——有人捧着一碗米，有人端着几块土豆，有人拎着一小袋苞谷面——就聚在宿舍前的空地上。
大家沉默着，似乎在等一个人出现。
最后还是刘主任站了出来。他掐灭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说：“都别你推我让的了。我有个主意，你们听听行不行。”
他把大家领到一间空屋子，里面有一口大铁锅，是厂里闲置的。刘主任拍了拍锅沿，说：“从今天起，各家各户把能拿出来的粮食都拿到这儿来，不分你我，全倒进这口锅里。煮好了，大家分着吃。大人少盛点，孩子多盛点。谁也别私着，谁也别亏着。行不？”
沉默了一会儿，第一个动的，是隔壁的王叔。他把手里的一碗米倒进了锅里。接着是王婶、孙师傅、老赵头……一碗一碗，一捧一捧，白的米，黄的苞谷，红的红薯，圆的土豆，全都汇进了那口黑乎乎的大锅。
父亲把他仅剩的那点米也倒了进去。他说，那米倒进锅里的声音，仅仅“哗啦”了一下。
从那以后，每天傍晚，这间空屋子的烟囱每天都会迸出烟来。
柴火是工人们从山上捡回来的枯枝，噼里啪啦地烧着，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彤彤的。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翻腾着。
父亲负责掌勺。他站在灶台前，双手握着那柄大铁勺。锅里的粥煮得稠了，他便用力搅动，一勺一勺地翻，生怕糊了底，吃了焦。
到了开饭的时候，几十只搪瓷碗整整齐齐地排在灶台边。那些碗有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力透碗身，似乎要映射出来。
父亲端起大铁勺，一勺一勺地舀。第一勺给老前辈，第二勺给小孩子，第三勺给妇女，最后才轮到青壮年。每一勺下去，他都仔仔细细地看，这碗里的米是不是少了，那碗里的土豆是不是多了。他尽量让每一碗都一样多，一样稠。
“别抢，别抢，都有哩。”他一边舀，一边念叨着。
孩子们端着碗，蹲在墙角，呼噜呼噜地喝，烫得直吸气也不肯停。大人们站在一旁，端着碗，慢慢地喝，偶尔抬头看看天，说几句闲话。
“今天的粥稠。”
“嗯，老孙家多拿了两块土豆。”
“明天我去山上多挖点野菜，放进去能添个味。”
“行，我跟你去。”
山里的夜总是祥和的，天外的星河静静流淌在黑色的帐幕，构建出璀璨的宇宙。地里的油菜弯下碧绿的枝杆，聚成一簇朦朦胧胧的金黄，似在窃窃私语。而这块名叫沙河坎的村，就这样安静地蛰伏在秦巴环绕的怀中。
没有人抱怨穷。
没有人抱怨苦。
后来我问父亲：“那时候那么难，你们怎么熬过来的？”
父亲想了想，说：“不是熬。是大家一起过的。日子穷，人不穷。你帮我一碗米，我帮你一瓢水，这日子就能往下过。”
他又说：“咱汉中人，讲的就是这个厚道。”
……
只是这天，省上面派来了一个地质勘探队，扛着仪器在厂区周围转了好多天。父亲和工人同事们好奇，凑过去看热闹，勘探队的人也不多话，只皱眉看数据，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后来消息慢慢传开了——秦峰厂所在的这片山沟沟里，底下压着一条地震断裂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起初大家不信。在这儿干了十几年，山没摇，地没动，哪来的断裂带？可白纸黑字分明写着，容不得半点怀疑。
不久，厂里的领导去开会，回来时脸色凝重：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下了文件，工厂必须搬迁，选了半天，决定迁到条件更优的汉中城区。
那段时间，人人心里像压了块千斤重的石头。孩子舍不得，青年舍不得，老人舍不得——在这山沟里扎了根，说搬就搬，谁心里都不好受。
父亲那几天话特别少，每天下班后不吃饭就去车间转悠。他自己说：“舍不得。”
舍不得，舍不得。
可舍不得也得舍得。
“没事，咱汉中人厚道，到哪不是生活。也算是为了社会为国家，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父亲在沙河坎留下的最后的唯一的话。
吾辈·汉中·城
从沙河坎来到莲湖路上的那些年，我是忘不了的。
家属楼前的空地上种满了梧桐，每当秋风一到，金灿灿的梧桐叶子随风“沙沙”作响。莲湖路往东是正街，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两边的老房子还是明清时候的样子。往西是北大街，热面皮、菜豆腐、核桃馍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整条街飘香十里。
要我说：甭管东大街北大街，拜将坛古汉台，热面皮油菜花，它们就是汉中，汉中就是它们。
但我那时觉得，父亲身上有一股洗不掉的味儿。
不是汗臭，是机油。那股味道像长在了他身上，渗进皮肤里，嵌在指甲缝里，连他坐过的椅子、靠过的枕头，都染着一层淡淡的铁腥味。小时候闻惯了，不觉得什么。可上了初中，进了城，见了同学的家长——人家爸爸从车上下来，身上永远是皮座椅的味道，是办公纸张的味道，是古龙水的味道。只有我爸，永远是一身蓝装，袖口磨出了白线，领口泛着黄。
我不想让他来学校接我。
有一次放学，天下了雨，我没带伞，在校门口的小卖部门檐下躲着。一辆自行车刹在我面前，父亲浑身湿透了，从怀里掏出一把折叠伞，递给我。
“快走，雨大了。”
我接过伞，低着头，没说谢谢。因为旁边站着我的同学，正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爸——和他那身被雨淋得发亮的工装。
“你爸？”同学问。
“……嗯。”我的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后来同学跟我说：“你爸挺辛苦的。”我没接话。我觉得他说的“辛苦”两个字，轻飘飘的，像雨点打在伞面上，听了就忘了。
那一年我十四五岁，正是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年纪。
