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当着邓小平、李富春两位副总理的面，向郭沫若提议发掘长陵（1955年）：
1955年10月9日，星期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特约了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郊游，同时还邀请了其他一些人，其中有吴晗先生和新凤霞女士，连同工作人员，共有三四十人。10月上旬的十三陵，秋高气爽，气候宜人。雄伟壮观的明皇陵掩映于群山绿林之中，别有一番风韵。
到达长陵后，参加郊游者或一家人同行，或三五朋友结伴，漫游参观。国务院膳食科的科长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开来一辆大卡车，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中午，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长陵东侧的田野里野餐。这里周围都是硕果累累的高大柿子树，柿子已经开始泛黄。人们或坐或站，边吃边谈，欢声笑语，气氛很是热闹。大家很自然地谈论起十三陵，尤其是长陵。
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北京市的副市长，谈的最多，情绪也十分激动，谈着谈着，他突然当着邓、李两位副总理的面大声对郭老说：“郭老，长陵这么雄伟，里面一定也很宏大，肯定会有很多的珍宝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发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郭老表示完全赞成，两位副总理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表示赞同。郭老对吴晗说，你就负责起草一份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吴晗副市长爽快地答应了。在离开长陵前，吴晗和郭老商讨了写给周总理的报告的内容以及哪些人署名等细节问题。
郭沫若等六文化巨人联名上书国务院
自从1955年10月9日郭老和吴副市长在长陵定了君子协议后，吴晗除了本职工作外，就加班加点忙活上了。他先后找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所长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说明原因后，这4位知名中外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同意或完全赞成。吴副市长跑前跑后，为发掘皇陵，建地下博物馆，让人们参观游览，增长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操碎了心。
1955年10月13日，他给周总理写的报告草稿刚拟好，就给郭老写了一封信，连同草稿一并送郭老审阅。信是这样写的:
郭老:
敬礼
吴晗
十月十三日
10月13日郭老接到信后，当天对报告稿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并签了名。郭老在此信的天头上写道：“报告稿在文字上略略修改一些，请再斟酌。我已签上了名。”
10月14日，吴副市长按郭老的意见，将报告稿斟酌修改后，又找到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他们也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0月15日，经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林枫处。这个报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林枫主任并报总理:
明十三陵的长陵、永陵、景陵已经修复了。
长陵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也最为完整。从过去几年北京西郊青龙桥附近（明代名金山，是妃嫔王子的丛葬区）发现的明正德万历妃嫔墓的情况（地下五间大殿，厚石壁，青琉璃瓦的建筑）推断，长陵的地下宫殿规模的宏大，是可想而知的。
埋藏在地下的宫殿，今天如能使其重见天日，开放为地下博物馆，安装电灯，供人瞻仰，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也将使这个古代帝王陵墓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名胜。
就历史文物说，长陵没有被盗掘的记录。如果明成祖的骨殖及殉葬物全部都被保存，对明初史事的研究将有极大贡献; 既使曾被盗掘，剩下的文物也一定不少，金山的明墓就是证据; 甚至殉葬物全部被盗，宫殿必然如故，整理一下，也是研究过去帝王墓葬的最完整史料。
墓内的历史文物，开发后照原来陈列式样，就地保存，成为“长陵博物馆”。部分容易变质的文物，可用科学方法保护，或者移交给国家博物馆，而以仿制品放置原处。
清陵是模仿明陵修建的，清陵的地下结构图现在还保存在营造学社的刊物中，作为根据，进行慎重发掘，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
因此，我们建议开发长陵地下宫殿，由科学院和文化部组织人力，进行工作。
是否可以，请指示。
郭沫若 沈雁冰 邓拓 范文澜 吴晗 张苏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林枫主任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他用铅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完全同意6位专家的意见。此信写道：
总理:
我同意此信意见。
科学院、文化部可参加，可否考虑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主持其事。
林枫
十月十九日
报告的下面，林枫主任又加了这样一句话:
“据我所知，吴晗同志对此事颇热心。”
周总理11月3日批示：原则同意……并批示由陈毅、彭真、习阅办。习，就是当时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陈毅是主管文化的副总理，他于11月9日做了相应的批示，至此，长陵发掘问题就定了下来。
