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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记者:给媒体人的四个忠告(精编版)
Published:2020-03-07 15:12:29    Text Size:【BIG】【MEDIUM】【SMALL

给媒体人的四个忠告(精编版)

撰稿/刘诚

 

1

接触家长多,常有人咨询高考志愿。他们说,你看学法律好不好?我说,不好。

有些家长出于某种浪漫的想法,老想着孩子将来当一名律师,既体面又自由还挣大钱,真正的中产,觉得就多么多么的好;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还是不要碰法律,因为在中国这样深厚的人治背景下,律师夹在国家机器中间,事实上很难有什么大作为。我本人便是一个例子——我学中文,后来一举考取律师资格,当时就想做律师,然后呢?然后,做了一段觉得不爽,于是离开这个行当,又回到了写作。

我觉得还是写作比较自由,更有尊严;如果继续留在律师这个行当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绝对不会有后来我在文学领域的那些作品。

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也很少推荐考生学新闻——这并非我对记者这种职业有什么偏见,恰恰相反,作为一种职业,记者真是太伟大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正因为太伟大,也就太高难,看看国际上那些名记,哪个不是提着脑袋干活的?正因为太伟大,我反而更担心人们因为缺乏对其应有的敬畏而轻率地辱没了它的尊严。再说了,中国记者毕竟不同于他们的外国同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制定新闻法,记者能做啥,不能做啥,都不明确。

记者是什么?世界公认第四权力的持有者,无冕之王,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平起平坐,哪里都能去,谁都可以见,在中国反而进退失据,动辄得咎,往往很难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

至于现今活跃在疫情核心区的大批中国记者,我对你们保持着应有的尊敬。首先你们能离开家人去往疫区,显示在你们身上并不缺乏一个记者应有的牺牲精神。

事实上,当你们被派往武汉前线的那一刻,和国外那些勇敢的战地记者告别家人去往前线,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你们面对的都是战争,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是热战,是真枪真炮,你们面对的是暗战,是武装到牙齿而又像魔鬼一样飘忽不定的新冠病毒,都处在火线的最前沿,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当然你们并非孤军奋战,和你们并肩作战的有很多人,其中就有一位作家也被封堵在武汉城内,她叫方方。所不同的是,方方拿出的是她的封城日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网友追捧,通过方方日记了解围城内的真相,你们拿出了什么呢?考察你们发表在媒体的大量报道,要么不疼不氧,读来不如不读,根本无法回应大众的焦点期待;要么一个劲地煽情制造感动,反常得离谱,荒诞得离奇,读来浪费时间,反而侮辱智商。如果把作家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看作是一种竞争的话,很不幸,在这场职业的竞争中,你们已经铁定是失败的一方。

请允许我在此简要列举你们所作出的那些报道并多少作一点必要的点评吧。

●据媒体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似乎有人低调行善,要么到派出所,要么到政府办公室,二话不说扔下一万元就走。细心网友统计,此类“丢下就跑”的报道共达41则之多。(真不知中国人到底怎么啦?给我的感觉,这些中国人好像不大正常。因为他们不明不白就把钱扔到派出所或政府办公室。这中国人真是太好了,再者也真是不差钱,因为他不明不白就能扔。有这样的傻瓜吗?他扔下一万元,有的扔下六万元,什么意思呢这都?是支持防疫吗?如此就能支持了武汉吗?不是老大娘跌倒在街上扶都没人敢扶吗?退一万步,就算中国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那么值得肯定吗?就不怕对其他人形成不必要的道德绑架吗?)

●来自微博云剪的报道:贵阳市人民医院护士周虹,家有年迈父母,丈夫2014年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大年初三她跟随医疗队前往武汉,周虹母亲决定承担起照顾女婿的工作。丈夫虽卧病在床,但他好像知道妻子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只要一有人提起周虹,丈夫便会露出笑容。(真是奇迹,只要谈论抗疫,连植物人都不再植物了,仅此一条便是巨功,大可以作为植物人特殊疗法在全世界推广了。)