父亲不知道这些。他每天还是五点半起床，骑着那辆咯吱作响的自行车去厂里。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偶尔会说起车间里的事——什么零件精度又提了，什么设备又该换了。他说得认真，我听得敷衍，筷子在碗里扒拉着，眼睛盯着电视机。
母亲有时候提醒我：“你爸跟你说话呢，好好听。”
我就“嗯”一声，眼睛不挪。
父亲也不恼，笑笑，把话题收了。那笑容里有没有失落，我当时看不出来。
转折发生在某一天晚上。
母亲没回来，我出门去给父亲送饭，第一次去了厂里。
车间里的灯还亮着。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隔着那扇半开半闭的铁门，我看见了父亲。
他站在一台车床前，弯着腰，眼睛凑在千分尺上，一动不动。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地上，黑黝黝的，像一座山。
我听见刘主任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今天这批活儿干得漂亮，检验全过。”
父亲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珠，笑了笑：“嗐，应该的。”
“你这几天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明天歇一天吧。”
“不劳烦。这批件急，赶完再说。”
……
我想起白天在课堂上，老师在讲《谁是最可爱的人》，说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那我爸呢？我爸这样的人，到底算不算可爱？
他没穿过军装，没扛过枪。他穿的是蓝工装，拿的是扳手和卡尺。他把一辈子钉在一台机床前，拧了半辈子的螺丝，磨了半辈子的铁疙瘩。他的青春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机械性的重复。
那天晚上，我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没有进去。我不知道进去该说什么。说“爸，我来给你送饭”？说“爸，你辛苦了”？我说不出口。
最后我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恐惊打扰到里面的人。
但从那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开始注意父亲的工装。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左胸口印着“航空工业”四个字，我忽然觉得，那四个字很厚道的。
就像汉中这座城市。
不张扬，不喧哗，安安静静地躺在秦巴山环抱里，汉江水从它身边流过，千年不变。可就是这座城，养出了厚道的人，撑起了航空的魂。
高考那年，我填报了西北大学法律系。
父亲看了我的志愿表，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问了一句：“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点了点头，把志愿表还给我。
开学那天，他送我到火车站。汉中的火车站不大，月台上人不多。他帮我把行李拎上车，站在车门口，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火车开动了。我趴在车窗上往回看，他还站在那里，工装在风里贴紧了身子，像一尊永不倒塌的雕塑。
我忽然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咱汉中人，到哪都是汉中。”
大学四年，我在西安。那是一座更大的城，有更高的楼，更宽的路，更热闹的街。可每到秋天，梧桐叶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莲湖路上的那些梧桐，想起金灿灿的叶子铺满一地的样子。就会想起汉江边上的风，想起面皮摊上飘来的辣子香。
同学们问我：“你毕业后打算去哪儿？”
我说：“回家。”
他们不理解。在他们眼里，汉中是一个小城，不值得回去。
我没解释。有些东西，不在这里长大的人，不懂。
毕业那年，我把简历投回了汉中。
面试那天，我站在秦峰厂的门口。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车间里的灯还亮着，机器的轰鸣声还是那个调调儿，一高一低，像一首唱不完的歌。
我忽地想起高二那年秋天，我想起我站在车间门口，我想起父亲弯腰的那个背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醒来的时刻。
从那以后，我知道——我永远离不开这片土地了。
……
当我的思绪无限拢回，当我再次睁开眼后，已走到了工厂的会议大厅，那里正举办着每年一届的迎新大会，大厅里坐满了人。
台上，主持人正在介绍厂史。大屏幕上滚动着一张张老照片：从沙河坎的土坯房，山沟里的第一台机床，工人们围着大铁锅分粥的场景，搬迁时卡车扬起的一路尘土……照片从黑白变成彩色，从模糊变得清晰，像汉江，从过去流到现在。
我看见了父亲。
他的身影在屏幕上不断放大，缓缓向我走来。高大厚道，像个巨人。
之后，我又看到了汉江。
当我走到汉江的尽头，当我在流连忘返中又睁开眼睛，那时我所有的知性和记忆都弥留在过去的一切中，又回到童年纯真的感觉和梦幻之中，那就是父亲和秦峰厂向我诉说的时候。
苍穹不是航空的尽头，唯有薪火相传，将拥有的一切都尽力去付诸到你所深爱着的，一代人的结束不代表着终止，今天飘落的树叶不代表没有来年。
啊，父辈们的汉中，我的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