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资深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非专职翻译。1996年退休后的她继续研究、写作。对于现状，她认为：“个人私生活上，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无忧。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1日《新京报》，作者萧辉、侯少卿，原题为《资中筠：最值得珍惜的是“独立人格”》。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资中筠，1930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所原所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在其专业领域继续耕耘，旁涉中西历史与文化，写有大量随笔杂文，结集成《资中筠自选集》，引起巨大反响。
9月25日晚，北京金融博物馆报告厅座无虚席，过道上也挤满了人。
85岁的资中筠在讲台上，与数百名听众分享她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主持人任志强称她为“老先生”。在当今中国，能被尊称为“老先生”的学者少之又少，何况女“先生”。
资中筠满头银发梳得整齐，她说话声音很柔和，说得最多的词是“常识和逻辑”。
主持人问她，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独立人格”。
再问：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答：离开行政岗位，做学术研究。
满堂掌声。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资中筠几次说到了“欲罢不能”：在这位老人心中，对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乃至于民族精神，她都感时忧世，想把自己所思所想说与众人听。希望对社会、国家和年轻人们有所帮助。
“我们这一辈人经过那么多动荡，从感情上讲我对这个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从来都是大的国高于小的家。”资中筠说。
老先生珍惜退休后自由写作、专心思考的时光。她拒绝了很多带有“站台”性质的名流的邀请，却不辞劳苦，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两个乡村幼儿园探望孩子们。
作家毕飞宇曾评价资中筠：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85岁开通微信公众号
新京报：在85岁高龄开微信公众号，你想借助这个公众号向受众传递什么信息？
资中筠：我不是个赶时髦的人，用微信基本只“潜水”，不发言。开通微信公号，是苦恼于经常有人冒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些文章和看法，引起误解，所以接受朋友建议，借助微信公号澄清，以此为准。通过公众号，还希望把这些年的所学所想与读者分享。文章大多是以前发表的，但我会根据当前一些社会问题或热点话题来编排。
新京报：公众号会分散你的时间和精力吗？
资中筠：会占去一部分时间。微信是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我不愿在这上花太多时间，碎片化阅读多于深度阅读，现代人大多有这个问题，这需要警惕。
新京报：9月份，你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第四版发行，增补了大量新内容，85岁坚持做学术创新，很不容易。
资中筠：这本书是我以前研究美国社会公益事业的著作《散财之道》的第四版修订版，第一版是十多年前发表的，这十多年来美国公益事业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在修订，第三版早已脱销，本以为年纪大了，研究不动了。但去年我到美国考察，发现美国的新公益动向，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于是下决心再做一次努力，做了比较大的补充和修订。
新京报：这次修订花了多长时间？
资中筠：花了近1年，需要查找大量资料，每天伏案写作，比较苦，不过完成了也有成就感。能在1年内修订完得感谢互联网，第一本书我花了10年，一点一滴收集档案资料，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从网上获得，效率提高了很多。
新京报：目前这个修订版的反响如何？
资中筠：听说在短期内销售很快，看来还是受到读者欢迎。多数是NGO、公益界关注。很遗憾在国内的美国研究领域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国内做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只关注高层政治，没有注意到欧美国家内部社会深层次的变革。我希望青年学者，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到国外亲身体会社会和普通人的动向。
从自我迷失到自我回归
新京报：回顾往昔，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你最想实现的是什么？
资中筠：冯友兰的女婿给他的老丈人做了一个总结：自我完成，自我迷失，自我回归，这个总结用在我身上以及很多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合适吧。
新京报：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资中筠：1949年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从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样，经历了各种运动，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文革后期开始一点一点觉醒。“自我回归”最重要的时期是1996年退休至今，能尽量利用相对自由的空间做学术和写作，目前是我最好的状态。
新京报：青少年时代，家庭和学校给你打下怎样的底色？
资中筠：家庭教育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说谎，这个观念根深蒂固贯穿始终，我觉得要说假话是很困难的。还有一点是反对趋炎附势，我小时家境不错，母亲对穷亲戚朋友都很热心，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这点我印象很深。我读的中学有很多政界要人及巨商的后代，也有一些贫寒子弟，在学校完全以成绩论英雄，老师根本不管你家里是什么人，不像现在的风气，“我爸是李刚”。
新京报：在清华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资中筠：在清华的前两年，读书很有意思。我读的是西洋文学专业，那时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给我们上课的先生有钱钟书、杨绛、雷海宗、温德（美国老教授）等等，他们讲课，没有教科书，没有讲义，一上讲台开口就讲，听得很入神。钱钟书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但临近毕业，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已无心学习，我的论文架子搭得大，后来虎头蛇尾，匆匆弄完的。钱先生对我比较宽容，论文给了我90分。
没觉得给领导人做翻译了不起
新京报：在思想改造中，你做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资中筠：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1953年我烧了自己中学毕业时的独奏音乐会纪念册。我的音乐会是1947年举办的，我感到当时别人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我却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的钢琴调中，觉得很羞愧，就一把火就烧了。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改造自己”？
