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二江看“奴才学”的社会需求

观雨堂主

一

十余年前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署名文章，内容是说“五毒俱全”的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有一部“专著”问世，书名标题为《下级学》。据云此书公然赞许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绍并宣扬官场种种交易技术，专门传授下级如何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作不 同应酬，下级如何拍马，如何吹捧迎合上级以换取将来的权力。“五毒”是指“吹”、“ 卖”（官）、“嫖”、“赌”、“贪”。

当然，张二江及其《下级学》遭到冠冕堂皇、居高临下的抨击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据说某权威媒体又将此书斥之为《奴才学》。 将《下级学》称为《奴才学》不仅很贴切而且一语中的，虽然在现实中“下级”也许不全部等于奴才，但奴才来自“下级”却是基本事实。张二江在书中介绍的官场交易术，又有谁能否认这正是对社会真实的阐释。况且，大量今日之贪官，往往正是昨日之奴才。

在中国连小学生都明白，若不懂官场交易术，在官场上一天也混不下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奴才与旧时代的奴才虽系一脉相承，但在贪黑与无耻的程度上，却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现代奴才还会驾小车、懂点洋文、能玩电脑，既可以是张二江一类的各级官员，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学校的教师，当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车贩浆之流；相反，一个家庭保姆、一个机构或一个小区的守门人却可能不是奴才。即使是旧时代的奴隶也不见得就是奴才，因为面对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隶也许会“装聋作哑”，有时还“又懒又笨”，甚至能“宁死不屈”。《红楼梦》里的晴雯，虽生为下贱但绝不是奴才。也唯其如此，倘晴雯生活在今天，估计十有八九与宝玉一样，很难当一个成功的主子。

二

有趣的是，至少约在近30余年来，坊间还流传着另一本“奇书”，标题为《厚黑学》。那是指导奴才成为主子后，如何在官场博弈的“学问”。其基本要义是当官最讲究脸皮要厚 、心要黑。《下级学》与《厚黑学》并列甚称“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当奴才，后者探讨怎样做主子，相互间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内在逻辑联系。

《厚黑学》成书在腐朽的大清王朝，当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级学》竟问世于21世纪初的今天，这就有点意思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张二江既心甘情愿地充当某些“上级”的奴才，又把自己当成其下属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干过。在我看来如此对张二江的概括评价，不仅恰如其分，甚至有画龙点睛之妙。不过这其中似乎还存在两个对偶问题被淡化处理了： （1）张二江在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奴才的时候，是否可以说那“上级”正是张二江的“主子”呢？（2）二江在将自己当成下属的“主子”时，又是否即意味着其下属即是二江的奴才呢？

当初二江的上下级领导同志们切勿误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并无与领导开玩笑的兴趣。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从一般常识出发就事论事而已。通常而 言，今日之奴才成为明日主子的概率极大，而奴才一旦当上主子，往往主子更像主子、也更贪。其原因就在于如张二江这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级”的主子依然是奴才，所以深谙奴才的心态。同时“下级”对奴才的供给，又必将使主子在权力的专断滥用与寻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无恐。大凡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级”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丑态百出的奴才。

如此看来所谓“奴才思想”，还需二江来“公然鼓吹宣扬”吗？《下级学》问世的1年前 ，报载河南省卢氏县就有奴才与主子合作，上演了一出丑态百出的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县委书记杜保干的继父去世，县里各乡镇、局委领导全来奔丧。表现最抢眼的竟是范某、张某、薛某等三名乡镇党委书记。他们备好孝袍、孝帽，一下车即披孝带帽直奔灵堂大放悲声，比死者嫡系亲属更悲痛。

