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余年前中国兴起说史热，明史便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仅关于明朝死因，恐不下百种说法。五花八门的明人明事讲作，围聚了众多明粉，其中不少人以明朝为理想社会，对梦回大明心弛神往。
他们喜爱明朝哪一点呢？很多明粉都对说史者描绘的明朝读书人生活充满艳羡。他们过着体面的日子，且非常赋有气节，不平则鸣，进谏起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歌可泣，壮怀激烈。
查看明史，这确是实情。以大明王朝的言官为例，他们知无不言，敢于面斥皇帝，死于廷杖也不畏惧。似乎是了不得的士人。但是，我在读明朝作品、看明代人物时，总感觉这个时代的士人，比起汉唐甚至两宋来，有些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呢？他们不怕死，却从不敢造反。
他们看似活得体面，但在皇帝甚至皇帝的奴才太监面前，却没有尊严。他们的壮烈，大多通过犯谏的形式实现。那种犯谏，于今人而言，无异找打、“犯贱”。有人说明朝很硬气，对外有骨气，对内有正气，但细品起来，这种硬似乎不是强硬，也非坚硬，而是僵硬。

史料显示，大明王朝臣民普遍具有自我压抑的阴柔人格

“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男人印象记，他惊讶于中国男人都如此文弱，看起来都像女人。
他的明人印象绝非空穴来风。《明史》为证，当时士大夫们打架也是这个样子。万历之前的隆庆年间，隆庆五年，内阁发生内讧，朝堂之上，大学士殷士儋揪住首辅高拱的脖领子，出言不逊，推来搡去，而满堂之上，士大夫们没人敢拉架，或者连拉架的气力都没有。再后的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的内廷，随便派几个太监，就可以揍士大夫一顿，甚至将他们活活打死，大臣毫无还手之力，即便知道对方并未奉旨行事，在正当防卫范围，对打起来也一败涂地。大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手无缚鸡之力。
这种衰相，在汉唐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所谓汉唐雄风，雄在哪里？首先是士人的阳刚尚武，汉唐文人持剑，关键时刻可以强行改变国家命运，诸如东汉末年三国前期朝堂群雄们，挟天子以令诸候，逐鹿中原。而明清时，全然不见了这般霸气。他们谈武色变，完全沦为“动口不动手”的雌化书生。这个时代，智勇双全的诸葛亮类“士表”已近绝迹。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人群，向着另一条方向发展。那是一条什么方向呢？
就是家臣化。这种家臣的特点是：以君为国，把君主家的事视为国家大事的全部，没有整个族群命运的考量，更没有政治文化革新使命的胆当，就个体而言，也失去了自我，丧失了创造力所必需的个性与野心。回顾中国二十四史，我们知道，隋朝开辟了最有活力的中国盛唐端口，宋朝则是开创了华夏文化繁荣的顶峰，而这两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握有重权的士人、前朝权臣，而自明朝始，这样的权臣再也没有出现。
明朝所有皇帝宠臣，看似神通广大，其实在皇帝面前极其卑微，都算不得权臣，因为没有决策权力可言。明朝中后期，皇帝的宠臣，大都是严嵩这样的怪胎。得宠时，他们与皇帝并肩出入内宫、共进御膳；失宠时，他们失魂落魄，甚至流离失所、乞讨要饭。从天堂到地狱，只凭皇帝的一句话。士大夫自己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更休论左右什么国家民族命运。
从才华而言，严嵩也应该算是士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著名的词人和书法家，在词章和书法上的造谐一流。但是这个四十八岁才开始发迹的士人，靠得不是传世之作，而是给皇帝拍马屁、贡献华而不实的神马浮云——敬天“青词”。
明史《严嵩传》给严嵩这种士人的定义是奸臣，还给严氏父子罗列了众多罪名，无非是他整了人杀了人。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那些严嵩父子整杀的人，都是嘉靖皇帝想杀要杀的人，自始至终，不是严嵩父子弄权，而是嘉靖皇帝弄权。你可以说严嵩是个没有人品的奸臣，但却不是什么一手遮天的权奸，真正有资格叫权奸的，唯有当朝皇帝。
就明朝士人形象而言，严嵩显然是个反面，而正面形象人物又如何呢，他们是令人鼓舞的士人么？
以方孝孺为例。此人清流立世、气贯长虹，系名垂青史的明士。使方孝孺名垂青史的事迹是，他为保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与造反夺位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做斗争，拒绝起草登基诏书而悲壮就义——不但本人被“磔于市”，而且株连八百人、被“灭十族”。