吴副市长根据总理“原则同意，责成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协同中国科学院、文化部指定专人议定开发计划送批”的指示精神和考虑到实际工作的复杂情况，兼有不少的具体工作要做，因此，他又组建了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即“长陵发掘委员会”，成员是: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余心清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王冶秋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尹达、夏鼐
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 张季纯
北京市园林局局长 刘仲华
这个班子为以后定陵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首次勘探试掘对象拟为永陵
吴晗在做好人事和行政安排的同时，考虑到长陵年头已久，情况会比较复杂，为慎重起见，他在邀约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有关同志商量后，决定对长陵进行实地勘测。为了保险起见，拟在正式发掘长陵之前，对永陵进行试掘。所有这些，在他给习仲勋秘书长的呈文中交待得很清楚。呈文原文如下:
习秘书长:
关于拟定明十三陵的长陵开发计划问题，遵照总理批示，我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邀约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的有关同志，进行了初步研究，就以下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组织长陵发掘委员会。拟由余心清（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尹达、夏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冶秋（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张季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刘仲华（北京市园林局局长）、吴晗（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等七人组成，负责拟具体开发计划。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召集。
二、鉴于长陵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地层很可能起了变化，发生土壤淤积，顶部下陷或流入地下水等现象。因此，在正式开发以前，应该进行一次科学的勘测工作，了解目前地下实际状况。商定在发掘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各抽调两个有业务经验的干部，由北京市抽调一人，组成勘测小组，由北京市负责召集。组织人力，进行一次初步勘测，必要时，拟请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协助进行，在年底提出勘测结果的书面报告。
三、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规模比长陵小，一部分地下门道已露出地表）进行部分试掘，深入了解陵墓结构、地形和安全情况，取得经验，以便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和编制概算，经国务院批准后，再正式进行长陵的发掘工作。
四、今后进行发掘工作的具体分工是: 业务技术领导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文化部负责，必要时，可请一些历史、考古和建筑工程方面的专家协助，提出意见; 行政、保卫、日常联系工作，以及劳动力的安排，均由北京市负责; 目前勘测用款也暂由北京市垫支，待正式预算报请国务院核拨专款后，再行归还。
拟即日起开始进行工作，特此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吴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抄送:
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余心清、尹达、夏鼐、王冶秋、张季纯、刘仲华同志、刘仁同志、张友渔、薛子正副市长。
由呈文可以看出，试掘对象拟为永陵。理由有两个：一是规模比长陵小；二是一部分地下门道已露出地表。事实上，永陵的规模，在十三陵当中，仅仅比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小，但整个规制都相当宏大，加上文物部门也有不同看法，试掘永陵之议只存“闪念”之间，从此未再提及。
究竟先试掘哪个陵？
这时，究竟先挖哪个陵作为试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说定陵有洞能入，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是：在此前的勘测中，曾发现南侧外墙皮有几层砌砖塌落，里面有砖砌券门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被误认为是定陵的墓道（实际上这并不是墓道，而很可能是运土的券门，这为4月14日北京市文化局的调察报告所证实）报告给了吴晗，遂有试掘定陵之议。
郭沫若院长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其间他多次和吴晗联系，研究工作的进展。在尘封的档案里，有一封吴晗副市长给郭老的信，在这封信中，吴晗首次提出试掘定陵。吴晗副市长给郭沫若院长的信如下:
郭老:
遵照您的指示，我在二十八日约集了科学院秦力生、王崇武、考古所夏鼐、文化部陈滋德等同志及市文化局的负责同志研究开发长陵的具体计划。大家都同意所需科学技术专家，由科学院和考古所负责抽调，一般技术人员由各方面调派。但由于考古所的科学技术专家现不在京，须在七八月间才能回来，夏鼐同志不久也将公出，如最近施工，乃无人负责技术领导。同时，没有挖掘古墓的经验，目前，虽然提出具体计划也难于实施。基于以上情况，大家意见是趁夏鼐同志在京期间，最近即先开发定陵。因为，定陵已显露在外，有洞能入，虽然规模较小，但与长陵比较，估计构造大体相同，能为开发长陵取得一些经验。俟取得经验后，再制定开发长陵的具体计划。这样，预计开发长陵工作需延至今年七八月才能进行。可否这样办理，请决定。手此，致以
敬礼!