下葬那天，范书记突然拨开众人扑在灵前，一口一声“亲爹”地嚎啕，任人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杜保干过来朝范的屁股上踢一脚，说：“我知道了，起来吧！”堂堂范书记才擦着眼泪鼻涕爬起来。紧接其后的张书记一看急了，也猛跨一步“扑通”跪倒，也是一口一声地哭起“亲爹”，依然是谁来劝都无效，最后还是杜保干过来朝屁股上踢一脚，说：“起来吧，我知道了”，才意犹未尽地收泪止哭。眼看此形势急坏了一旁的薛书记，唯有责怪自己反应迟钝。

按当地风俗下葬时还应有孝子打幡、捧 盆，杜保干正为一时未找到瓦盆而说了一句“美中不足”，话未落音这位薛书记迅即甩开大步走到杜保干面前，前腿弓后退蹬地从怀里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书记，盆— —在——这——里——！” 难道说，这些乡镇党委书记们，是因为学了《下级学》才懂得捕捉这样的交易机会的吗？ 恐怕不见得！也许这些奴才倒确实需要认真学习钻研《下级学》，因为他们拍马溜须的嘴 脸太露骨、太公开化、太无所顾忌，他们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过，也可能他们是太迫不及待了。

三

说实在的，我无意从伦理的角度谴责这些现代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我保存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制度与权力无约束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权和人身依附基础之上的一种传统。说得规范点，是臣民型文化；说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文化。

自古以来人们常将“多磕头，少说话”视为老成世故，其中道理颇值得玩味。李莲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监面前却是主子；一个太监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时代，必然会有对太监的需求，对太监的需求和供给，绝对是与皇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同理，凡有独断专权的主子，必有对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过人之处，就在于面对重权在握的“上级”，能不露痕迹而又效率极高地阿谀逢迎，以至放弃自己的尊严、人格和自由。这种放弃是一种交易，也是一种投资。因为这种放弃有利于降低奴才在仕途中的交易成本 ，从而获得自己在远期所需的权力和收益最大化。作为一种赤裸的交易，其暗含的条件是 ：（1）交易必须能使“上级”和“下级”双方都带来预期收益；（2）“下级”有足够的 信心预期“上级”对自己许诺的履行，“下级”一旦发现“上级”没有诚信履行自己的许 诺，则“下级”供给奴才的激励便会消散。

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不会违约，原因是诚信与履行的结果是上下级的双赢。没有这样的诚信与履行，也就是没有对奴才的供给。在奴才与主子的交易中，绝大多数的主子却能保持较高程度的诚信，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但鲜有人对此加以关注。 奴才与主子之间又存在着博弈关系，“上级”刚愎自用的作风与大权独揽的策略选择，直接影响到“下级”逢迎拍马的对策选择。只有在上下级之间的互动下，才会有奴才不断浮出水面。

在一个组织或政府机构里，如果人们选择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则“下级”绝不愿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可交易的对象。而且当他观察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约束，自然也不会产生交易动机；相反，如果大家选择的是假民 主真极权制度，凡决策权乃至话语权，都按权力的级别高低来分配，则“下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策略。

一是面对权力垄断的主子争相献媚取悦、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争当奴才，成为优势策略，目的在于换取远期的权力与收益最大。民间谚云“大丈夫能伸能屈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奴才哲学的阿Q式认可；另一种是坚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 、不愿当奴才，虽有时可能在重压之下迫不得已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但绝不出卖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这两种不同策略选择带来不同后果，前者收益必然远大于零，其结果正是所谓春风得意、心想事成，不仅能升官晋级权力有加，货币收益也日见增长；后者则收益小于零，表现为办事处处不顺，交易成本上升，该晋升时也不能晋升。

奴才不仅是上下级博弈的产物，也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在一个假民主真极权的环境里，环境会自然选择奴才，同时淘汰那些不愿出售尊严的人格独立者，从而在人类社会里形成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大凡奴才成群的政府机构 或组织里，那里肯定有一个凌驾于众人头上的主子；那里所奉行的，也必然是践踏民主与自由的极权主义制度。

