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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生存：作家叶平新著后记
底层的生存：作家叶平新著后记
撰稿/叶平
作家档案：叶 平：60年代生于陕西洋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武汉军区《战斗文艺》编辑，进修吉林文学院。出版散文集《朴素的距离》《沿着河流行走》《华阳华阳》、长篇散文《中国朱鹮》《大山书》、非虚构作品《纯情的手势》《引酉魂》、报告文学《守望天平》《创新深圳》《守望初心》、长篇小说《淘金》（合作拍摄34集电视剧，深圳卫视播出）等，获“武汉军区文艺创作奖”（记三等功一次）、孙犁散文奖、《人民文学》评论征文金奖、首届“清白泉杯”全国清廉文学大赛一等奖、全国水利文学奖、第二届全国报纸副刊奖、西部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陕西作协报告文学特等奖及鲁迅杂文奖和网络文学理论奖等。
一
我常常为生长在汉中盆地而自豪，也总是对这片土地心存神秘和敬畏。
造物真是神奇——横空把一座耸入云霄的大秦岭抛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这座庞大的山脉，西起甘肃，穿越陕西，东至河南，绵延1600多公里，成为南北地理分水岭和气候分界线。
高大险峻的山峦，以母亲般的温情揽汉中盆地于怀抱，有效地阻隔了来自河西走廊的寒流和戈壁沙漠的风暴，以及西北边疆的滚滚铁骑和西南丛林的猎猎军威。从三国开始，爆发了无数与汉中有关的战争，这里皆安然无恙，盖因秦岭画地为牢，易守难攻。
徜徉在汉中盆地的天地间，心海常会涨潮，自豪感油然而生。
每当外面的朋友问我：汉中什么最好最美？我只回答两个字：山水！
不错，天下山水没有不好的；美的山水多了去。但汉中山水却因异常宁静而不同凡俗——这里的天不算辽阔，却似起伏的海水，湛蓝而幽静；这里的地不规不则，却似海底的冰山冻浪，打着史前的烙印。
生长于斯的作家诗人，自然与这片山水有先天的默契，很难写出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文字，却不经意就有了日月同韵，山水合鸣的吟诵。我以为自己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盆地里的写作者，所能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无疑是把这方山水表面和内在的真实用文字表达出来。仅只是写山水的静美是许多人可以做到的，要写出承载这片山水流动在低处的沉重，却是极少有人做到的，但总的有人接受这种挑战。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
有一天，当我为城镇化大潮不动声色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撼、迷惘和无所适从时，便去大山深处走了一圈。这使我产生了“一叶障目，不见青山”的感觉。原来我对生养自己的家乡并不熟悉，许多地方还没有去过。一个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面积是山区，县城所在的平川其实很小。那里人们的生存现状和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变，并没有进入文学的视野，我有责任关注他们。尽管是走马观花，但依然有所发现和思考，这便有了《大山书》中第一章的作品，其中部分篇章在报刊和网络发表后，得到了许多点赞，还获了一些奖。这说明“在场和民生”类接地气的写作是受人欢迎的，这使我受到鼓舞，决定继续写下去。我明白，一部长篇作品，应该是一片载舟之水，如果不是浩如烟海的大水，也该是荒山野岭中的一河清流。接下来应该写的更实、更真才好，有感情、有思想更好，否则连自己也会否定自己——仅仅是素描山水的野性美就是游记；仅仅是浮光掠影的描述贫困、愚昧、无奈的生存状态也缺乏深意。让情感更真诚，文字更真实，引导读者一同感受和思考山区生活的现状，才是最应该去做的。这么想了，我只能停下笔等待契机。这是一种习惯，我相信：上帝如果在某件事上捡选了你，就一定会成全你。
二
这个契机很快就来了。2017年初春，我被安排去秦岭腹地的一个山村扶贫，零距离接触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群。
我从小生活在山区，虽不是大山，但也是出门就爬山，庄稼人凭力气吃饭，常年吃苞谷、红苕，少有大米白面，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我自以为熟悉山里人的生活，但在扶贫时见到的某些情景还是出乎意料，这毕竟是21世纪了。
