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正在取出金刚墙上的砖。 刘精义供图

定陵出土的皇冠

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

2015年底，十三陵新建地下文物库房启用，3000余件定陵文物重返地下。这些随葬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珍贵文物，在地下找到了妥善的存放之处。

明代皇帝庸碌者甚多，多数不太为后世所熟知。其中，在位48年倒有“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朱翊钧，是比较知名的一位。他在后世的“名气”，一半来自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半就出自这座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的开放陵寝。

整整60年前，明十三陵定陵地下玄宫开启。

定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采用科学考古方法主动发掘的皇陵。其它今人能够进入参观的皇陵地宫，或曾被盗墓，或是在外力作用下偶然发现，都是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只有定陵，是在保存完整的状态下，由一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打开的地宫。

定陵地宫被考古工作者打开，有机缘巧合的因素，而这次带有实验性质的考古发掘，在出土大量稀世珍宝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它促成了此后中国文物考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基本方针。

万历帝的定陵，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绕不过去的一页。

试掘

1955年12月30日，新年将至，大雪纷飞，寒风呼号。刚刚迈出北大校门两三年的赵其昌和一位工友来到十三陵，顶风冒雪爬上一座大陵的宝城、宝顶，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开始艰难地打探铲。

宝城、宝顶是明清时期帝王陵寝的建筑形式。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显示着皇家陵寝的宏大气势。

赵其昌和那位工友选择的这座陵寝是明永乐帝朱棣的长陵，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皇陵。

明陵考古最初的发掘对象，是长陵。

最早提出发掘明陵计划的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55年10月，吴晗邀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长陵。

这份多位文史大家联名的提议，却引起了考古界的反对。发掘明陵的反对者中，最知名的两位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

据《夏鼐文集》记载：“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

文史专家们想找到文物中的历史信息，提议发掘明陵；考古专家却认为皇陵不可轻动，顾虑当时考古技术、能力乃至专业人员之不足。双方争论到了国务院。最终，周恩来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发掘长陵成为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国家考古行动。

随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下设工作队，进行具体工作。夏鼐虽然反对发掘长陵，但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中国考古最权威的专家，因此也被纳入长陵发掘委员会，实际上直接领导和主持了这次发掘工作。

中国的考古学，从1921年发掘周口店遗址开始算，至今也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考古事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中科院考古所的技术骨干，多数是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人。

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原本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仲殊担任。这位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1955年时年仅30岁。可是没等长陵发掘开始，王仲殊被调到西安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夏鼐只能找到了更年轻的赵其昌。

赵其昌时年28岁，被任命为考古工作队队长，主持发掘长陵，是很多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他最初却“老大不乐意”。赵其昌的遗孀杨仕告诉记者，“他大学考古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发掘明陵，他觉得太近了。”后来，还是吴晗亲自说服了赵其昌。

发掘长陵，是中国考古科学发掘皇陵的头一遭，谁也不能马上给出着手点，甚至连可供参考的经验都没有。此前最著名的打开皇陵地宫的事例，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是连炸药都用上的野蛮乱挖。

“考古不是盗墓，也不是探险，原则就是从前古人入葬从什么地方进去，今人考古也要沿着当年的入口和旧路进去。所以说，找到入口和旧路非常关键。”杨仕说，这是赵其昌挂在嘴边的考古原则。

偌大个皇陵，地宫入口恰恰是最大的隐秘所在。赵其昌只能先用“笨办法”试一试，带着探铲在长陵周围勘察。

当时，十三陵尚不归北京市，属于河北省昌平县。山区没有电，荒芜的陵园无法住人。赵其昌这个刚刚上任的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队长，白天“转山”，晚上下山找个小饭馆，两条长板凳一拼，他和工友对付着睡了两宿。

连着探了三天，毫无收获。严冬之下，冻土坚硬，勘察异常艰难。赵其昌和工友只好回京先查文献，等天气稍暖再去调查。

夏鼐得知了勘察没有收获之后，对发掘长陵的计划及时进行了修改。他提出，长陵是主陵，规模较大，发掘工作必定艰难复杂，应该先选点试掘后，积累些经验，再掘长陵，避免失误。

