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天，作家张炜像往常一样“收声敛翅”地走进巨大的库房，他吸着时光囤积在纸页中的厚厚尘气，翻动着那些发霉或半残的纸页。他看到在一堆案卷下面压着一个油漆剥落、四角镶铜、锁锈斑驳的木箱。张炜打开它，里面是一个蜡染花布的包裹，掀开是不同颜色的纸张，上面落满了深深浅浅的钢笔字迹。

“我无法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的感受，因为它太奇特了。它的内容涉及胶莱河以东一百余年来的许多重大事件……纵观全部文稿，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写什么：革命秘史？养生指要？情史笔记？”之后张炜在这份文案讲述的故事脉络的基础上，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用了两年时间写作，然后又放了三年让其沉淀，2016年6月，他终于将《独药师》拿到大众面前。

张炜《独药师》讲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基督教登陆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的兴起，胶东半岛地区以实业和养生闻名的大家族季家受到巨大冲击。季府第五世季践的独子季昨非接受原本是季家的死对头——邱琪芝的指引，加上时代的大背景中，他周转于养生、爱欲、革命之间似飘萍一般无所依傍的命运，季践的养子徐竟则一直坚定地投身于革命。

“《独药师》最后写的还是人和自然、人和历史的关系。辛亥的历史镶嵌在了胶东半岛，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你在革命当中一定要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是革命的贫民、或者是革命的主将，或者是马前卒等等，反正你要扮演一个角色。此外，张炜第一次直面了东方神秘主义，他关注养生，将很多神秘的地方落到了实处，小说的趣味就在这里。养生这一部分，他保留了民间的一些神秘的传说和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对气味的敏感、什么样的人来拯救他的身体等等。”《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

张炜说：“我所写大半都有史实依据，难和易都在这里了。半岛上的大养生家太多了，他们确是真实存在。民国以前半岛上差不多每一座城每一个村镇都有长生修持的人，民众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陌生。将这些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的想象和夸饰。至于‘革命’那就更简单了，半岛从来最不缺少的就是‘革命’，如它当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摇篮之一，同盟会北方支部的驻地就在那里，管辖东北陕西京津等广大地区。”

张炜在《独药师》新书发布会后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张炜

作者不能告诉读者一个结论，这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测的工作

澎湃新闻：书名叫《独药师》，为什么用了这个名字？你怎么阐述“独药师”这个概念的内涵？

张炜：主人公的身份是“独药师”。书中人物对救世的“独方”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如革命者徐竟认为当时社会上只有一位“独药师”，他就是孙文（孙中山）。而已经西化的女子陶文贝、虔诚的佛教徒朱兰、非暴力主义者王保鹤等等，可能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独药师”吧。

澎湃新闻：在当今时代，一提养生第一反应是一些怪力乱神的、很负面的东西，但看完你的小说次才觉得原来中间有这么多深奥的、自然的道理。但你在发布会上提到：写养生落不到实处，娱乐性很强，你是怎么让它落到实处的？

张炜：追求养生是人类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东方长生术的学问既古老又深奥，掺杂了可怕的糟粕，这是最难讲得清的东西，所以在纯文学中是大有忌惮的。越是有难度越是晦涩，越是要努力表达得浅近，可感可知，有说服力，让大多数人凭感性可以把握，凭理性能够探究。进入文学中，它不能伤害一点诗性，在审美上需要找到一种和协与均衡。这都是极难做的。

澎湃新闻：邱琪芝唯一一次生气说：“你真的怀疑自己？你真的认为死是理所当然的？”还有频频出现的季昨非的父亲说的那句：没有比死更荒谬的事情了。怎么理解这两句关于死亡的陈述？

张炜：对于真正的“独药师”和长生研究者来说，他们的信念就是如此：死是荒谬的。只有坚信人的生命可以永恒，才有可能从事这种事业。他们的修持行为是建立在与常人大为不同的信念之上的，这个正是其基础。一切伤害生命的行为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部分人很难与当时的革命党合作。

澎湃新闻：邱琪芝讲，我今生的任务之一就是弄清父亲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细节。他到最后思考出了父亲所犯的错误了吗？

张炜：主人公一直在寻索父辈所犯下的错误，在寻求中不断地肯定和否定，最后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作者也不能简单地告诉读者一个结论，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测的工作。这里需要不同的读者自己去思想，这种思想的引诱其实正是一部书的目的。

