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流行的民间读物可能是《玉历宝钞》

中国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根据罗友枝的统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教育的普及，30%-45%的中国男性与2-10％的中国女性能够阅读；在19世纪末的4.5亿人口中，过半人具备基础的识字能力。

这个比例可能偏高，但无论如何，识字人口中会有极少数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或学者，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民众只是能够进行基础的阅读罢了。在底层社会，四书五经一类的传统典籍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许远远小于医卜星相、绘本小说、善书宝卷一类民间读物，后者才是广大初步具备识字能力的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对于仅仅是“颇认得字”的普罗大众而言，“诗书礼易、八股文章”远远不如通俗易懂、图文结合的民间读物受欢迎。

《玉历宝钞》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读物了，它为人们生动描绘出死后世界的景象，黑白无常、地藏王菩萨、十殿阎王、牛头马面、轮回转世等元素汇聚其中，警醒人们去恶扬善，以免死后进入地狱，受无尽之苦。由于其叙事语言直白浅显，插图生动形象，融合三教观念，既谈鬼神，又讲忠孝，深得大众喜爱，自清代以来便风靡了海内外华人社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起：“二哥的丈母颇认得字，带来《玉历钞传》、《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常给我们说目连救母游地狱，妙庄王公主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残酷景象。”无独有偶，鲁迅也对这类讲述“地狱的残酷景象”的文本情有独钟，根据其在《朝花夕拾》中的自述，鲁迅小时也看过《玉历宝钞》，此后收藏有十余种版本的《玉历宝钞》，并在翻看的过程中回忆起童年往事，产生灵感，写作了《无常》一文；而在《祝福》中，祥林嫂到镇西头土地庙捐门坎，担心自己死后到阴司要被阎罗王锯开，分给自己曾嫁过的两个死鬼男人，这样的心理大概也是出自《玉历宝钞》一类的书籍。

鲁迅所藏的《玉历宝钞》有北京龙光斋本、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广州宝经阁本、翰元楼本，此外还有两种石印本。鲁迅仔细地对比书中的“黑白无常”的绣像，总结道：“《玉历钞传》也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石印本“颇为漂亮”，而像绍兴许广记刻本一类版本则“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

《朝花夕拾》中，鲁迅对比不同版本《玉历宝钞》中的无常

低成本、高画质，民间读物的最佳载体

木刻本与石印本画质差异较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印刷技术。

1796年，奥匈帝国人Aloys Senefelder发明了石版印刷术，于十九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平版印刷技术，它与之前的雕版印刷与铅字印刷这类凸版印刷术都不相同，省却了木刻雕版与铅印排字的麻烦，直接以水平石面绘版，采用胶性墨粘着于石板，石板在先后接触水和油之后，有字画之处会留有油墨，而其他空白处则由于水油不调和之故不会留有油墨，此时便可敷纸压印。石印的速度较快，在制版时只需绘于石面，无需刻刀雕琢，因此线条可以尽量地弯曲繁杂，细节之处也可以做到笔画清晰；而对于木刻本的刻工而言，雕版时简单的直线远比曲线要省时省力得多。

土山湾博物馆内的小型石印机，宾静 拍摄

石印本的图像线条更丰富，更密集，构图上也会更为严谨合理。如下图所示，木刻本《玉历宝钞》中的黑白无常绣像，与石印本《玉历宝钞》中的黑白无常绣像有着极大的不同。石印本的构图更加合理。人物的表情和服饰变得精致，即便单就线条而言，石印本中人物的须发也是更为繁多而精细的。如果对比同一册中的其他图像，这一现象会更加明显，木刻本中的轮回图只能容纳寥寥几个比例失调的人，石印本却更为精细地将人物与动物刻画出来，人物数量更是前者的几倍，且表情传神，这使得画面更为丰满，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想象空间会更丰富。成本低，画质高清，因此石印本便广为流传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姑苏镂云阁木刻本《重刊玉历至宝钞》

民国十四年宏大善书局石印本《玉历金丹劝世合编》。

如果鲁迅当时有条件收集更多石印本，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家石印书坊出版的《玉历宝钞》几乎分毫不差，甚至连书籍扉页的广告画也一模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石印本的翻印与盗版是常见情况，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对相关技术有详细的介绍，石印书坊可采用“电镜映射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翻印古书，不爽毫厘，又可随意缩小……”。

从左至右依次是千顷堂书局、文瑞楼书局出版的《玉历宝钞》中的广告插画，除旗幡上店名之外，其他各处一模一样。

然而各家石印书局并不会太过追究这类相互抄袭翻印的情况，毕竟《玉历宝钞》这类民间读物本无明确的作者。此外，《玉历宝钞》一类的读物，其中多宣扬天堂地狱、轮回转世、善恶有报等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的教化劝善功用，被称为善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印刷传播善书是有极大功德的，石印书坊的翻印行为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被视作一种善举。

翻印《玉历宝钞》，民间石印书坊的发展之道

石印书成本低、操作简易、印刷速度快、图像高清，二十世纪初的石印书坊极大地满足了民间在善书印刷方面的需求。在当时科技发达商业繁盛的大城市中，存在着众多规模中等的专门刊印出版善书的石印书坊，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较为著名的有翼化堂、千顷堂、明善书局、宏大善书局等，它们借助上海的区位优势，承接全国各地的善书订单，在印刷完成之后便发货至买家处，有时甚至会提供“包邮”服务，形成巨大的商业网络。

以创办于民国初年的宏大善书局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管窥这类石印书坊的生存发展之路。宏大善书局由旅沪宁波商人金友生创建，坐落于租界区河南中路，主要经营书籍，兼售各类纸制品周边商品，如门联、账簿、礼帖、信笺、贴画等。金友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于翻印《玉历宝钞》，他曾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到订单的经历：“七月望日，来一异乡客出其《玉历至宝钞》一册嘱为翻印，俾广流传，友鉴其诚，即与之估值而订约焉。”石印的速度极快，“未匝月书已印成，客至购书半数，爰将剩下余书逐渐推销，不踰数月而书架已空”。由于印制传播善书，金友生成了远近闻名的善人，相关订单接踵而至，从此他便将印制善书作为书局的主要业务。

作为一间规模中等的民间书坊，至二十年代末，宏大善书局有二十名员工，并在附近的万航渡路有自己的石印工厂，石印工人们按照印刷流程分为机器部、落石部、胶纸部等不同部门，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分工明确。此后，宏大善书局的经理金友生先后加入了“商界联合会”河南路分会、参与创建“租界纳税华人会”、参与筹建“商业联合保险公司”、加入“中外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上海华商纸业交易所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向其他三名同乡商人融资组成董事会，并同时和六家银行有着业务往来，先后在三家保险公司投保……良好的经营使得宏大善书局健康发展，吞并了其他的同行单位，在行业内具有话语权，并幸运地躲过了兵燹与火灾带来的损失。宏大善书局的石印善书也一度行销两岸三地。

民国十二年台湾嘉义善书流通会在宏大善书局订制的石印本善书

随着技术的进步，铅印术逐渐占据了原本属于石印术的市场，石印书坊的生存处境也愈发艰难，宏大善书局在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收为国有，从此销声匿迹；民众往往乐于接受新的技术，却不愿忘记故老相传的观念，《玉历宝钞》一类的善书仍在民间长期流传着，直至今日。（文/一个狗）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