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人治官场最游刃有余的政坛高手。他是从社会底层靠个人奋斗攀上权力巅峰的逆袭“屌丝”；他纵横捭阖，在获得和行使权力上，能将体制所带来的所有有利条件利用到极致，将体制带来的所有不利条件巧妙地转化为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他以威权治国，试图激活旧制度、重回建国初期那种治国形态的努力……张居正虽也取得了短暂辉煌，但他的努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的政治手腕又屡屡突破底线，因此以悲剧收场。

郭宝平写作的《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沿着大历史的脉络梳理细节，重新审视张居正和他的时代，探究张居正成功的奥秘，从不一样的角度揭示了人治官场种种悲剧发生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

没有官场经历的人 不可能写透张居正

腾讯文化：您是怎样从浩瀚的明史中想到要写张居正并且选择了为官这一角度?

郭宝平：张居正是明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心目中的张居正基本上是反面的人物，或者说是有争议的人物。近代以来，由于政治需要，他的形象逐步正面化，甚至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一些领导干部，感觉在现实中，大大小小的张居正式的人物还真不少。于是有感而发，想探究真实的张居正。从2002年起，我开始系统研究张居正，此前已出版了3本书，感到意犹未尽，遗憾甚多，加上又接触到新的史料，于是就有了《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这本书。

当然也可以认为，我写张居正这个人，既有对争议人物正本清源的历史探幽，又有现实的触动。实际上，读到这本书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的确有对号入座的。还有一位司长读后给我发信息，其中有这样的说法：“感到震撼！”一位市委书记对我说，拿到这本书，他节日里没干别的，一口气读完，看着过瘾。

提到书写角度，可以说这是本书的创新点。近年，有关张居正的小说、影视、传记和学术著作不少，有的还颇有影响。这本书选择的角度与同类作品都不同，以人治官场为舞台，以出身底层而又想出人头地的年青人如何通过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进入官场为起点，以进入官场后靠个人奋斗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为主线，从进入官场的读书人谋位、谋权、用权的角度，梳理了作为官员的张居正的人生奋斗史。打开本书，各级标题就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如“光聪明不行还要对路子”、“成为组织培养对象更要善于表现”、“想用的人总会有办法提起来”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揭示人治官场奥秘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

本书选择的角度需要细节的填充。我们常常在历史书上看到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中进士，授某职，升某职。要知道，一带而过的官职变动，隐藏着精英人物在官场舞台上奋斗和挣扎的多少秘密啊！可能就饱含着他许多的欢乐和痛苦，鲜血和眼泪！比如张居正，他的升职正常吗？领导为什么要提拔他？他当权后，为什么要提拔张三，又为什么要压制李四？这里面，制度是怎么定的，实际操作又是怎么回事？都需要细节。当我们将目光透过时空隧道穿越到某个时代时，一个个细节，似乎是跳动的符号，让我们真切感触到历史人物彼时的人生体验，理解许多历史事件背后人性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细节，往往被历史著作所忽略。恰恰是透过细节，才能够真正穿透历史，还原真相，你才会突然发现，原来如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事务中永恒的和符合规律的因素就是人性。他还认为，人性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人性，往往被大而化之的概念所掩盖。历史人物首先是人，是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一个历史阶段，参与了人类事务；而人性，是共通的，所有人性中本质的东西，都可以用以观察那些叱诧风云、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如此，历史便和现实打通了，我们便可以和他们对话了。

我觉得，没有官场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透张居正的；不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观照历史特别是官场上的当权人物，是不可能准确把握一个人物的全貌的；从观念出发，大而化之，为既定观念服务去选择史实，更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张居正。

实现复兴是张居正式政治强人的“中国梦”

腾讯文化：张居正有没有一个传统的“中国梦”？

郭宝平：张居正确实是成功者，一介书生，靠个人奋斗，步步高升，直至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十年的人，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无论是作为领导人还是作为男人，张居正都是成功的。张居正是人治的典范，他登上了人治的巅峰。要说张居正的成功，说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也不为过。确实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当然不能从厚黑学、权术等角度去学，而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借鉴：

