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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祥：汉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三）
Summary:提到汉中文化，人们常常说底蕴深厚、丰富多彩，但究竟如何表述，人们又往往引用2006年中央电视台对汉中被评为历史文化魅力城市时的颁奖词，或学者们“汉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汉中是中国人的老家”云云。其实，中央电视台的颁奖词不伦不类、多有语病，甚至定性错误，有些学者的随口恭维话也不可当真。如果我们给汉中历史文化如此定位：“汉中是古人类生息繁衍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系兴衰，物富南北，开放度高，包容性强的文化名城、天府之国”，应该说比较贴切。
汉中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汉中是夏、商、周三代的“王化”之区和春秋战国时秦、蜀、楚的争夺地带，接受先进文化很早。汉中及汉水中上游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这种兼融南北文化的特色，造就了汉中人温文尔雅、儒道互补的君子性格。
自西汉首任汉中郡守田叔之后，汉中进入了“世修文教，有俶傥之士，异人并挺”（《华阳国志》卷二）的时代。史载，田叔“学黄老术”，本身就是一位学者。在他之后，古代汉中有众多的官员致力于文化教育。北魏梁州刺史寇俊立学校，教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中晚唐十多位宰相级的人物如权德舆、裴度、李德裕、令狐楚先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长官，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文人墨客，促进了汉中文化面貌的改观。荥阳人郑余庆、郑瀚父子先后于宪宗和文宗时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长官，二人都饱读诗书，具有儒者气象、学者风范、长者胸怀，前后相继，在汉中办学兴文，繁荣文化。宋神宗熙宁年间，担任兴元府尹的文同发现，汉中经济繁荣，教育文化落后，于是上《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呼吁改变汉中府学落寞简陋的办学条件，设学官，支持兴元府“司理参军”潘行兼任府学教授，为学生“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卷。日授月试，皆有条绪”，府学面貌大变，声誉日高。明朝寰宇一统，文运宏开，非常重视学校建设，洪武五年﹙1372﹚汉中知府费震，在元朝府学旧址上重建，“以立教事”，发展文化，其后汉中府学多次重修扩建。在明代汉中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府学教授方孝孺发挥了不可没灭的作用。方孝孺于洪武十五年﹙1382﹚任汉中府学教授，“昧爽为诸生讲解文义，至暮无惰容”（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九），经常黎明即起，讲学授教，汉中学子，“至今犹彬彬向学，代不乏人，先生之所遗教者远矣。”（明•徐用检《方公祠记》）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百折不屈，慨然就戮！万历年间汉中知府项思教建方正学祠于文庙左侧，祠堂的一幅楹联表达了汉中人对方孝孺的敬重与怀念：“在当时称为正学先生，如公不愧；问今世犹有读书种子，是谁之功！”方孝孺凛然正气、力学笃行的品德和醇深雄迈、博学能文的修养，对汉中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因为有一代一代显宦鸿儒的努力，汉中的文化教育得以薪火传递。
二、在中国古代，北方和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政治地位、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不同。以传说中黄帝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和夏商周三代立国范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原文化，是当时的主体文化。此外，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江、汉、淮水之间以古代楚人为主的族群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文化，西部地区古代氐、羌族人留下的主要分布在陇南、川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和其他各种形态的文化也异常活跃。地处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上游的汉中，成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氐羌文化的过渡地带和交汇地，具“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唐•崔觐《兴元》）、“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清道光《宁羌州志》卷三）之特点。