“试掘”，是夏鼐提出的新名词，定义上似乎带有很大的“练手”意味，但实际上，试掘的发掘方式、原则与正式发掘并无二致，只是要找一个相对容易的陵墓作为发掘对象。

1956年春天，积雪刚刚消融，赵其昌带着两个工友再次来到十三陵。这一次，他们的脚步踏遍了13座陵墓。详细调查之后，工作队把试掘目标定为献陵。

献陵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明代洪熙帝朱高炽。朱高炽在位时间仅十个月，陵墓相对较小，便于发掘。而且献陵营建年月和入葬时间都与长陵最近，参考意义最大。

工作队围着献陵，像扫雷般一块地皮一块地皮地搜索、探测。然而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正在赵其昌等人为“入地无门”越来越焦躁时，定陵却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意外之喜。

定陵的主人万历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亲政之初，有勤勉明君之风，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国力达到明朝巅峰。但是执政后期，朱翊钧荒怠政务，穷奢极欲，据说曾“28年不上朝”。他的陵寝也营造成了仅次于长陵的十三陵第二大陵。

这天，工作队无意中发现，定陵宝城外侧有几块城砖塌陷，形成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小缺口。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有人当即喊了出来。

夏鼐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到现场复查。宝城缺口距地面很高，野外又没有梯子，工作队干脆以人作梯，夏鼐直接蹬着队员的肩膀就爬上去了。仔细察看，果然缺口内的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而且砌成的像是一个门券的上沿。如果缺口内真有券门，那很可能就是帝后入葬时的通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定陵地宫入口的意外发现，让长陵发掘委员会最终把它确定为试掘对象。

定陵的发掘从1956年5月正式开始，委员会要求全部试掘工作在1956年雨季来临以前完成。也就是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要挖掘到地宫大门。

然而，信心满满的考古队员根本没料到，直到整整一年后，他们才得以见到地宫大门前的金刚墙。

错过

1956年5月17日，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地用科学方法对帝王陵墓进行的考古发掘破土动工。

昌平长陵镇献陵村的村民孙宪宝和其他几十位民工来到了平日寂静荒凉的皇家陵园。当年的孙宪宝头一次听说“考古”这个词，懵懵懂懂的他只觉得这差事还不错：“生产队一天给记10个工分，每天还补贴两毛钱。”一大早，他扛着自家的铁锹出了门，到了定陵才发现，工作队给每个民工都配有新的铁锹和一种半圆柱形铁铲。头一天，孙宪宝被分配的任务就是打探铲，他才知道那奇怪的铁铲叫“洛阳铲”。

在宝城内侧与城砖塌陷位置相对应的地方，民工们按照工作队撒的白石灰和拉起的绳子，开挖第一条探沟。没挖多久，孙宪宝就有了发现，宝城内侧正对券门的石条上隐约可见字迹，考古人员用刷子将石条上的泥土清理干净，“隧道门”三个字缓缓显现。“浅浅的刻痕，字体也不大工整。”孙宪宝回忆说：“我那时只认得‘道门’俩字，问了白老才知道是‘隧道门’。”

他口中的“白老”，是刚刚到任的工作队副队长白万玉。白万玉时年58岁，被称为“白老”，因为他是工作队最年长的成员。除他之外，其余人几乎清一色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儿。

第一天正式发掘，就发现“隧道门”三个字，发掘工作异常顺利。不久，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城砖起券的大门。

这时工作队如果顺着砖隧道继续挖，最后肯定能抵达地宫。但是，已经显露的砖隧道距离明楼还很远，加之陵园内古松苍翠，为保护古树，减少出土量，工作队决定在第一条探沟延长线约100米处开挖第二条探沟。没想到，为了省工省力设计的第二条探沟，却让他们错过了隧道门里最清楚不过的一个“指路牌”。

这个指路牌是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一块小石碣。这块石碣清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墙前皮。”这段文字告诉人们，在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向里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隧道——“石隧道”，此处至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

可惜，当时工作队并没有继续挖掘隧道门。直到一年多后，定陵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清理现场时，工人们才在隧道门里发现了这块小石碣。

第一天就发现隧道门似乎用光了工作队的运气，不但错过了这个指路牌，而且第二条探沟挖了一个多月，没有挖到任何隧道痕迹。现场的挖掘民工常戏称，“考古考古，就是挖土。”可是，挖土一直挖不出任何线索，也着实令人心焦。酷暑季节，定陵考古一时陷入困境，试掘献陵的想法又冒了出来。