第一，张居正是立志做“非常之人”的，有大志向、大抱负。要做非常之人，就要敢做非常之事，然后才有非常之功。这是张居正的信条。

第二，韬光养晦与把握时机。出身卑微的张居正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在充满潜规则的官场就需要手腕。他既把韬光养晦之术玩得炉火纯青，城府深不可测，又把握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谙熟官场牌理又不按牌理出牌；他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犹豫地挑战道德底线，又巧妙地进行掩饰，表面上他俨然遵纪守法、重情重义的楷模！我不是说要学他的权术，但是谙熟牌理，另辟蹊径；善于把握时机等等这些智慧，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勇于任事。张居正可谓勇于任事的一个典型。，认准的事不管多大困难也要干，知其不可为也要为！

第四，化劣势为优势。张居正能够把法制、体制、机制上所有有利因素发挥到极致，又能够巧妙地把劣势转化为对己有利的优势，要办的事总能够办成。

至于说到传统的“中国梦”，其实这个不新鲜，大体上传统的读书人都有一个梦。分两个层次：就个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张居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么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或者说“中国梦”是什么：国泰民安。进一步说，读书人往往把远古尧舜时代和本朝开国初期的新气象加以美化，国泰民安的标本，还把历史上那些恢复开国初期或者强盛时期的努力称为“中兴”，所以也可以说，实现“复兴”就成为张居正这类政治强人的“中国梦”。

人治官场最大的特征是制度和实际是两回事

腾讯文化：您书里面经常提到“人治官场”这个词，您觉得人治官场主要特征有哪些？

郭宝平：“人治”是“法治”的对立概念，权大于法，领导说了算，本质是等级制并层层向上负责，而最高权力又不受刚性制约。酒桌上猜枚，有大压小，小拇指却可以压大拇指，还有就是老虎吃鸡，鸡吃虫，虫拱杠子，杠子打老虎，是闭合的，谁都不能说自己是老大，否则就没有办法玩下去，这就是法治规则；玩扑克牌，跑得快，大压小，谁也大不过大王，这大抵上是人治规则。读了《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这本书，对人治官场什么样子，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了。人治官场最大特征是制度和实际是两回事。

张居正登上了人治的巅峰。

人治官场明争是犯规，暗斗是常态，以人划线，要跟对人，张居正跟对了人，并得益于官场暗斗，所以才有机会当上首相；如果按照法定地位、权力，其实张居正只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但实际上他却是最高实权人物，国家的掌舵人，这是人治的典型和极端表现，法定身份和实际权力是两回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张居正指挥施政，主要不是靠公文，而是靠写私人信函。因为他不能以内阁的名义或者首相的名义发公文、下指示指挥地方和部门，他就写私信，纳公事于私谊，实实在在，有啥说啥。由于这些干部，包括军事将领，大多是张居正所信用的，也就不讲究什么程序了，只要知道这是张居正的意图，他们就照着干了，效果比较好。

张居正最大的功劳是富国 而国富未必都值得肯定

腾讯文化：您怎么评价“隆庆—万历”时期的社会转型？您认同张居正的改革家身份吗？ 

郭宝平：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从宏观角度看，此一历史阶段，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正是在十五世纪，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 

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工商业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主义程朱思想，虽未公开抛弃，却也大受质疑，新思潮则大为流行。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体制、观念相比，这些新气象更接近于现代化的元素。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而这两点，当时中国都具备了。

可是，被认为开启近代之门的两个标志：文化启蒙和航海，都被张居正断然饬禁。海运，停止；船厂，停工；被认为带有自由之风标志的书院，竟然一律拆毁，聚会讲学一律禁止；对持不同政见者，则严酷打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诛灭。也就是说，张居正以他的铁腕和强力，把偏离传统灯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旧航道，真是想说爱他不容易啊。至于张居正的施政，提高到改革的高度，实在令九泉之下的张文忠公啼笑皆非。

张居正是一位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人，应该相信，在推翻高拱以后，他也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决心抓住这个机遇，成就一番伟业。面对法纪松弛、制度失效、贫富分化、官场腐败、世风日下，面对社会多元化、声音多样化，上至执政者，下至普通老百姓，觉得一切都乱了套，每每发出人心不古的叹息。他们怀念那个被无数次称颂着的建国初期，被美化了的朱元璋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经受的苦难，早已不在回忆者的口中出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政风清廉、民风淳朴，干部朝气蓬勃，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图景！ 张居正发誓，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勇往直前，实现伟大复兴——带领大明帝国重回建国初期的美好时代。施政上张居正对朱元璋也是有样学样：俭与严。

