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右二）与作家阎连科（左二），14日晚间就“文学的伤逝”展开对谈。作家张悦然（左一）担任主持，Eric（右一）担任翻译。
当科尔姆·托宾遇到阎连科会怎样？14日晚间的人民大学，这两位小说高手从“文学的伤逝”开始，聊到个人经验书写，聊到文学传统的接续，机锋迭出，笑料不断。
中国作家缺少托宾文字中的优雅和忧伤
作为爱尔兰最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托宾不仅是布克奖常客，也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近年来，他的著作陆续由99读书人引进中国，托宾本人来华次数也不少。这一次的日程排得颇为紧凑，他此前已经在成都、上海举行了多场演讲、活动。
托宾这次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宣传即将面世的中文版《诺拉·韦伯斯特》。这部小说讲的是家庭妇女诺拉·韦伯斯特中年丧夫，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的故事。主人公原型正是托宾自己的母亲。12岁那年，托宾的父亲去世，家人有三四年的时间都避谈这个话题。小说也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作者很多虚构细节而成的。
作为东道主的阎连科，首先借天气恭维托宾，“托宾来之前三四天都是雾霾，他今天到了之后，北京突然天空非常晴朗（一旁的张悦然插话说‘托宾蓝’）。感谢他的到来，如果他不来，我们可能还生活在雾霾当中。”
随后他呼应托宾关于“伤逝”的发言：“托宾十二岁失去父亲，我在二十五六岁失去父亲。托宾那种敏感、细腻可能和他十二岁失去父亲有密切联系。阎连科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对死亡的恐惧？可能一个人在二十五六岁和十二岁时体验的死亡非常不同。”阎连科仍记得父亲死在他怀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连科，我真的没救了吗？”那种恐惧至今犹在。
托宾赞扬阎连科《耙耧天歌》里写鬼魂“不可思议”。阎连科则表示，自己看《红楼梦》，一直都认为曹雪芹是女的，因为无法相信男作家可以写出那么多美丽的女性。三年前看到托宾《母与子》，觉得作者照片肯定是错的，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男的”。一旁的托宾听了笑着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以示同意。阎连科接着说，后来看到《大师》，更坚定了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女的，怎能有如此细腻的文字？”
玩笑背后也有所指，阎连科说，托宾真正的境界，不在于他笔下的女性有多漂亮，而是那种文字里的优雅，是中国作家所没有的，“中国作家太缺少这种优雅和忧伤。”
托宾则顺着思路说，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戏剧。那其中最有味道的都是女人的声音。比如像安提戈涅，她不是国王，没有权力，所以她的声音有味道、有深度。那些被危害角色的女性，因无力而愤怒，他们的声音总能引起共鸣。
爱尔兰作家托宾。
托宾24岁的作品可以作为中国短篇小说的教科书
阎连科对托宾的赞美还没完。他提到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中那篇《路上》，“这个小说的伟大，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短篇小说的教科书。”得知那是托宾24岁时的作品，阎连科感觉“当时完全就崩溃了”。
托宾则回忆起对自己影响颇大的一篇小说，“我很早看到弗兰克·奥康纳写的《在火车上》。故事讲的是在小村子里的妻子杀了丈夫，有二十多个村民跟她去都柏林法院，为她作证说不可能杀了丈夫。但故事开头就是他们坐火车回去，这些村民不再和她讲话。事实上，对她的惩罚不是法律的，而是人间的。我从那里学到了写小说最重要的不是写出大事件，而是写大事件后会发生什么，不是今天而是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事件，写事件本身是记者的任务。写事件的第二天，则是作家的任务。”
小说可以写个人，也可以写历史
《诺拉·韦伯斯特》的简体中文版即将上市。这部作品也和托宾此前的作品一样，其中有他本身经历的投射。
阎连科据此提出问题：“我在托宾的小说中清晰看到个人经验的存在，但这在阎连科身上乃至一代作家身上，为什么消失了？中国文学本来有很强的抒情性，为什么到我们这代作家不存在了？”
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并非如此，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明明是失去丈夫之后的抒情，却往往被解读为家国仇恨。再比如《红楼梦》明明是曹雪芹写个人家族，也被解读为清朝的没落。包括鲁迅的小说《伤逝》，那里面强烈的抒情性，涓生对子君的感情，也被强行加上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这就导致我们个人抒情的消失，尤其1949年之后。当这个传统消失后，我们中国文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强加’（逐渐）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失去了个人的抒情，失去了个人对灵魂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品都要和家国联系起来。”阎连科说，见过托宾后，自己的写作将会发生一点变化。