●据《华商报》,家住洋县的护士王慧,大年初一凌晨3点将出生不到20天的双胞胎哄睡后,让丈夫雍波开车将她送到了远在西安的西京医院支援防疫。早上6:30送达,雍波对妻子说:“我赶紧回呀,不然孩子看不到我们会哭。”10点左右雍波安全到家,刚起床不久的两个孩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吗去了?”雍波哄着说:“妈妈上班班,回来给你们买糖糖。”(有谁见过出生二十天就说话的婴儿吗?听说老家县出了这种事,我的感觉是妖精降世了——想想出生二十天就会说话,还不是妖吗?按理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紧急汇聚洋县,对这个孩子进行保护性研究,说不定能成为火星男孩第二呢!但如果没有这事,作为洋县人,我们有理由要求写这种稿子的记者和相关媒体承担责任,因为你们侮辱了洋县人,已经使洋县人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因此事而深深蒙羞。)

 ●甘肃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2月15日启程,其中省妇幼保健院派出15名护理人员。报道显示,15名护理人员中有14名女护士被剃了光头,视频中部分护理人员理发时落泪,理发师还将剪掉的头发在护理人员面前“展示”。(此事有图有真相不涉及编造,但价值取向明显偏差: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就不能剪短发吗?如果一定要剃光头,能不能不上镜?这样的人血馒头好吃吗?号称出于自愿,而我们看到是当自己多年精心梳理的长发被剪掉后女护士不忍看,把头难过地扭开了。为了寻找泪点,渲染悲壮出征的场面,它就可以这么搞,媒体之毫无职业操守,令人震惊!)

 ●由此想到几年前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报道。(说来也真是反常。首先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是谁看到的?怎么看到的?这人在哪?他为什么这么喜爱党章,以至于学习不够、背诵不够,还要工工整整手抄;手抄也便罢了,又何以偏偏被人看到,还允许别人报道出来?为什么要把抄写党章这种政治意味很浓的事放在新婚之夜这样一个非常私密化的特殊时刻来做?这样做究竟有何用意?真是这样我看这婚也不必结了,直接去建设工程工地夜以继日义务干活好了;因为结婚生儿育女过小日子这种事,和社会主义宏大叙事格格不入。我只能说,这样丝毫没有半点人性的蠢货,他就算学了党章,像抄写佛经一样抄写了无数次党章,也决不会是个好党员,党要这样的蠢人没用。那么多党政大员,他们乍不去抄党章?可见只有不正常的蠢人,或者想投机取巧又千方百计想被人知道的投机分子才这么做,这说明党已经被人盯上了,有野心家想往党里混。说穿了,这样的人和事不值得提倡,它不是啥好榜样。人做这事,那是心术不正;媒体报道,那是媒体不正常,反智,反人性;如属凭空编造则更属违背新闻良心,应该被查处。)

这样的一些新闻,有些大家不信也就算了,也没有人去追究,你是官媒,老百姓怎么追究?也有一些因为反常到离谱,搞得一片哗然,网友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相关媒体张口结舌,只好厚着脸皮出来道歉拉倒。比如华商报就出来道歉了,声称校对不严出现文字失误,请求各方原谅。依我看这道歉还不如不道,因为事实上并非什么校对失误,多半是因为编故事编惯了,他们知道事实上也没多少人看,看了也不会较真,就算编得再离谱也没人当真,反正完成任务就好,总比去实地考察采访既危险又跑断腿来得快,没想到玩过头了,久走夜路撞见了鬼。

难怪疫情爆发一个多月来大家都在读方方;也难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这样抱怨:“几百人组成的新闻工作者奔赴疫区。然而,他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信然。试想如此搞法,如此职业操守,媒体人惰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又能指望这样的记者作出怎样的报道呢?向这样的媒体人要求真实,岂非南辕北辄,缘木求鱼!

不过话说回来,方方日记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记载了一些封城以来武汉疫情的动向,多属听到的看到的点滴、局部,支离破碎,挂一漏万,远远谈不上全景式的实录;再就是方方本人面对疫情的一些思考,一些期盼,一些担忧,一些情绪。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呢?原因在于方方忠实于自我观察,自我的心灵,而你们带着政治正确的枷锁,只能在上级划定的区域内活动,按某种政治正确的要求去写作。你们忠诚的只是上级要求,你们并不是记者,充其量只是宣传员,因为你们已经偏离了媒体从业人的底线。