质言之，张居正的最大功劳是富国——充盈国库，围绕这个具体目标展开的施政就两句话：该收的农业税必须收上来，该不该压缩的开支都必须压下去，这都是老套路，只不过张居正有些新招数，比别人严酷，敢下狠手而已。

国富未必都值得一味肯定。该收的农业税收上来，积极意义当然很大，但是也要看到，实际上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的；一味压缩开支就更值得商榷了，历史证明政府开支并不是越少越好。比如张居正削减教育经费，是他加强专制的手段，没有积极意义，再比如有人建议政府投入加强北方农田水利建设等，都受到张居正的打压。

中国转型的阻力在于统治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腾讯文化：您对高拱的评价很高的原因是什么？

郭宝平：高拱的历史地位被严重忽视了。这里我不展开说他，只说他开海禁，大力发展造船业，顺着这个思路往下，用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些假设：

有专家在说到张居正推翻高拱的海运政策时称：“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还有专家设想：“在十六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政府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其实，只要仔细研究高拱“先立规模”的一系列主张，开海禁、扩大户部的规模，是高拱明确主张的，相信按照这些主张执行下去，扩大海军保护和控制海岸线，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今日学者的这个设想其实在当时，高拱已经着手在做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必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提前接触，当了解到西欧那套君主立宪制度时，中国会不会仿行呢？我认为可能性极大。

中国转型的阻力何在？简单说，统治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他们会以国情论、阴谋论作为借口；而士民则因为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倾向于接受统治者的说教。

这个因素，在高拱、张居正时代都不存在。第一，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国力悬殊，更没有被欺凌的屈辱史；第二，皇帝和大臣都乐于接受。实际上孝宗皇帝以来，作为仲裁者的皇帝就较少介入行政管理，为此还经常受到大臣的指责，他们只能以“君逸臣劳”的古训来搪塞批评，对于国务，皇帝介入到什么程度、大臣如何分担责任，言官和行政体系的关系，都是困扰精英阶层包括皇帝本人的难题，他们都和想找出好的办法来，恐怕首先是皇帝本人更愿意学习君主立宪的那套办法吧！

历史的轨迹并不是照着事先的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张居正最大的错误是迷信权力

腾讯文化：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对现在的官场的人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郭宝平：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歹，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是性格上和行为上的过失造成的。张居正的悲剧，固然有体制因素，但是悲剧的种子，正是他本人亲手埋下的。

张居正最大的错误是迷信权力，而他心胸狭窄、为人刻薄的性格弱点，进一步强化了对权力的渴望、留恋，加剧了夺权、用权的不正当性。

其一，张居正定位错误，处理与上下级关系有问题。固然，张居正事实上代行的是老板的权力，但是言行上不能真把自己当老板，尤其不应该故意张扬这一点。张居正视领导如“小屁孩儿”，视同事、下属如奴隶，颐指气使，毫不考虑这些人的感受。说到底是不尊重他人的尊严。正如汤因比所说，人的最高价值是尊严，生命的尊严是普遍的、绝对的标准，如果一个人不尊重他人的尊严的话，那么他自己也将失去尊严。

其二，过度迷信权力，屡屡触碰底线。认为只要权力在手，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顾，认为权力在我手，无论我对你怎么样，你都拿我没办法，专横骄盈，甚至意气用事。父亲死了，他因担心别人“谋己”而不愿意回家奔丧；科举考试他敢做手脚为自己的的儿子谋状元、榜眼。这都是底线，触碰不得的。更为严重的是，他触碰了底线，别人还不能说，说了就要严厉打击！这样的领导干部，能够立得住吗？ 

其三，乐谀好奢。喜欢吹吹拍拍，不准别人提意见。这样容易给小人可乘之机，容易导致小人得志。其四，张居正用人上有问题。他选用干部，以柔顺为标准。而且拔擢、抛弃都很决绝。他也没管好身边的人，很招摇，对他的声誉损伤很大。

最后，我用这本书序言里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就让我们一道，沿着大历史的脉络，梳理细节，触及人性深处，洞悉隐藏在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司空见惯的故事背后的重重玄机，重温那个遥远而贴近的时代里有抱负的男人们的光荣和梦想、成功与失败、屈辱和无奈！

来源：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