在那里，许多人事令人揪心和焦虑，比如留守儿童，有些孩子有爸没妈、有妈没爸，有些孩子虽有爸妈，但远在天涯海角，聚少离多，一年一次见面，甚至几年不得见面，有和无都差不多。孩子们一双双黑亮的眼睛，有期待、有敌意、有抑郁、有迷茫，看上去总是揪心。
在那里，贫富悬殊是那么大，有些富裕人家已是大都市的主人，他们开着名车、穿着名牌，带着美艳时尚的情侣回山里的别墅度假；有贫穷的人家，一生没去过城市，没坐过火车，天天劳累，只可勉强顾及温饱。观念的差距更在云泥之间，年轻人走南闯北，四海为家，认定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老一代人一生没出过大山，不知魏晋，终老山野，以为钱是省来的，种地是最可靠的。走四方的打工一代，迫不及待地逃离大山后，千方百计地寻求着在城市扎根的路径；守望家园的人们，把山林和土地视为命根子，只要有饭吃、有酒喝，一切都好！强人、能人、歪人，恨不得把山里的财富全装进自己口袋，然后去向城市叫板。体质和心智弱小的人，只能靠原始、诚实的劳动，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聪明的人太聪明，老实的人太老实；强者太强，弱者太弱。扶贫的难度也在这里，聪明能干的不需要扶，老实本分的很难扶起来，懒惰成性的，像得了软骨病，扶起来又会跌倒。
然而，不管是什么情况形成的贫穷，都是扶贫要解决的问题。许多扶贫干部在为这此焦虑和努力着，甚至献出了健康和生命。他们有的长年驻村，有的带病奔走在山野里，失去了许多东西，依然坚守着工作岗位。他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然而，因为他们平凡琐碎的坚守和不弃不离的姿态，拉近了与群众的情感和心灵距离，改善了曾经紧张的干群关系，使贫困人口获得了主动改变命运的内在动力。
在过去的农村，只要温饱有余，人们就满足了。如今人口流动、信息发达，农民在温饱有余之后，还要和城里人比生活质量。这种悬殊在偏僻山区表现的更为突出，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努力缩小这些差距。
人与人之所以有了距离，主要是见识的多少和观念的改变，扶贫的最大难度在于改变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与时代接轨。山里人满足于自给自足，不欠债务，少赚少花，有多少钱办多大事，除了生活必需品，最好不消费，知足常乐。他们信奉“吃饭穿衣论家当”，有吃有喝就不着急。这与城市人主张的能赚能花，有钱就有尊严，正好相反。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使他们不敢冒险，不想折腾，在经济社会中非常被动，几十年日子没起色，甚至是越过越穷。许多家庭很脆弱，经不起任何意外，因病因伤致贫的现象很普遍。即使在政府帮助下脱离困境，但从根本上并未脱贫，解决精神贫困就更为重要。许多人的穷是逃避现实的结果，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不是想法跨过去，而是畏缩不前，或干脆放弃，这样的人生只能下沉。而对坚强乐观的人反而是改变的起点，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不停地尝试，通过别的方式去改变生活环境。事实是，有人在外打工或有经济头脑的家庭日子都过的红火，究其因，就是改变了观念和姿态。
当然，如果不扶贫，因不可抗力因素形成的穷人就会过不下去。工作队在初期所作的有效服务并不多，主要是鉴别贫困户的真实性，尽量公道地把国家的温暖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家，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仅此，已经让群众感到党的好政策和政府作风的改变。然而，许多时候，面对父老乡亲热切的期待，我们总会感到无能为力，唯有深深的愧疚。真正解决贫穷是双向努力的结果，仅有国家的扶持没有个人的努力，怎么也不能行。如同我只能把这些尽量真实地写出来，让读到的人有所思考，至于是否能转化为改变他们命运的能量，不敢妄想。
三
同样是下乡工作队，已经与三十年前大不一般。社会风气和人心世道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十多年前，我作为“整组”工作队员，被分配到一个山区住队。那段岁月终生难忘。感觉里我的工作队员身份，只是给那个村庄增添了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廉价劳动力，与农民不同的只是开开会，带领大家学学文件和报纸。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也许是我心里的感觉。失母之痛、失恋之苦、前景渺茫，使我不但自卑而且自闭。文学成为我没有跨掉的最后支撑。我总是脸色沉沉的，害怕见人，往背静里去，往书籍里去，往内心里去，往想象里去。人不问不说话，回答也是惜字如金，甚至简洁到了冷酷。