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会有人叫好，但那往往是廉价的

澎湃新闻：书中频用花草植物的意象，比如朱兰、白菊，红薯地，曼陀罗，小白花胡同，革命爆发时频频出现的桐花，都有象征意味，为什么偏爱这些植物的意象？

张炜：书中出现了许多花、植物，这些都不能看做是象征，而是具体场境的自然需要。不是某种色彩的点缀，而是更深层的需要：进入与书中人物相一致的生命共同体。它们是有生命的，而且万物皆需平等。它们参与了世界的演变，也是世界命运的共同体。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故事和人物，哪些内容是能在历史资料中找到痕迹的？哪些内容是你自己补充拓展的？

张炜：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现实蓝本。虚构文字的写作赋予了作家一部分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却不能滥用。历史资料中总是较少细节，更少心曲，这些只好由作家去填补了。不过最好的填补一定是准确的，而不是为了让写作者自己快意。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会有人叫好，但那往往是廉价的、不耐咀嚼的。极为个性化和戏剧化许多时候并不在独自的想象中，而是原本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那么他越是老实，笔下也就越是诗意盎然；反过来，如果他不是一个诗人，再疯狂的编织和野性涂抹，都不会有飞扬和灿烂出现在书中。

澎湃新闻：怎么看待你塑造的季昨非这个角色？

张炜：季昨非这个人怯懦而又勇敢，随和而又倔强，保守更是激进。这是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的一个异数、一个做不了弄潮儿的诚实的人。我喜欢他的诚实，所以让他做了主人公。当然作家可以选择最不喜欢的人做主人公，但我一般不那样做。我要倾注自己的情感，怀着深深的爱和理解去写他们的故事，这样才对得起读者。他的结局就是书中所写到的那样，至于更以后又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了。

    书中的女性生来不是为了满足男人，她们有自己的命运

澎湃新闻：书中与季昨非有关系的女人有四个：鹦鹉嘴、白菊、朱兰与陶文贝，这四个女人分别在他的修行或者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炜：四个女子与主人公的关系至为密切，她们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需要阅读者自己去仔细体味，因为不是作者简单即可概括的。如果说鹦鹉嘴是落实自己的使命，白菊使人迷恋，朱兰是亲人，陶文贝是一个致命的吸引，这样一说也是大致不错的。但好像仅仅这样说也还不够，她们需要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她们要像生活中的人一样复杂、一言难尽才是。

澎湃新闻：四个女性中，你自己最喜欢的、刻画得最深入的是哪一个？

张炜：这四个女子，从爱情的角度观察，可能就是通常的视角了，那样来说最喜欢谁，显然要简单得多。但问题是她们的出现可不完全是为了爱情的。她们都有自己的重心和生活重点，生来并不是为了满足男人的，她们要有自己的命运。从命运的观点来看待她们，又会有不同的喜欢。鹦鹉嘴不是一个好看的女性，甚至还有点可怕，但她为一种事业献身的力量感坚毅感，她所透出的自信与安定，难道不是十分令人敬佩以至于可爱吗？当然，一般人都会爱上美妙绝伦的陶文贝，但是她太可望而不可及了，会令许多人灰心丧气的。一个遥远的人天上的人，烟火气绝少，也就与我们的现实有了距离。这本书是需要她的照耀的，正是因为她，全书才有了逼人的亮色。

三种叙述角度既是客观情节需要，也是表达丰富性的需要

澎湃新闻：怎么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一开始看到的版本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删掉了《管家手记》，书则包括楔子、正文（案卷）、《管家手记》三部分，相对完整，如何安排这三种叙述角度的？此外，三种不同的叙述角度，语言也是不一样的，关于这部小说的语言，你是怎么安排的？

张炜：杂志发表此书时删了一些文字，也是因为篇幅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只看杂志本会有一种匆促感，个别地方还少了基本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文差不多等同于主人公的自传，所以必需是他的口气，引用原文最好了，但那样读者是无法读的，所以前边讲得清楚，要由写作者适当地加以整理和译写，但幅度不可能太大，所以仍有清末语言的痕迹。管家手记可能是文史部门搜集的，来自管家后人之类，那就一定是原件了，所以也就只能是清末汉语。楔子是模拟了作者的口气，这个好办一些。三种语言和气息的交织，既是一种客观情节的需要，也是表达丰富性的需要。

澎湃新闻：小说的背景是在近代辛亥革命前后，书中有一个问题是养生与革命的矛盾与互补，你怎么看待生活中这两个命题的关系？

张炜：革命者认为是在行大仁义，认为是广义的养护生命的举动，是为了救小民于倒悬。而他们却引起了现实中看得见的、就近的牺牲，那是大面积的死亡。这是养生家所决不答应的。所以二者搞不到一起，而且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他们不能互补，他们永远是一对矛盾。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