《夏鼐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波折：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吴晗与夏鼐这对同窗好友再度产生了分歧，夏鼐如何被吴晗说服不得而知，但“就是挖土”并没有停下。终于在9月中旬，工作队挖到了一个神秘的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孙宪宝对小石碑的模样记忆犹新：“大约50厘米高，刻字面很光滑，背面却很粗糙，字体跟前面发现的‘隧道门’一样，不太工整。”

这块石碑后来被称为“打开定陵大门的钥匙”，现在作为定陵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陈列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

但是这块石碑刚出土时，却让很多在场的人心生疑窦：皇帝埋了之后，为什么要放这么个石头小碑，还标出详细尺寸和深度，到底是指路碑，还是迷路石？真按小石碑所指去挖，会不会有什么陷阱？

不过，赵其昌和白万玉对这样的担忧不以为然，他们心里已经有谱了。

杨仕解释说，定陵建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而万历及孝端皇后是1620年10月才埋葬的。陵墓建好后，皇帝皇后都没有死，自然先要用土封起来。负责陵墓修建的工部，为了将来用陵时能迅速找到地宫而不误吉时，会在地下偷偷留个标记。这块小石碑和隧道门里的小石碣、隧道棕绳都是这样的标记。

有了小石碑的“指点”，民工们精神大振，干劲十足。孙宪宝回忆，为确保小石碑的可靠性，工作队先从小石碑处量够十六丈，让民工在十六丈处打探铲，“探铲提上来带有黄琉璃瓦的痕迹，后来挖开探沟才知道，黄琉璃瓦就在金刚墙上方。”恰在这时，工作队又陆续在宝城内侧的其他地点发现了“金墙前皮”、“大中”、“宝城中”、“左道”、“右道”等刻字，把发现刻字的地点与之前“隧道门”的位置放在一起看，这下连地宫的基本布局都能推测一二了。

很快，与第二条探沟垂直、正对宝顶中心的第三条探沟开挖。随着出土量日益增加，工作队决定采用机械运土加快速度。未通电源的定陵陵园顿时变成了颇具现代气息的工地，新安装的柴油机带动卷扬机，将探沟内的土运出。他们甚至在探沟外铺设了一条十多米的小铁路，以便于用四轮翻斗矿车装土外运。

1957年4月，两道由花斑石垒砌的墙壁赫然出现，曾经失去踪迹的隧道再度现身，并且，砖隧道“升级”成了石隧道，显然，工作队离地宫更近了。

当石隧道全部显露出来时，地宫入口的承重墙——金刚墙矗立在考古工作队面前。

公鸡“探路”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距离铲起定陵发掘的第一锹土正好一年。孙宪宝记得，一向稳重的白万玉老人那天高兴得直拍手，“可算找着门了！”

定陵金刚墙的发现，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为保护发掘现场，北京市还特意派来一个警卫排。

23岁的刘精义几乎与警卫排同时来到定陵，因是学历史出身，他主要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常在定陵和北京市区两头跑。此外，他还负责接待参观人员，据他介绍，因定陵发掘还处于保密状态，当时只有经过特批的内部人员才能参观，而外国人则是保密的重点对象。

刘精义记得，第一次去定陵时，他背着行李从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一路打听询问，翻过两个山口，走了几十里路才找到。抵达定陵时，之前在附近村子借宿的工作队已在定陵“安营扎寨”，他回忆当年的“宿舍”：“临时搭了十几间工棚，外面是竹坯子，里面是刨花板，冷得很，冬天放盆洗脸水，转眼就冻成冰。”

生活条件的艰苦，刘精义并不在意。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刚来到定陵不久，发掘现场就发生了塌方事故。6月的一场暴雨，直接导致金刚墙上方宝顶上的大片黄土塌陷，“圭”字封口和金刚墙都被黄土淹没，“金刚墙顶部的黄色琉璃瓦也被砸碎了。”此事过后，工作队不得不重新清理石隧道。同时，为了防雨，工作队特地请来北京的老艺人，在工地搭盖了长60米、宽26米的大型席棚，将第三条探沟和金刚墙完全覆盖。

眼看雨季即将结束，工作队准备着手打开金刚墙，种种离奇的说法却纷至沓来。多年后，赵其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绘了当年的情景：“有的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浸泡过的，碰着就要丧命。又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渊……”

孙宪宝则讲了当年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进到墓室，否则……”