吴晗
x月x日
自打郭沫若收到吴晗告知他定陵有洞能入的消息的信后，同样激动而兴奋的他就将其转交给了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习仲勋马上就试掘对象定为定陵一事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一言定鼎，同意在步骤上先试掘定陵，然后再发掘长陵。以下是有关的往来信件。1956年4月11日，习仲勋秘书长发出两封信，一封是给郭沫若院长的，一封是给吴晗副市长的。
给郭院长的信
郭老:
敬礼!
习仲勋
1956年4月11日
给吴副市长的信
吴晗副市长:
你四月二日给郭老的信，他已转来我处。关於发掘明陵事，我请示了总理，他同意在步骤上先发掘定陵，然后再发掘长陵。发掘明陵的组织工作和将来的陈列工作都由市文化局负责，现在郑振铎副部长兼考古所所长又不在京，所以有关发掘明陵工作会议的召集和主持，总理和郭老的意见还是由您担任为宜。除写信给您外，同时我将总理和郭老的意见也告诉了张友渔副市长。
敬礼
习仲勋
1956年4月11日
4月12日，吴将这封信送张友渔副市长处。张收到这封信后，在信的天头上批有:
请造具体计划和预算，送国务院核示。
张友渔
十四日
4月14日，张友渔副市长将此信退给吴晗，当天吴晗又将此信送文化部、文物局和市文化局，并写有:
梦庚，承佩，欣陶同志传阅。
吴晗
四月十四日
1956年4月11日，郭沫若院长接到习仲勋秘书长的信后，特别高兴，他于4月12日给吴晗副市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吴晗市长:
您给我的信，我转给了习仲勋秘书长，他并请示了总理，得到同意，是很愉快的。习秘书长已有信给您，要您负责处理，今后就可以放手做了。我望您趁早再召集文化部和科学院有关同志，商讨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祝成功！
郭沫若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二日
郭老当时是“通天”的。他接到吴晗的信后，就马上转交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而习立即就此事请示了周总理，获得批准：在步骤上先试掘定陵，然后再开发长陵；而北京市办事按部就班，所以步调上就慢了半拍。
1956年3月30日，市文化局已责成朱欣陶主任派文物组干部前往十三陵调查，调查结束后，市文化局于4月4日给王昆仑副市长写了报告。这份报告，是北京市文化局呈王昆仑副市长的，同时，也给吴晗抄送一份。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北京市文化局
关于开发明十三陵的试掘意见
王副市长：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吴副市长代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召集有关部门会议，讨论了明十三陵开发的问题，指定我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先行调查，选定试掘对象。三月三十日已派该组干部三人前往，现已调查完竣，兹将初步意见列后，请考虑决定。
一、十三陵中，以长陵最大，思陵最小（思陵系用田贵妃墓穴），从陵园外部的建筑制度来看，各不相同，我们开发明陵，以长陵为主要目标，从时间上讲，献陵（朱高炽）的营建年月距长陵最近，陵墓内部建筑结构和祭祀制度，当变化较小，对定陵的开发可提供正确的材料，且仁宗（朱高炽）的统治年限很短，陵墓不大，便于发掘。
二、试掘工人，从当地农业社很难抽调，必须从北京或昌平区带去，这样工人食宿必先有适当安排，献陵离长陵最近，便于和十三陵管理处联系。
三、传言定陵已露出墓道，故有试掘定陵之议。经我局文物组调查，虽然定陵封土围墙西南隅，露出有券门，但并不是墓道，很可能是运土的券门（在墓室建好后，运输封土，不能从陵墓正门出入，所以围墙另开旁门出入，全部竣工后，便又把券门砌好。砖券在墙内表面不显）。神宗（定陵、朱翊钧）统治最久，达四十八年，因之陵墓规模很大（仅次于长陵），不适于试掘。
四、定陵距长陵较远，又隔一道河滩，当地同志谈，夏季山洪暴发，常数日不能通行，所以试掘定陵，不如献陵方便。
五、十三陵中（长、景、永陵外）明楼、方城、围墙的保存，献陵比较完整（定陵情况和献陵差不多），发掘后，修复开放，所费不大。
是否可行，请批示。
附件：十三陵示意图一份。
北京市文化局（公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抄送：吴副市长办公室
联系人：邢以春
自从总理批准试掘对象为定陵后，吴晗遵照郭老的建议，召集文化部、科学院和北京市有关同志，于1956年4月13日，主持召开了开发长陵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拟讨论三个问题，其间北京市文物组的报告引起的波澜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份报告，无疑在吴晗、夏鼐等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试掘定陵的请示总理已经同意，不料又冒出新的议题，这可急坏了大家，该怎么办？况且眼看就要过五一节，雨季即将来临，如不及早决定，对挖掘工作将十分不利。
面对以上局面，大家寝食难安，举棋难定。