方方胜出,并不是胜在技巧和文字的娴熟而在品格——她忠于自己的心灵。你们作为媒体人的失败,也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勤奋,或者文字活还不够纯熟,而是败在品格——在权力和真实面前,你们选择了权力。

如今可好,无论武汉城内城外那么多的读者,那么多的电视、报纸,上面说些啥,大家完全不在乎,却去追看一位作家的日记,说明啥?说明我们的一些媒体破产了。

这话虽然难听,可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当你不存在,还不是破产吗。


3

我们无意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你们,因为不可能都著名,都做英雄。

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著名,成为英雄,但因为每一个人未必都愿意像那些著名的战地记者一样作出那么大的牺牲,所以大多数人只能以一个普通人终老一生。只是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普通人就可以没有底线,一个普通人如果不能守住作为普通人的底线,怕是连一个普通人也做不成。很可能到最后,用中国人的老话讲,就是连人皮都搞丢了。

鉴于此,我对身在疫区的记者朋友们——媒体的从业者有些什么忠告呢?

第一个忠告:我希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各位都不要去编造新闻。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一旦离开真实,新闻必死无疑。新闻的真实指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即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和经过都经得起核对。它包括事实真实、过程真实、有限度真实、即时性真实四个方面。什么意思?划重点:它意味着媒体从业人,一是只忠实于真相,不受政治任务干扰。二是忠实于每一个角度的真实,而不是选择性的局部真实,只寻找那些希望看到或领导看到觉得高兴的真实进行报道,而对那些领导不想看到,或者看到觉得不快的东西却视而不见。三是正面的报道,反面的也报道,喜要报,忧也要报,不能有选择的报道。在真实性之下才是时效性——没有真实的新闻,对世界进行了歪曲的反映,时效性再强又有何用?当新闻遵循政治的要求去写作,沦为宣传广告品,新闻当然死掉了。

第二个忠告:如果情况特别特别紧急,任务特别特别的重,上面作为政治任务一级一级压了下来,一定要对事实进行一些改造,也就是说一定要“编”,大量的新闻都因为不符合上级要求而不能采访、不能写也不能碰,只能编造一些看上去正确而其实哄鬼鬼都不信的东西,假如我是记者,我会怎么做呢?最好的办法是辞职,这是挽回记者尊严的唯一有效办法。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辞职,怎么办?我的忠告是:尽量写自己能写的,回避那些不能写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如果不能说我想说的,还不能尽量回避那些我不想说的吗?我可以选择不说,或者少说。如此我可能因做不出领导要求的成绩,老出不了成绩,多少显得平庸,但我拒绝了撒谎,也算守住了作为新闻媒体人的底线。

第三个忠告:假定我不是英雄,没有守住真实的底线,也无法保持沉默,我会怎么做呢?如果我做不到真实,底线一再突破,我作为媒体人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不断地下坠,下面还有没有可守的底线呢?如果我迫于职业的压力,一定要制造“新闻”,不制造就会挨领导训,我会怎么做?假如是我,那就编得更像那么一回事吧。我会尽量编造得不要太离谱,不要太反智,编出来之后,我会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打量一下,看看我编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哪里不对,有没有不近人情的地方,看看它们能不能取信于人,而不是站在一个妖的立场上,编出一大堆让常人感到反常的、反智的东西,让人看了哄堂大笑。这应该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为了完成任务所能做到的。我这么做,固然不是一个好记者,但也证明我还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一个妖。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解决。因此我的第四个忠告是:亲爱的媒体人们,你们和作家其实是近邻;如果一定要编的话,我希望你们未来能向文学方向发展,干脆脱离媒体去当一个作家,爱怎么编就怎么编。你是作家,虚构性的文字便取得了虚构的自由,没人说你半个不字。编得好,你功成名就,为天下读者所拥戴和供养;编得不好,大不了你的作品永远没人读,也没人知道。

但如果一时还无法转行,还要在媒体人伙里混,我希望你们编的东西真不敢太离谱,因为你们真的不能再侮辱公众的智商——最主要的是,也不能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说到底,这两样东西是不能随便碰的,侮辱了它们,后果会很严重。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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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著名诗人、作家、时事观察家刘诚先生授权本网独家发布之原创稿件,如需转载(包括自媒体、网站等多种文化传播媒体),须事先取得作者本人书面授权,未经授权随意转载,恐将面临法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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