对于此类流言，刘精义笑言，有些说法一听就很荒谬，譬如帝王陵寝最忌讳墓室中有水，所以往往特意将棺床建得比地面高一些，哪有成心把河修在墓室的道理？至于暗箭机关，虽未实际见过，但工作队倾向于认为“不足信，更不可怕”。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

尽管如此，孙宪宝等民工依然将信将疑。他告诉记者，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扑”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儿也没那么浓了。当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圭”形洞口后，有人提议找条狗先放进去探路，没承想，这狗太凶悍，怎么也不肯进去。这时，又有人提议，干脆抓只鸡放进去，鸡不会瞎刨，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孙宪宝说，他亲自跑去村里买了一只公鸡回来，“拿绳子拴住鸡爪放进金刚墙内，几天之后，公鸡还能打鸣”，工作队这才让赵其昌腰拴粗绳，第一个走了进去。

不过，对于公鸡“探路”这个故事，杨仕和赵其昌的女儿赵朗玥讲述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确有人提议放鸡进去，但没等鸡拿来，赵其昌就从梯子上跳进了金刚墙内。赵朗玥说，父亲跟她提过好多次这段插曲，“他迫不及待想进去看看，其实更多的是兴奋、激动，并没有太紧张。”

真实的细节已经无从考究，但进入金刚墙后的小心翼翼，赵其昌妻女与孙宪宝的回忆是一致的。孙宪宝说，确认金刚墙内没有毒气和暗箭后，赵其昌、白万玉等人先后进去了。为防翻板，他们人手一根拐杖，左边一下，中间一下，右边一下，“当当当”敲三下，才往前走一步。几人一边往前走，一边拿手电四处搜寻，终于，两扇汉白玉做成的石门暴露在眼前。

“拐钉钥匙”

汉白玉石门之后，毫无疑问就是工作队寻找一年多的地宫。然而，手推石门，却纹丝不动。两扇石门中间有一条小缝，手电光打进去，可以看到门后有一个石条，死死顶在石门上，外力根本推不动。

刘精义告诉记者，这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创造的一种自动锁死机构，能够把陵寝地宫从里面彻底封闭。石门背后的石条叫“自来石”。此石呈长条状，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的槽中，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中，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自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中。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门外的人用粗绳或其他工具牵引将自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最后，随着石门的关闭，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石门的凿槽之内，紧紧地顶住了石门。

这些都是后来打开石门后推理出来的原理，当时在门外的考古工作队可是犯了难。顶门的石头在里面，人在外面，隔着两扇紧闭的石门，要开门，还不能造成破坏，实在无处着手，一时陷入僵局。

学历史出身的刘精义这时忽然想起，曾在文献中看到过打开地宫大门的记载。他花了两天时间翻找旧书，终于在《日下旧闻考》中找到了：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崇祯皇帝自缢，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君主的效忠，凑钱为崇祯发丧，可惜崇祯生前未来得及给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修建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决定将崇祯安葬于田贵妃墓中。工匠们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

刘精义将相关的文献记载告诉了赵其昌和白万玉。从里面锁死的地宫大门能够从外面打开的记载很让人鼓舞，只是拐钉钥匙究竟是什么样？没有人见过。但是“拐钉钥匙”四个字，已经给出了线索。

后来经过研究考证，考古人员很快破解了这把钥匙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L”形的铁棒，顺着门缝塞进去，然后旋转90度，用力一推，就把自来石顶开了。

打开定陵地宫的拐钉钥匙，却不是这么简单。这把“钥匙”原理类似，却比“L”形铁棒要思虑周详。

工作队把一根粗铁丝弯成半圆形，立着从石门缝里送进去，再转过来，套住顶门石的腰部，然后把门外多余部分铁丝用手弯，边弯边送。铁丝渐渐形成了一个圆，那一头又从门缝转了出来。两头一拧，连上绳子。这个铁丝环的作用不是要把自来石推开，恰恰相反，是要把它拉住。开门的过程中自来石如果倒下去，很可能砸到地宫中的文物。即便是自来石本身，摔坏了也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顶开自来石的工具相当简陋，就是一块长条木板。一切准备就绪，十来个人合力开门。

一名队员拽着拴在铁丝圈一头的绳子，其他队员用竹板从门缝里伸进顶门石的上端，一边顶一边推石门，顶顶推推，这样门缝越推越宽。

等门缝大得可以钻进一个人，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孙宪宝侧着身子就钻了进去，一把抱住立起的自来石。门缝开得更大些，又有人进去，一起将自来石搬到旁边，继续推门。