汉中乃禹之后裔褒氏封地、西周王朝之“南国”、秦早期置县建郡地之一、西汉王朝之发祥地，受中原文化熏染最早最浓，被誉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华阳国志》卷一）。同时，古人谓汉中“分野与巴、蜀同占”（《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当巴、蜀之捍蔽”（《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在古籍中，“巴、蜀、汉中”常作为一个词组或短语出现。从行政隶属考查，自东周初期褒国灭亡至战国初期秦筑城南郑的近300年间，汉中长期为蜀国所有。尔后，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部，汉中与四川同属益州刺史部始，汉中在大多数时候与后来划归四川的区域在同一行政辖区内，就在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设立陕西行中书省后，汉中的褒城以西仍属四川行省，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汉中全境始属陕西。因而，前人多谓汉中文化接近四川，北宋文同以“（兴元）山川人物、土风次第，皆与东西二川大抵相类”，南宋陆游谓“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章南郑咏叹“渝舞气豪传汉俗”等皆属此类。汉中在古代除长期与巴蜀为一体外，与楚地也有割不断的关系。“汉中”之名最早即出现于楚，一些古籍和今人的文章甚至说今天的汉中曾属于楚。尽管楚国的疆域从未囊括今天的汉中地区，但楚地西部的大片土地曾与汉中为一体却是史实。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所置汉中郡，辖区就包括了楚故汉中郡丹阳（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水以北地区）一带六百里之地；嗣后，治所设于汉水上游的两汉的汉中郡、唐初的山南道辖区均涵盖到汉水中游的襄阳（今属湖北）；在东晋南北朝的200多年混战中，梁州刺史常常屯魏兴（今陕西安康市西北）、驻襄阳，汉中与楚地西北地区不得不结为一体；加之汉中与楚同在汉水流域，在古代又同属于“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的地区，汉中“染楚俗最早”则势所必然。自夏商至西汉，今天汉中西部的宁强、略阳属于汉武帝所置之武都郡，为氐民族聚居区，自东汉中期至南北朝，氐羌人屡屡攻入汉中川道，或杀人越货，或据地称王，或与其他政权、民族作战，故史家谓汉中“氐敌接畛，又为威御之镇”（《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南北朝时氐人杨文弘在略阳建立的武兴国,更是存在了70多年。这些历史事件，使汉中西部打上了浓厚的氐羌文化烙印。虽然隋唐以后氐羌人已经逐步融入或退出了汉中，但文化一旦形成则有稳定性和传承性。近代以来的考古也证实，汉水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同，但它却影响到周边地区；汉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先民们与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的先民们共同具有的“灵龟”观念，在说明汉中产龟的同时，更体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对汉中的影响。而“宝山文化”与蜀地宝墩文化、三星推文化、十二桥文化，与宜昌路家河二期遗存（鄂西巴文化），与甘肃东部寺洼文化，与宝鸡（弓鱼）国的关系，更充分地展现了汉中文化广泛接纳、四方传播的开放与包容。
三、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汉中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给能力强，最易“死于安乐”。“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鱼，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隋书•地理志上》），能“食必兼肉”的人，容易满足现状，追求自然会少。汉中的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和道风熏染，造就了汉中人的淡泊、“廉让”，人心淡泊，士重节操。
汉有郑子真“秉箕颍之操”、卫衡“公车三征不应”、杨王孙“应至人之概”、唐公房“白日升天”、祝龟“以著述终”；唐有陈七子隐居嶓台山，“家在碧潭深处住”，崔觐“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宋有张伯威“隐而不仕，号‘无辩居士’”，雍冲避“元祐党人”之祸、隐居不仕；元有林东“不乐仕进”、“穷约自甘”；明有虞英虽进士出身，博学善词翰，但以泉石自娱，不事显达；清代的李柏、岳震川、陈毅等也倾向于隐遁。汉中人淡泊退让、看重节操，不以功名利禄为念的特点十分明显。久之，外籍退隐之士也愿选择汉中作为回归山林、体味自然之地。如元代眉州青神人蒲道元弃官不就，徙居南郑，“饮酒赋诗而卒”；明末清初新繁（今成都新都）人费经虞祖孙三代居汉中以讲学授徒为业。汉中士人一旦跻身官场，大都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当今汉中人往往以西汉武帝时开拓西域的张骞和东汉顺帝、冲帝、质帝三朝太尉李固作为本地勇敢无畏的代表人物，其实在张骞和李固之前的城固人邓公，也是一位文武兼资、直言敢谏的杰出人才。