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教育资本编织的幻梦

又到开学季，破土网发布了一篇题为“海外留学：教育资本编织的幻梦”的文章。作者黑土在文中指出，随着出国留学人数年年递增，“中国留学生”已经从曾经稀有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他们中绝大部分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但是，随着海归光环逐渐褪去，留学生正面临“国外难留下、国内竞争大”的双重困局，成为了徒然被教育资本渔利的牺牲品。

文章开头援引参考消息网报道的一则新闻，法国一所面临破产的野鸡大学被中国留学生救活，中国留学生只要出钱就可以在该校注册。而2014年末，全球化研究中心援引美国大学一项统计数据称，美国的野鸡大学每年的学位证书95%发给了中国人。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45.9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的学生已高达42.30万人，并正以每年30%的递增。

除去少数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大多数留学生都要支付高昂的留学费用，而留学产业资金链不断延伸。留学中介费多在2万到4万人民币，而出国留学的费用少则40万－60万，多则120万－200万。根据《2013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围绕中国留学生而衍生的留学行业（包括留学中介、语言培训、留学学费、留学生活费用等消费的支出内容）已达到2000亿人民币的规模。

作者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今留学已不再仅是少数精英家庭的选择，留学热正从中高收入家庭向中低收入家庭蔓延。2009年以前，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留学生仅有2%，而到了2010年年底，这一比例飙升至34%。由于一些留学国家对本土学生的保护和经济状况的不理想，留学生想要留在海外工作并不容易。教育部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至2014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51.84万，有74.48%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然而，归国的留学生往往发现国内的就业形势同样不乐观，即使找到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也并没有优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回国就业的留学生，年起薪不足4万元的占36.5%，不足6万元的占67.2%，而同年度北京市社会平均年工资为69521元。

作者最后总结道，20年前海归毕业生回国或许意味着“高薪”、“外企”、“体面”，而当海外留学市场日益开放，教育逐渐变成可以牟利、利润丰厚的商品，商品提供者们疯狂敛财，海外大学也从流水线式大规模培养学生中获利。对于那些来自中下层家庭的学生，通过留学实现移民海外或向上流动的幻梦已经宣告破灭。

王立铭：肥胖如何成为一种“病”

春节过去不久，“知识分子”公众号推出了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王立铭教授的“肥胖是怎么成为一种‘病’的”，介绍了和肥胖有关的历史误区和现实纠结，为在佳节中勇添赘肉的人们提供安慰和反思。

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肥胖判断标准。肥胖到底是不是病？文章指出，疾病的界定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一方面，肥胖是不是病不能用主观而多元的审美观来定义；另一方面，一旦肥胖被认定为疾病，现代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就会因为对公众健康的承诺而需要支出经费应对相关问题。在经过反复拉锯后，目前大多数权威医学组织已经明确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影响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威胁人类的健康、需要得到预防和治疗。

王立铭以美国为例介绍了“肥胖是一种疾病”这一思想介入公众生活的过程。2000年以来，随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国税局（IRS）、美国医学会（AMA）相继承认肥胖的疾病地位，医药公司可以开发和销售针对肥胖症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和治疗肥胖相关的费用可以得到部分的税务减免，不少保险机构逐渐将肥胖症治疗纳入保险覆盖范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2008年的数据计算，肥胖症当年为整个国家增加了1470亿美元的医疗负担。

一张讽刺纽约市苏打水禁令的漫画。图中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手拿苏打水禁令，说：“这（个禁令）很酷，很清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别无选择！”背后的大可乐上面写“保姆国家（Nanny State）”。作者进一步指出，“肥胖该如何治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直到20世纪，肥胖仍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道德”问题而非医学问题。大众倾向于认为造成肥胖的原因是自制力、纪律性的缺失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2012年，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纽约市的饭店、剧院和体育场销售超大杯的含糖饮料。这则命令被戏称为“苏打水禁令”（Soda Ban），招致大量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暗示胖子们缺乏自控能力已经到了不得不由政府来管理其行为的地步，是对胖子们个人道德品质的无情羞辱和歧视”。

作者接着举出了两个方面的科学证据来反驳肥胖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薄弱的看法。首先，在几十亿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大多数时候过的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从整体上摆脱饥饿仅仅是过去一两百年的事情。因此，好胃口在漫长的历史上都是巨大的生存优势而非劣势，只是进入了食物空前丰足的现代社会才发生了变化。

其次，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证明，调节食欲的大脑中枢（例如下丘脑）实际受到“饱”信号和“饿”信号的双重控制，但在已经出现肥胖问题的动物体内，下丘脑感知“饱”信号的能力会显著下降，相反感知“饿”信号的能力却会提升，因此，贪吃暴食除了是一种进化本能，还可能是一种病理性的神经生物学现象。