铿铿锵锵的金石之音在地宫中悠长地回响着，嗡嗡不绝。关闭300多年的地宫大门缓缓敞开。

定陵地宫打开的过程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下来，现在在十三陵景区内仍不断播放着。不过，这个画面是后来重演的，考古工作队按照当年地宫封闭时的方法，让自来石重新归位，然后在摄影机前重复了一遍打开地宫大门的过程。纪录片的画面上，工作队的队员们表情轻松，赵其昌推开石门时甚至面带微笑。

但当年第一个钻进地宫大门内的孙宪宝现在回想起来还说：“真害怕！外面是没翻板，谁知道地宫里有没有翻板？”

与孙宪宝相比，进入地宫的赵其昌等专业考古人员并不担心传说中的机关埋伏。他们更担心的是，定陵地宫到底是否被盗过。刘精义说，如果考古人员费心发掘的陵墓到最后却发现现场并非第一手的，那就是兜头一盆凉水。

传说中的机关、暗器一概没有，但难闻的气体却很浓，好在大家都戴着防毒面具。这是地宫的第一道石门，石门内是地宫的前殿，这是个长方形券顶石室，地面铺砌当时江苏烧制的方形澄浆砖（当时的名砖，被称为“金砖”）。

前殿后部有门，门也为石制。工作队员们又用“拐钉钥匙”打开此门，进入地宫中殿。此殿后部陈设有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前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缸里装有香油、铜瓢、灯芯，这就是当时所称的“长明灯”，亦称“万年灯”。

可惜古人不明白最基本的燃烧原理，陵墓一封闭，没有氧气，灯自然熄灭，怎么能长明？青花云龙大瓷缸里的灯油基本没有用，因时间长久油已凝固。

中殿南北两壁各有一条甬道可通往左右配殿，发掘人员又分别循着甬道进入配殿。配殿陈设有棺床，棺床上却无棺椁。几个考古专家的心一下子揪紧了。难道地宫被盗过？难道这地宫是假的？万历皇帝和皇后没有葬在这里，另葬别处？……

偌大个地宫内，只剩最后的一个后殿尚未打开，它也是最后的希望。

后殿的石门与前殿、中殿一样，考古工作队在最后的这道门前驻足。

从门缝中间往里看，三口朱红色棺椁在汽灯和手电的光柱中隐约可见，棺椁周围有倾斜的青花梅瓶、因腐朽而塌下去的木箱，还有一堆金器在手电的光划过时烁烁闪耀。

万历帝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终于被找到了。

地宫深处

进入定陵地宫，工作队的任务还没结束。作为科学考古的一部分，他们即将开始的三具尸体以及随葬品清理工作，才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这些即将出土的器物，或许将揭开明代万历年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图景。

几十年后，赵其昌回忆地宫内部给人的最初印象，用了“残朽狼藉”四个字。他在一次以发掘定陵为主题的讲座中这样讲述：“棺材腐朽了，都塌里去了，器物显不出来，辨别不出颜色。这个搭那个，那个搭这个，看不清形状，稍微一不小心，就一摊泥一样，会遭到破坏。那时条件也有限，地宫光线极暗，还没有拉进电灯去，只有一台小发电机，灯光如豆。”

更要紧的是，地宫已经打开，外界的新鲜空气必然涌入，再加上人来人往携带的细菌，原本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器物很可能要发霉、变质。怎么办？今天，随着考古技术日益进步，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保存文物时，往往根据器物材质、发掘地点环境等采取去离子纯净水定时喷洒、低氧实验室保护等各种技术，保证文物在发掘整理期间就处于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但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刚刚起步时，工作队只能采用在地宫内喷洒酒精加福尔马林的简陋手段进行消毒。

在刘精义的记忆中，刚喷洒过酒精加福尔马林的地宫内气味很冲，人一进去，几乎出不来气，喷嚏连连，眼泪直流。工作队只好先放放气，再在地宫内日夜轮班，原地清理。

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中，绣有100个童子的百子衣、金环镶宝玉兔耳坠、镶宝玉万寿字金簪、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冠、100多匹带有“腰封”的珍贵丝织品以及两位皇后的尸骨，陆续被拍照、绘图、记录、取出并贴上标签。