资中筠：从大学三年级起，就是各种运动、政治学习，要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方面，迫于大形势，一方面，我也真心承认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我想加入无产阶级，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决裂。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国难当头、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成长的，新政权诞生，我们欢欣鼓舞，一心想着从此可以献身于建设新中国。
新京报：现在回想，那时有什么遗憾的事吗？
资中筠：让我最伤痛的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父亲是受到冲击的对象（后来证明完全冤枉），我工作的单位当然要我和家庭划清界限，我必须在家庭和组织之间做出选择，当然选择组织。运动很紧张的时候，我基本不回家，从此与父母疏远隔阂。以后运动过去，“划清界限”的要求并没有放松。这样无形中亲情就淡漠了。改革开放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每周都去探望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我们在思想上已经不能做亲密的深度交流。有些话没说穿，我们的关系再也没有回到当初，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文革结束后，你为何要求从外事工作调到研究所？
资中筠：我原来兴趣是外国文学，做外事工作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并没有选择权。改革开放之初，有了一点松动，我就主动申请调到研究机构，后来被分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来又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在这里，我总算有一点独立性，可以读书、写东西了。
新京报：你做了20多年外事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做过翻译，但你似乎不太愿意提这段经历。
资中筠：我觉得人们总拿这个说事，当作一种特殊身份，是一种误解。在50年底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我大概在外办临时可调的翻译名单上，有时就被召去执行这种任务，那时不像现在，他们也没有那么频繁见外宾。我给毛主席做过大约四五次翻译，给周总理做翻译的次数多一些，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但这并不是我的专职工作，我日常在单位有许多别的工作。我并没有觉得曾经给领导人做翻译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但现在在某些场合被介绍身份时，总会被强调这一点，使我很烦，我专业学外文，曾经做过各种翻译，论口译，最难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笔译我自己看重的是翻译巴尔扎克等的名著。我也还写了一些著作，我希望人们以一个独立学者来评价我，而不要攀附在大人物身上抬高身价。
“退休后是我最有成就的20年”
新京报：回顾你的经历，经过几次大的变化，是什么支撑你一步步走出来，寻找自我？
资中筠：一个大的方向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好，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内忧外患、民族苦难，在我们的思维中，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化在血脉里，怎么做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好，在不断探索中。还有一个是追求真理，要明辨是非。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读书明理，很难接受为恶行辩护的谎言。
新京报：前面你提到退休后，是你写作最多产、最重要的时期，为什么？
资中筠：1996年退休后，我做的东西完全是我感兴趣的。学术上比较重要的著作如《冷眼向洋》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工作是祛魅和自我启蒙，我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关切和思考，写了大量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它们比我的学术著作影响更大。这20年是我最高兴最有成就的20年，能自由写作，自由思想。我的思想是越来越解放，对历史、世事、各种问题，想得更明白。
新京报：你的学术著作和杂文随笔在你心中各占什么比重？
资中筠：两者我都重视，我是个学者，要是没有学术著作，根本站不住脚，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我是个合格的学者，我从50岁半路出家做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功底比较弱，只能算半个学者。要是没有学术功底，我的随笔会轻飘飘。但写随笔更能自如地表达我的观点，不束缚于某个课题领域。
新京报：自由写作想达到什么效果？
资中筠：我就是把自己想明白的事情，和更多人分享。而且有很多人接受，我很高兴。我有一个信心，谁要受我的影响，绝对是好影响，不是坏影响，会整个社会国家有点帮助。但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人口这么多，受我的影响的毕竟是很小一部分。
“希望年轻人的底线不要太低”
新京报：你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学术研究、自由写作、社会活动各占多大比例？
资中筠：我1996年退休后继续研究、写作，想补补课，我原来是学文学的，有好多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没有好好读，希望能安静地读一些经典。如果没有公共活动，每天我大概花6小时读书、写作，累了就弹几十分钟钢琴，弹钢琴时我很快乐，这是一生的爱好，钢琴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新京报：你对目前的这种状态满足吗？
资中筠：个人私生活上，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无忧。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
新京报：你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你的著作《锦瑟无端》、《闲情记美》反映您的审美趣味，退休后你有音乐，有钢琴，有书籍，为何要来管这些困难的事？
资中筠：我本来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闲情记美》那样子的散淡，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关心起那些感时忧世的事情来了，而且一旦关心起来就欲罢不能。我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中，这些闲情逸致是很奢侈的。我精力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觉得我来日无多，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另外也受外界的推动，比如今天我就被推动着接受你的采访。
新京报：有力不从心、沮丧想放弃的时刻吗？
资中筠：当然，我经常沮丧，看得更明白，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越多，就越痛苦。我个人的力量又是很有限的。我不幻想，我写几篇文章有多大的作用，不过是扔一块石头在水面上，激起几个浪花而已。
新京报：你在《斗室的天下》扉页上题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当前中国你最忧虑的是什么？
资中筠：每个时代都有代表社会良知和高层次的精英，能够支撑民族精神，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垮过。但现在整个社会太功利了，太趋炎附势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对年轻人有何期待？
资中筠：我不想提出太高的要求，一定要为什么而奋斗之类，只期待青年人不要太趋炎附势、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不要太低。另外，要对自己诚实，尽量不说假话。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