托宾依然还是从自己的作品出发回应这样的问题。他说《布鲁克林》也就写了一个女孩的经验，从爱尔兰到纽约一个人的故事。一百五十年来，爱尔兰人一直特别穷，有机会就去国外谋生。但当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恰好爱尔兰经济比较好，人不出去了，留在国内盖房。他就意识到他们可能在慢慢忘掉父亲、母亲的经验，忘记爷爷曾经背了一个皮包什么都没有就去追求美国梦。他们认为一到美国就可以挣钱，可以很快乐。
托宾说，虽然故事写了一个人的经验，但是写这个人的特写时候，偶尔也得“拉一拉”，提醒读者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个时候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前也有很多小说，写更广大的社会和历史视角。像狄更斯，如果你想了解当时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当时人生活的情况，可能最好的方法是看当时的小说而不是记者报道或者历史书。作家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帮助周围的人创造了当时社会的概念。
他表示，自己回到爱尔兰也会跟爱尔兰的作家说，应该跟中国作家学习，能不能给社会画个大画？小说非常有弹性，可以写个人也可以写社会。为什么一直以来小说没有消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开放性。
托宾（左一）在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班学员讲课。
托宾：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不看爱尔兰小说
当天担任主持人的作家张悦然也就爱尔兰文学的传统，向托宾提问。托宾回答说，爱尔兰独立后有28年的时间曾经审查特别严，直到1965、1966年的时候才解除。后来当自己花钱买书的时候，欧洲的小说、世界的小说都可以看，卡夫卡这样的作家都可以看。所以他就不看爱尔兰小说，“爱尔兰小说就是写下雨，或者即将下雨。我不要看那些东西，我要看海明威去西班牙和所有人睡（那种东西）。我自己本来生活就很闷，（所以不爱看爱尔兰小说），连欧洲小说的闷都比爱尔兰的闷好。”
当然托宾后来年纪大了，也慢慢改变了，去读爱尔兰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
张悦然转而把这个问题抛给身边的阎连科。阎连科答道，自己二十岁之前没看过外国文学，看的都是红色经典、革命故事，并且以为全世界小说都这样。直到20岁到了军队图书馆，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当时他先读的是《飘》，因为封面女演员特别漂亮。看完《飘》之后他发现革命小说确实特别革命，而且非常无聊。谈到对中国文学传统，他说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我们对西方文学更为熟悉，对中国传统比较疏离。
阎连科认为，托宾对中国文学的症结总结非常正确。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现在中国记者特别无奈，什么也做不了，可能把一些事情留给了作家。中国作家不是不知道如何处理（题材），但是当记者完不成任务时，作家帮了一点忙。
阎连科提问：死亡之美写得如此震撼
在对谈尾声阶段，阎连科也提了一个问题给托宾：“《大师》那个小说让我特别惊奇。亨利妹妹走的时候，你用那么美丽、准确的文字写太平间，我感到一种震撼的美，非常不可思议，怎样才能做到这样？”
托宾回答说，在小说里写死亡确实非常难以把握。亨利·詹姆斯在他自己的小说中也写到了死亡和哀伤的场景。他妹妹四十岁的时候去世，之前保留了很多日记。在她去世的第二天，亨利·詹姆斯给他哥哥写信描述这些。所以自己写作《大师》的时候有足够信息。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信息多了也有麻烦。你有那么多信息，怎样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而不是简单写这个人死了？为了那几页文字，托宾说写作过程非常艰难，“我呢，本来有一头长发，就是因为写了那个小说，尤其是那个场景，就成了今天这样了。”托宾再次拿自己的光头开玩笑，引发现场大笑。
托宾最后还说，今年是爱尔兰起义一百周年，那次起义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独立。托宾的爷爷也参与了当时的反抗，结果被关了起来，所以全家都十分讨厌英国。每当电视里出现英国女王，他们就说关掉关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热爱莎士比亚、狄更斯和所有英国十九世纪的诗人。爱尔兰革命的那些领导，也都特别热爱英国文学。
所以文学有这样一个特点，是可以脱离国家的边界和界限。比如自己看阎连科的小说，就不会觉得是在看中国小说，而只是非常棒的小说。读文学的时候也不会联想到政治。事实上在联合国出现之前，作家早就想到，读者可以通过文学直接连通到别的国家人心里。作家已经想象了这样一个世界。
在当天最后的互动环节，有读者提问托宾：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作品和最想推荐给中国读者的作品是什么？托宾回答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个贵妇的画像》。至于要看的书，那有很多。如果看他自己的作品，推荐看一个短篇小说《长冬》，看完再去看亨利·詹姆斯。
来源：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