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组织内，当奴才占据一定比例时，不仅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减少，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巨大障碍。原因在于，奴才也是 M.奥尔森教授指陈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中的一个角色，尽管只是无足轻重的配角，分得的也只是残羹冷炙。当然，奴才有预期远见，也有耐心。

四

奴才型文化强调政治权力，并认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基础，是人的意志和行为。在光荣革命以前的西欧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观念是所谓“君权神授”。这与中国历代把皇帝视为“真命天子”的观念正好相符。“君权神授”的观念，最初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古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强调人世间的一切皆由“天命”或“宿命”所决定。

作为犹太圣经的《旧约》同样深受此种观念形态的支配，所以后人将犹太圣经称为世界上的“神教教义之母”。17世纪英国思想家 T.霍布斯推倒了“君权神授”论，并用权力的契约理论取而代之。霍布斯在客观上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他的结论却是依靠权力，强制推行和平状态，以避免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与契约论，论证过程则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分析的基础上，并抽掉了专制主义的法理基础。在《列维坦》一书中，霍布斯认为人们在缺乏强权政府的情况下，就等于处在一种无序的丛林法则中，相互间会出现无休止的争斗与掠夺，因此需要建立由政府统治的社会秩序，以结束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和欺强凌弱的状态。同时为使此种社会约束获得巩固，又需要一个如同水族大王列维坦一样的权力拥有者，依靠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凌驾于公众头上发号施令。列维坦正是全部社会最具权威的主子，奴才也将批量供给。整体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大大小小的主子无一例外地形成对奴才的需求。

在现代威权体系中，多数情况下的第一代“列维坦”总是强有力的暴君，而第二代第三代“列维坦”，可能会从原先的奴才中提拔而出。光荣革命时期，霍布斯关于权力的契约理论被洛克的政府理论所取代。然而300余年来的 绝对权力观念，在一些东亚国家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更显顽固。大陆官员无法接受霍布斯在《列维坦》中的推导过程，但对强权的列维坦统治观念的维护，却能不遗余力。

J.洛克是崇尚人的自然权利的重要思想家，洛克《政府论》的伟大意义，在于对政府提出一种类似 信托关系的契约论解释。如果政府不能为民众提供财产安全与自由保证的托管，民众何必要信任并委托这个政府呢？在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者来看，公众“对生命、自由和财产” 的所有权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自然权利，只是这些权利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由于具体规定与操作的不便而难以获得保障，所以才需要人们相互订立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政府 。

根据洛克的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及其官员只要成为凌驾于公众之上的主子，就会形成对奴才的社会需求。哪里对奴才有需求，那里就有人愿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形成奴才的供给。只有当公众成为政府的委托人或主人，对奴才的社会需求才会下降到零点。 政府是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得不保留的，所以被潘恩称为“不能缺少的坏东西”。

防备社会形成对奴才的需求，方法与将政府权力关进笼子的原理相同：一是对政府权力加以分割，二是用宪政制度约束政府。这也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前提。在一群奴才围着权高位重的主子转的社会里，所谓市场必定是寻租场。

五

据网上信息，张二江早在几年前已提前获释。今天人们不难发现，与当下怀揣几十亿、几百亿的巨贪相比，二江的所谓“五毒俱全”又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甚至与动辄就拥有几个亿的村官相比，二江也让人有明显“落伍”的感觉。这一切仿佛对二江也是一种嘲弄：你二江在《下级学》中，卖弄你在官场内隐蔽的交易技术，另一些人却毫不声张，举手之劳便日进万金。尤其显而易见的是，二江仅获一个学士学位，而今大批巨贪中，哪一个不是身揣著博士学位？这一切都暗谕著，对奴才的社会需求，至今依然很旺盛。一个人若没有特殊的身份，又想挤入“高端群体”或“上流社会”的圈子，除了必须先廉价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甘当奴才之外，恐怕没有其他门路。

原题：《“奴才学”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