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4岁幼儿的母亲，我深感育儿路上最艰辛的时刻，莫过于产假结束、重返职场的头三年。一方面是初为人母的不知所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3岁婴幼儿的“幼无所托”。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当地能为2-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学位数，仅占全市同年龄段幼儿总数的8%。北京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公立园、普惠性幼儿园的入园年龄被严格限定在3周岁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0-3岁的婴幼儿幼托服务，始终是政府公共保障服务未能覆盖的盲点。
目前，这块需求潜力巨大的市场空白，只能由私立园暂行补位。
然而，囿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收费标准和办园政策指导，婴幼儿幼托市场不仅鱼龙混杂、师资良莠不齐，而且长期处于学位供给不足的状态。以我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为例，我家附近为0-3岁的婴幼儿提供幼托服务的，收费多在每月7000元左右，费用之高也非一般工薪阶层所能承受。
严格限制入园年龄、公立园取消“小托班”……这些政策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双职工家庭的育儿焦虑。这部分家庭要么寻求年迈父母的帮助，“啃老式”育儿；要么找保姆育儿嫂小时工，“托付式”育儿。可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地，人口结构改变导致的家政人员薪资暴涨，这些育儿道路都存在难以为继的隐忧。因此，想要化解部分人心底“不敢生不愿生”的担心，有必要从政府公共服务保障的角度，重启开设“托班”的试点工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到“幼有所托”，以期对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有所镜鉴。以挪威为例，该国规定孩子年满1周岁，即可入园。3岁以下的幼儿，都在混编班。混编班每班不超过20人，每位老师最多只能看护4个婴幼儿。挪威幼儿园不论公立私立，相关信息全部上网，家长网上即可登记幼儿信息，按报名先后次序录取。虽然挪威人工和物价都很高，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幼儿园却收费低廉，之间的价差则由政府补贴来弥合。
当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谁能从最大程度上为育龄人口解除后顾之忧，提供友善的育儿环境和完善的托育服务，谁方能打赢人口问题这一役，实现国家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对于工作强度大、加班成常态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想要化解人们的生育焦虑，尤其需要从0-3岁的婴幼儿幼托服务入手找到突破口。
就在上月，上海市已开启破题之举，要求90所新建或改扩建的幼儿园有条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励公民办幼儿园创造条件开设托班，同步对开设托班的公民办幼儿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可见，各地已经开始尝试打破政策的坚冰。
婴幼儿幼托服务的前提是保障幼儿身心安全，保障则是清晰的政策指导和有效的监管。在这一领域加大政府政策性投入，例如提供税收优惠、场地支持、师资培育扶持等等，是事半功倍之举。多管齐下，综合发力，方能以“幼有所托”为利器，将人们“不敢生”的焦虑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