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全国的主持人李永突然离世，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李咏因癌症在美国去世。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于2018年9月7日10:4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仙逝。永远的怀念！
然而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也与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
人们正在为艺术家逝世的消息而悲痛，又据多家港台媒体10月30日消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
他在8岁左右开始接触武侠小说，初中三年级时初涉写作，与同学合作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 。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
1955年，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在《新晚报》发表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后，大受欢迎，随后其作品陆续面世，1956和1957年分别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其间共创作了十余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读者遍及全球。他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1985年起，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许多年后，我或许已淡忘了自己到底何时开始读金庸，但仍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两套金庸小说，一套是成年后陆续购得的整版，另一套是年少时在街边小书店随意购得的盗版。
在那一个个寒假和暑假里，兜里顶多只揣着几十块钱的我在小城街巷里溜达。那时街上还有许多小书店，它们会在几年后陆续倒闭。架上的书有正版也有盗版，盗版武侠小说总假托一些偏远出版社的名字，每页起码有十几二十个错字，部分书页还是毛边。
情窦初开的少年读金庸，最在乎的往往是情，而且最喜荡气回肠，所以当年最爱《神雕侠侣》。叛逆期的性子又最喜跌宕，对那种被误解被歧视的遭遇总有一种恨不能引向自身的共鸣。比如《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跟随华山派众人前往林平之外祖父家中做客的那一段，种种误解看得我咬牙切齿。同时又对各种报复式宣泄大感畅快，尤其是《神雕侠侣》中杨过大闹全真教，要与小龙女成亲的那一段，边曾让我看得解气。还有杨过为郭襄过生日，三份大礼使得全场英豪暗淡无光，也让我看得兴奋无比。年少还免不了豪情万丈，自以为人生无所不能，《天龙八部》里乔峰等三兄弟在少林寺聚首的段落，便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可是，当我过了看热闹的年纪，于二十多岁时重拾金庸，便有了别样感受。当年最喜欢的那些女子，此时多已不喜。尤其是传说金庸以梦中情人为原型刻画的那几位，越是“冰清玉洁”，反而越让我不喜。金庸的女性观也让我心生隔阂，记得年少时读一些武侠评论，多半指金庸笔下女性传神，古龙则习惯将女性物化，“高耸乳房、浑圆大腿和修长小腿”往往比名字更能让人记住。
可多年以后，我心中最好的武侠小说女性角色，却是《萧十一郎》里那个敢爱敢恨的风四娘。反倒是金庸，他的传统观念投射于女性时，那种尊重常常似是而非，骨子里仍是走“贤妻良母”的路子。黄蓉从《射雕》到《神雕》的转变并非孤例，双儿式的忠心小丫鬟形象固然是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但多少是大男子主义的意淫，这种欠缺独立性的女性形象，在金庸作品中十分普遍。
也正因此，成年后的我始终对一种说法十分抗拒，即“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了新派武侠”，尽管这一说法已近乎约定俗成。在我看来，梁羽生和金庸在武侠领域仅有质量上的超越，却无形式上的超越，说他们承继王度庐的奇情一派，并无大偏差。金庸自己也曾说过：“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于我而言，真正在形式与内涵上超越民国以降旧武侠小说者，应是古龙。
不过，金庸在我心目中仍是一位伟大作家，《笑傲江湖》更是因其隐喻，成为我心目中可列入世界经典之林的小说。也许很多人会对我这句话抱以嘲笑，可老实说，我从不认为《笑傲江湖》对政治的影射弱于《1984》和《动物农场》。

早在民国时代便进入报界的金庸，报人形象并不弱于作家形象。而在我眼中，他赋予武侠小说的最大意义当属政治性。1959年，金庸于香港创办《明报》，此前的1950年，他曾赴北京外交部求职但未果。1985年，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他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直至1989年，他才告别政坛。
无论是武侠小说里体现出的家国情怀，还是现实中对政治的热衷，说金庸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应该没有争议。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情怀，其实也源于他对传统小说和现代文学的看法。他曾说过：“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对于文学而言，这并非坏事。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被污名化的时间已经太久，早年的鸳鸯蝴蝶派不就是这样蒙冤的吗？在我看来，当年的左翼文学，并不比茅盾所说的“封建的、小市民的文艺”高明多少，文学性甚至还有不及。
但从政治性而言，这种传统士大夫情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金庸有着极深的入世之心。海宁查家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算是基因，早年赴京谋外交部职位的经历只是个开端，他念念不忘并被各种传记作者大书特书的那个被邓小平接见的日子——1981年7月18日，也是他眼中的一世荣光。
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往往与现实格格不入。有人曾这样记录金庸当年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的样子：“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北京”，这自然难免铩羽而归。好在年轻时代的金庸似乎兼具清醒与锐气，当乔冠华告诉他“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但如果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仍有可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时，他选择放弃。次年，他的父亲查枢卿死于土改。
金庸的这种敏锐在后来时有体现。“六七暴动”时，他主持的《明报》坚定谴责暴徒。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被批判时，《明报》也是率先报道此事的香港报纸。
但随着年纪渐长，敏锐往往又会伴随世故。也是在那场1981年的会面里，提及金庸之父在镇反中被杀的事情，金庸的说法是“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固然是句场面话，但仍让我颇为失望。这次接见后，海宁县委和县政府为金庸之父平反，金庸专门致信县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有人说这是胸怀，我却只觉“致谢”二字刺眼。
初识金庸，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刚开始热播，全村的大人孩子聚集在一起，围坐在村里那台黑白电视前面，边看边说。一切都那么新奇，第一次看到电视字幕滚动得如此之快，第一次看到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一阳指这样的武功，软猬甲这样的装备，还有黄蓉这样古灵精怪的人，和以前看过的唯一的武打片《少林寺》相比，感觉完全不同。
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同学们挥拳踢脚，模仿着剧里的动作，仿佛自己就是剧中的主角。大一点的同学，已经领先一步，看起了原版的小说，提前给大家剧透。更着急的哥哥姐姐们，则开始看《神雕侠侣》，书中的境界，与电视上的景象又是不同，古墓，寒潭，玉女，神雕，我们睁大眼睛听他们讲，似懂非懂。
如今，金庸走了，94岁高龄。看他书的少年，也跨过青年，步入中年，迈向老年。你送给了我们一个江湖，也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人生无非是一个又一个驿站，我们正在途中，举目回顾，渺渺茫茫，向前遥望，隐隐约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江湖儿女，何惧分别。金大侠，山高水远，一路保重！明珠絮语，以教师和家长的双重视角看教育，文章影响了亿万学生和家长。

人生短暂，所有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客观因素，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面对的一件事，谁也逃不掉，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在感叹生命，而是又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不显得那么苍白。
或许我们无法像金庸老先生那样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作为平凡的一员，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你所做出来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别人。尽管我们做不了伟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树立起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你改变了自己，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身边人，你的身边人就会影响到他的身边人，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环境。
艺术家和伟人的离开，我们应该醒来，到底我们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还是和老样子一样，浑浑噩噩过下去，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被覆盖。金庸老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