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是吴楚七国蓄谋已久的阴谋，但景帝却处斩了建议“削藩”的晁错，面对皇帝的淫威和七国的攻势，无人敢言真相，只有邓公直言不讳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邓公的慷慨直言，不仅让景帝醒悟，也为朝廷最终平叛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邓公的刚正得到了朝野的景仰，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邓公、张骞、李固之后，东汉陈雅的率直亢尽，宋代雍冲的直言无忌、周道的不阿时好，明朱绶的清廉正直和不受宦官刘瑾拉拢的“行人”（进士出身掌管捧节奉使之事的官员）张羽、勇于弹劾奸臣魏忠贤的谏官李遇知，也都青史留名。
四、汉中历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史载，两汉时汉中“世修文教”、“群儒修业”，除邓公、张骞、李固外，汉光禄大夫张猛、凉州刺史张则、广汉太守赵瑶、司隶校尉李法、上计吏程苞、曹魏河南尹李胜、北周骠骑大将军赵江等，也是两汉南北朝时卓有建树的人物。唐以降汉中有所沉寂，但唐文宗时起居郎崔觐，宋“擿奸发伏”的招抚使王大才，明大理卿张羽、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遇知、时称“宗匠”的庶吉士刘勉、江西巡抚张凤翮，元仁宗时宰相李孟仍堪称翘楚。自唐武德五年（622）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汉中进士及第134人，他们是汉中读书人的骄傲。清康熙八年（1669）汉中知府钟琇创办的兴元书院，为汉中培养了大批文化贤良。乾隆至嘉庆年间，汉中出现了刘天宠、陈洪范、严公均、张宏振、岳震川、王擅魁、严庆云、田種玉治学群体，于史学、经学研究名震一时，陈洪范《皇清经世解》、岳震川《增删春秋三传合纂读本》、田種玉《大学通》、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乃代表著作。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经过并短期存放汉中、国民政府许多军政机构驻汉中和西北联大迁址汉中办学等事件，使汉中成为近代文化重镇。童颜舒、高建瓴、陈才芳、刘元吉于经史研究饶有贡献；王榘、朱存诚、蓝培原、刘次枫、薛祥绥、傅鹤峰、黎琴南于教育科学尽心竭力；刘宝锷、康宝忠、廖左明、王瑞麟活跃于社会领域；康耀辰、安汉致力于实业兴邦；王世镗、陆费逵在文化艺术界遐迩闻名。康宝忠《社会学讲义》、《伦理学》、《中国法制史》，童颜舒《禹贡通释》，高建瓴《十三经精义》，陈才芳《思痛录》，康耀辰《乐山杂著》、《梁山化石考察记》，安汉《黎坪垦区调查报告》，刘元吉《洋县志备考》，薛祥绥《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和黎锦熙《方志今议》等，是社会学、经学、史学、地方志方面的重要著作。当代汉中，孕育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社会活动家孙丘园，著名学者、诗人陈迈子，著名植物学家秦官属，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著名岩土工程专家、“陈正汉理论”创立人陈正汉等文化巨擘。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李蒸，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蒋介石的干儿子”、北京机械学院教师（迁址汉中期间）康国雄等，也是汉中走出的学问大家、文化名流。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文化和文学艺术诸领域也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有影响的人物。
汉中文化在具有诸多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独立性不强、群体性很弱、影响力有限等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加之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汉中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群体，文人活动、文化发展基本属于松散、自流状态。自唐代以后，特别是唐代至明代，汉中人在文坛缺乏领军人物，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和派别，也基本无汉中文化因素。有些在汉中已经成熟的文化现象，因为群体效应不显或后继力量不足等原因，最终也未能彰显汉中之名。北宋文同画墨竹的风格和声誉形成于汉中，但后世却以他未能到任的湖州太守官衔而誉其为“湖州画派”（或曰“湖州竹派”）的代表就是一个例证。此外，汉中人的狭隘思想和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意识，也影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注：本文参考了马强、梁中效、左汤泉文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