谁也不能轻视方孝孺的气节，然而方孝孺的牺牲，是死得其所，还是悲中有哀？方孝孺死前，曾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此绝命诗，道出了一个士大夫殉道的精神源泉，但这个道却并非永恒真理，那里既没自然科学，也没有社会科学，只是皇家大院钦定的道德，与其说殉道，不如说殉君。方孝孺的死没有带来大明王朝的丝毫进步，也未引发政治与社会半点变化。而就在方孝孺为君主家事慷慨赴死时，与方孝孺同时代的西方才子哥白尼布鲁诺们，却做着另外一件堪称伟大的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布日心说与宇宙无限，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教会做斗争，为追求科学真理而牺牲，成为人类伟大的启蒙者，推动了本国乃至世界文明质变。相比他们，那些把精力、才华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皇帝大院中的方孝孺般东方士人，只是令人叹息，并不鼓舞人心。
当然，绵延近三百载的大明王朝，士林前赴后继，大多既不是严嵩这样的奸人，也非方孝孺这样节士，而是如丁士美这般“标准照”。丁士美是明嘉靖年间入仕的一个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状元，深得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帝赞许，可谓官场不倒之翁，明官标准样本。
但他在有生之年都干了什么呢？史料记载，江淮才子丁士美自幼聪明绝顶，以状元身份入仕。在得知高中状元的消息后，他马上给当朝皇帝写了《及第谢恩表》，词藻华丽:“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
这封《及第谢恩表》，用的是标准“颂圣体”，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却无一点真知灼见。通篇就一个中心思想：拍皇帝马屁。为了讨皇帝开心，这个状元指鹿为马，瞪眼说瞎话，把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皇帝，吹捧为德高望重的圣人。
丁士美从政近二十载，历经三朝不倒，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却没有留下一篇可以传世的作品，没立下一件后人铭记的政绩。史籍记载，丁士美的诗章著作所存甚微，除了他的《及第谢恩表》，《中国历代状元诗·明朝卷》录他一首诗《春日游宝光寺》，另外就是些官场酬文。此类诗章，基本是官样文字、道德空话。
《明史》赞称丁士美“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淹贯经史，正直忠厚，朝野共钦”。嘉靖皇帝称其“品高德正"，赐书“责难陈善”。“缜密端重”成为其安身立命两大法宝。这四个字通俗点说，就是循规蹈矩。为皇帝做事规规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一生不出格的丁士美，知天命之年死了父亲，五十多岁人了，不敢违越祖制，老老实实返乡丁忧守孝三年， 其间心情压抑，一病不起，终故乡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这种刻在模子里的才子士人，竟是明朝中后期主流。   当然，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注定做不成几朝重臣、大明官场的不倒翁。因为那是其时政治制度环境所致。       
遍览明史，终明276年，可见只有像丁士美这样“清、慎、独”的大臣可以活下来，能在官场长命。凡是有个性，主张权利的都做了刀下鬼。显然，自明起，华夏民族的精英——士人，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丧失了活力。这是谁刻造的呢？是谁构建了那种扼杀士人“造次”的环境？
熟悉明史的读者知道，明朝有两个祖皇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们是这个王朝政治奠基人。在他们相继执政的洪武永乐时代，都有自己的宠臣，其中两个宠臣，分别是承上启下的两个标志性人物，一个是末代丞相胡惟庸，另一个是开山首辅解缙。同时他们也代表中国两类传统士大夫，权臣与狂士。但这两人下场均不好，最终归结为大明罪臣。
熟悉历史的读者还应知道，一般宠臣的命运都是“主易宠迁”，是因换了主子倒运，即先帝的宠臣被后帝杀了立威。为什么朱元璋父子当朝就杀宠臣？显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他们一手创建的这个王朝立规矩。为此，他们费尽心机，各布了一盘很大的棋局。收官之后，随着那两棋子的弃杀，给大明官场及政坛，确立的是“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奇异士大夫之形成，以及近代中国士人之不堪，和大明二祖所做的这一切，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近代中国士人“劫后变种”之痛，就在其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