为保证尸体及随葬器物的顺利清理，正患胃病的夏鼐也搬到了定陵工棚，与工作队同吃同住。

清理到万历的棺椁时，新的难题来了。

这口棺椁体型巨大，外层的椁高达1.8米，里层的棺材也有1.4米高，棺材内满满地堆放着一层又一层的随葬品，人在棺外，即使站在凳子上，也难以触及棺内所有器物，但考古必须严格遵循拍照、绘图、取器物贴标签的顺序，考古人员不能置文物于不顾，进入棺内任意践踏。无奈，工作队又想了个土办法，在棺椁两侧搭起略高于棺椁的木架，架上再铺木板，人趴在木板上，头和上半身探进棺内就能操作。等清理到棺材底部时，又做了个小木箱吊在木架横梁上，人蹲在木箱内继续清理。

赵其昌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夏鼐曾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把万历的冕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量等，一一清楚地记录下来，还亲自绘制了草图。

杨仕印象最深的是从万历棺椁内取出的一顶十二旒冕冠。冕冠是皇帝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才佩戴的礼冠，上面是长方形的板称为冕板，前后两侧各垂有十二旒五彩玉珠。这顶冕冠，入葬时是用马粪纸盒装的，年岁久远，打开棺椁时，冕冠上散落的几百颗玉珠、马粪纸的碎末以及灰尘等全都混在一起，工作队不得不用筛孔大小不一的筛子反复筛，才将冕冠上的玉珠全部筛出。

当工作队清理到万历随葬物品的第11层时，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出现了。打开锦被，万历的尸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是想象中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轻轻拿动，骨骼就四散开来。

随后，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头骨被送到北京口腔医学院周大成教授处进行初步鉴定，发现万历患有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三具尸骨被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复原，研究人员从骨骼测定，万历身高1.64米，驼背，右腿明显比左腿短。

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终于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定陵发掘以出土3000余件文物宣告完工。1958年9月6日，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在封锁两年多后经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一时引来世界瞩目。对于整个发掘过程，赵其昌曾回忆说：“定陵的发掘工作并没有走弯路，可以说比较顺利。”然而，发掘完成之后，定陵出土的器物、万历的尸骨甚至赵其昌本人，却不得不在特殊时代的洪流中走上了一段弯路。

遗憾

1966年8月的一天，十三陵的一片广场上火光熊熊，激昂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他们批斗的对象，是已经死去300多年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尸骨。在此之前，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一年的努力，才将三具散开的尸骨穿制成整体。

当年目睹尸骨被焚的定陵博物馆职工师峰曾对杨仕回忆，三具尸骨先被砸烂，继而点火焚烧，许久，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燃烧着的三具尸骨，最终在万历精心挑选的这片风水宝地中与泥土融为一体。那时，万历和两位皇后的棺椁，也早已被扔到宝城外面的山沟里。

十几年后，因撰写定陵考古报告，赵其昌和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王岩一起来到了三具尸骨被焚的现场，渴望找到一点历史的遗痕，可惜，最后连一点骨渣都没发现。

据史料记载，万历一生多病，经常出现“头晕目眩”、“身体发软”、“目疾足痛”等症状，但臣僚们面对其28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多将他的病症归咎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那么，究竟是什么病致万历于死命？作为发掘明陵的倡议者之一，郭沫若曾向赵其昌建议，要对尸骨多方面化验，可借鉴国外的病理学研究，解开万历痼疾之谜，也可借此了解明代社会的疾病情况。然而，一把大火让尸骨消失殆尽，这个谜终究成了不解之谜。

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赵其昌也未能幸免。因为一张批判他在地宫内放“毒气”的大字报，他被下放至良乡窦店农场劳动。没有人去深究，所谓的“毒气”，就是简陋条件下不得不拿来消毒的福尔马林，这“毒气”，也给赵其昌留下了肺部受损的“纪念”。

除了时代洪流的影响，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造成的遗憾更令人心痛。

杨仕告诉记者，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丝织品应该是最具价值的。她解释说：“明代的丝织品一向以织工细致、花色鲜艳、品种繁多著称，可谓中国织造历史上的光辉一页，但在定陵发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丝织品，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定陵的整匹丝织品，每卷上都有‘腰封’，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实在是太难得了。”