王立铭认为，尽管肥胖可以通过个人行为调节来部分预防和逆转，但是这种疾病有着超越个人意志的遗传和神经生物学基础，需要更全面、科学、深入的医学介入。而由于肥胖症的复杂性，出于过度消耗有限医疗资源和越过个人权利和群体歧视边界的担忧，人类在对抗这种疾病时格外小心谨慎，甚至于投鼠忌器。

吴飞：自杀：“惟一的哲学问题”

“文化纵横”公众号近日重新刊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8期上的一篇旧文：“自杀：‘惟一的哲学问题’”。近期发生了几起沉重的事件，此时重读此文颇能温故而知新。

文章开篇指出，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把自杀说成惟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但在二十世纪的自杀学建构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参与，自杀学家往往来自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因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自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惟一的哲学问题”。而为了深入理解中国自杀现象的哲学与政治意涵，吴飞梳理了西方精神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两种传统中提出的哲学问题。

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n Shneidman）认为，自杀者的症结在于，人是否能理解自己的死后。他和法博罗提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逻辑推理：“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但其中存在逻辑错误：已经死去的作为客体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给的重视。在他看来，自杀者和所有别的人一样，并不是真的没有求生和追求“好的生活”的本能，而是因为判断错误，把明明是最不好的死亡，当作摆脱当下的痛苦生活的一种方式。

吴飞继而指出，施耐德曼的这一诊断并没有解决对自杀的伦理争论，而是恰恰揭示了自杀者自杀的理由：给予客我的重视确实存在，并不会因为不能感知就否认这种所得的意义。“人之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体现了什么是好的生活和什么是不好的生活之间的悖谬，“好的生活之中常常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坏的生活也恰恰可能是完成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此很多自杀学家都认为，首先要理解自杀者背后使他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才能进一步讨论，这是不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式。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著作《自杀论》的结论部分指出，虽然自杀往往反映了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却是低俗和危险的，因为自杀往往体现了社会中所张扬的高贵德性。涂尔干认为，自杀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只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相反，社会性和个体性失去平衡就会带来自杀。而他所说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就是指每个人都具有的身体和灵魂，他认为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灵肉二分。

吴飞认为，涂尔干的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弟子莫宁格在《反对自己的人》里则完全用爱（Eros）和死（Thanatos）两种本能的斗争来解释自杀问题是相通的。涂尔干与莫宁格所共同诉诸的二重人性，是把好的生活与坏的生活之间的这种相互纠缠追问到了人性的根本。人们之所以会犯下自杀这种充满德性的大罪，乃是因为最根本的人性就是善与恶的相互纠缠。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人性观在意大利思想家阿伽本的“神圣的人（homo sacer）”的概念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神圣的人”本来是罗马法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类可以被任何人杀死，但是不能用来祭祀的人。阿伽本认为，到了现代西方，“神圣的人”成为对人的概念的基本假定；而神圣的人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则成为最基本的无善无恶的生命形态。在这样一种人性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不仅要避免和控制人性中固有的罪性，而且要张扬其中包含的神性。在吴飞看来，加缪说自杀是惟一的哲学问题，正是因为自杀最深地体现了人性中的罪性与神性的紧密纠结，爱、自由、信仰这些高贵的美德只有丧失生命才能捍卫，但由于对自己生命的抛弃又跌入了血腥的暴力之中。

他认为，自杀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人性观念。只有到了基督教那里，“绝望”才和不信、无爱一起，成为超越一切的最大的罪恶。正是基督教中对绝望者的谴责，才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西方的自杀话语。悖谬的是，基督教要求人们不断地否定尘世生活和自己的欲望，否定得越彻底越好，但是又不能彻底到把自己的身体也一同毁掉的程度。

在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西方自杀观念脉络进行梳理之后，吴飞指出尽管其中的很多环节是中国所没有的，但要回到中国必须对西方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现代西方自杀学话语里，不论是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善与恶之间的纠缠，一个是存在。中国文明与这种自杀学碰撞时最根本的困难在于“存在”的概念，“中国人并没有把生命当成一件事物，把死亡当作这种事物的消失”。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善与恶这对基本矛盾。世界自杀学的真正源头在于这样一个哲学问题：“都要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为什么总是充满了罪性？”基督教的神话告诉我们这种关系来源于“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人之间的紧张”，这个回答的哲学版本即，“人和超验的存在，或者说绝对的美好之间，同时存在着亲和与紧张”。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