最后，在夏鼐的提议下，大家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试掘定陵后面加个括号（或献陵），即：试掘定陵（或献陵）。于是在4月27日由吴晗主持的开发长陵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
讨论开发长陵会议纪要
时 间：1956年4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时
地 点：市人民委员会二楼中客厅
出 席：吴 晗、夏 鼐（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滋德（文化部文物局）、梁 丹（市文化局）、朱欣陶（文化局文物组）、吴 瑜（王副市长办公室）。
主 席：吴副市长
决 定：
一、在开发长陵前，先试掘定陵（或献陵），成立试掘定陵3人小组，由夏鼐副所长、陈滋德处长、朱欣陶主任组成。负责具体领导试掘工作。
二、在试掘定陵（或献陵）工作的分工方面，陵外除土工作由市文化局文物组负责进行；陵墓内部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负责进行；发掘出来的文物的整理、修补和保管工作由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负责进行。
三、试掘定陵（或献陵）工作应立即着手进行，全部试掘工作在1956年雨季来临以前完成，并请试掘三人小组即做出开发工作计划和预算报核。
1956年4月27日
主意倒是有了，可是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别说送呈周总理了。试掘定陵（或献陵），你到底试掘哪一个？连试掘对象都确定不了，定陵规模大于献陵，财政部按哪个下达拨款？试掘人马到底是驻扎定陵还是献陵？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4月14日以后，时间在煎熬中度过。
吴晗接着召开会议，议题为：一是讨论向中央财政部报预算款；二是讨论在雨季到来之前争取在五月开工；三是研究开工没有资金怎么办。经协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
一、向中央财政部报预算款21万余元（这是个概数）。
二、财政部的预算款未批下之前，由北京市财政局先垫款，等财政部的款批下来之后，再还款于市财政局。
三、立即筹备，争取在五月份开工挖掘。
当时，开工发掘的担子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肩上，也就是落在了副所长夏鼐肩上。当时，由于考古所的业务人员都在河南、陕西工地工作，所里抽不出人来。这项工作当时带有政治性，夏不敢怠慢，赶紧从河南田野工地上把考古所具有田野发掘经验的白万玉急调回京。
白万玉回京后，夏交待任务，白又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去十三陵考察。白万玉，大家都称他“白老”，那时他已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在考古界也是个老前辈。他多年和那些著名的学者专家一起工作。他曾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斯文·赫定在新疆发掘过; 另据他的儿子白大奎说，他也曾与裴文中、贾兰坡在周口店发掘过北京猿人化石。为此，裴文中给白万玉250 元大洋作为奖励。白老在考古所是很受尊敬的。因他年龄较大，领导照顾他，没有给他任何官衔，但他说话有一定份量。
白老从十三陵考察回来，找夏所长汇报说:“长陵是一个开放的公园，游人很多，我们要挖长陵就得封闭，况且谁也没有发掘过皇帝的大墓; 除孙殿英用炸药炸开西太后和乾隆的墓外，没有谁科学地挖过皇帝陵。如果把长陵公园挖个乱七八糟，找不到门怎么交待？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有个想法，咱们是否先挖一个别的陵？取得经验后再挖长陵。”这时，夏所长不语。白老接着说:“我和十三陵公园管理处的李主任谈了，他建议咱们挖定陵。他说的理由是:
（1）十三陵除长陵外，永陵、定陵建筑规模也不小，定陵除明楼、围墙外，地面上的建筑无存了，而且游人很少去，比较安静;
（2）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比较长（48年），估计殉葬的东西也不会少;
（3）那里的交通比较方便（紧靠昭陵村）。如果你们挖永陵也行，但是吃水的问题不好解决，同时永陵交通也不便。”
当时夏所长没表态，看样子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事后，白老跟我们说:“当时，我的为难情绪可大啦，如果把长陵公园挖个乱七八糟，找不到门，不但没法交待，丢人也就丢大了。”白老提出建议后，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先挖定陵做试点就定下来了。
历史就是这样，定来定去，发掘的目标最终就定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上，使得这座沉睡了几百年的陵墓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来源：学苑出版社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