谈及此事，刘精义叹息连连：“定陵最惋惜的就是丝织品没能很好地保存……” 他对刚出土时的丝织品印象深刻，有的被挤压后连在一起揭不开，但也有不少丝织品、衣物是完整的，颜色略显暗淡，花纹图案却很清楚，质地也很柔软，能舒展开。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刚开始几个星期，衣物还看不出变化，效果似乎不错，哪知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大多数丝织品只能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

对此，赵其昌也曾无奈感叹：“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不无痛心，更不无遗憾，而遗憾再也无法弥补。”上世纪90年代，他随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前往西安参观兵马俑。听说陶俑身上原本绘有颜色，自土中取出来时，色彩贴在土上，土成了彩绘，而俑却露出了陶身，成了灰色，赵其昌不禁再度感慨，发掘易，保存难！

事实上，直至今日，考古界对于出土丝织品的保存也没有完全可靠的方法。当年的领导层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赵其昌回忆，在定陵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务院就曾通告各文物部门，皇陵不能再发掘，而最初的长陵发掘计划，自然也就搁置了。

“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如今已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据中国文物报社副社长彭常新的研究，这一规定，正是源于定陵的考古试掘。他在文章中写道，夏鼐身体力行地清理万历棺椁时，看到棺内衣物叠压难辨、器物一碰即碎的情景，更加坚定了业已形成的对帝王陵寝不宜过早发掘的思想。几十年后的1987年，面对各省上报主动性发掘计划越来越多的情况，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对不妨碍基建的重要古墓葬、古遗址，在当前出土文物保护技术还没有完全过关的情况下，一般不进行发掘。”

1997年，国务院首次明确：“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至此，定陵发掘引出的“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意见，终于在各地意图发掘帝王陵寝刺激旅游的现实中，成为铁的规定。

风雪俱停

今天的人们提起十三陵时，多少都会忆起定陵发掘的些许往事。鲜为人知的是，从1958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建成开放，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定陵对于众多的游客而言，只是一座普通的遗址博物馆。游客们不知道定陵发掘背后的坎坷往事，除了考古界的同行，也很少有人追问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皇陵为何迟迟不见发掘报告问世。

《风雪定陵》的作者之一岳南是个例外。1989年下半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的岳南来到十三陵参观，看到气势恢宏的定陵地宫时，他忍不住向讲解人员询问定陵的发掘过程，结果讲解人员也是一知半解，只知发掘与北大考古系有关。于是，岳南带着疑问找到了北大考古专业教授阎文儒，辗转介绍，这才找到毕业于北大的定陵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

那时，赵其昌正在等待定陵考古报告的最终出版，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对于定陵发掘的细节故事，这位曾经开朗健谈的老人选择缄默，不愿多言。

按照考古工作的常规，从发掘完工至建起博物馆只算完成了工作的一半，要到整理、修复文物并把全部发掘过程、出土文物以及相关问题编写成为报告，公诸于世，才算最后完成。可惜，由于历史原因，定陵发掘的后一半工作却一拖就是20多年。

亲自指导定陵发掘的夏鼐，深知报告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赵其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夏师一直在关心此事，每次见面总要问起”，“‘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给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整理定陵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列入了“社科六五规划”项目。1979年，赵其昌、王岩等人进驻定陵，定陵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终于上马了。

杨仕告诉记者，虽然编写报告时帝后的尸骨和棺椁已遭损毁，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丝织品残损更甚，但十几年的运动风波中，定陵的仓库保管员李亚娟一直默默守护着装满文物和发掘工作原始记录的简陋仓库。仓库里的大量文物、照片以及赵其昌的发掘笔记，成了定陵发掘报告最原始的资料。1985年5月底，总计65万字、近400幅照片的定陵发掘报告初稿最终完成。1990年，报告取名《定陵》，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此时，距离1956年定陵试掘开始，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岁月行至今朝，恰逢定陵发掘60年，定陵博物馆也已对外开放50多年。当年存放于简陋仓库中的3000余件文物，已然如当年的考古前辈所愿，在斥资3000多万元修建的地下专业文物库中“安家”。总面积2435平方米的新建文物库房，终于能达到安全保卫和文物所需要的恒湿、恒温要求。

就像赵其昌在《风雪定陵》一书的序言中所写，“现在风已停歇，雪已消融”，而那些曾经伴随这座皇陵的往事，终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难以消逝的记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