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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Summary: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