单位派我去“社教”，被分到离县城百里之遥的一个偏僻山村，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没有理由不接受别人不愿做的事。吃派饭、烤柴火、睡稻草床、下地干活，晚上围着火堆学习开会，孤独无助，心里却不觉得苦。被一帮油滑、奸佞的村干部利用，去管谁都不敢管的“计生”钉子户，结果遭悍妇辱骂、抱腿，却无人解围，像一只小鹿被狼群围攻。无以复加的茫然、恐惧和绝望，使我对鲁迅一生深恶痛绝的“国民性”刻骨铭心，甚至颠覆了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最初认知，至今难以改变。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鲁迅笔下那些可怜又可恨的人物，在百年之后，依然随处可见。
当然，我对贫民百姓的感情从未改变，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都有着泥土般朴实的品质，他们只是用辛勤劳作维持着基本的生存，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一点多余的能力和心思，与主流社会较劲，即使在个人利益受到直接损失时，也是一忍再忍，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应。其中使强用狠，铤而走险的只是个例。
我至今难忘曾寄宿的那家人，男主人是村会计，憨态可掬，做事一丝不拘。女主人贤惠能干，待人热情。只要看看他家住旧了还未抹白色墙皮的土坏房，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正直的人。照例说，他家生活一定比一般人家过的好，事实是，家里没有一件时新的摆设，一家人都是穿着带补钉的衣服。他们对我如亲人，每次做好吃的饭菜，都会给我留下。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儿特别可爱，放学回来围着我请教作业，给我唱歌。两位老人也让我感到长辈的慈祥，他们在心里都把我当成了一家人。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着火坑，烤着花生、板栗，说说笑笑，那是我在山里最快乐的时光。他们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幸福，似乎没有任何非份念想，我也觉得农家的好日子就是这样，种地、养孩子、孝敬父母，简简单单，无忧不虑。
这段深山社教的经历，使我获得了写农村生活的体验，每每写到山里的人和事就会想到故乡和社教的情景，为我赢得虚名和感到自慰的作品也多与山里的人事有关。
四
中国农村实在广大深厚，可以承受任何强大的社会危机。农村是稳定的基石，农村稳定国家就稳定。农民有没有知情权、话语权，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
这些草本一样质朴、卑微的人们，面对种种不平时，常常是一声叹息，或背地里流些眼泪，至多是重复一句古老的口语：“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事实也大抵如此，掠夺穷人利益的贪婪者和欺凌弱小的恶人，大都会得到天惩，不是眼前的牢狱之灾，便是纷至沓来的飞来祸患，即便侥幸漏网，这些阴魂不散的良心债务也总是缠着他们的子孙后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善良弱小的人们，也大抵会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关爱。这一隐形的铁律，如同一个无解的怪圈，是形成底层百姓人生观和民间迷信，以及宗教信仰的土壤，也是人类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
《大山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虽然人无姓、地无名，但大都是有出处的，虚构也是有的，却也在真实的范围之内，只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对有些敏感话题作了艺术处理而已。如此真诚的记录，只为引起更多的人关注，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生活着怎样的人，发生着怎样的事，酝酿着怎样的变化。如何使这些偏僻落后，很容易被时代遗忘的角落，进入公众视野，并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现状有所思考和行动。若不小心造成误解和伤害，也都是善意和建设性的，切勿对号入座，小题大作。因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所传达出的真情，并缘此可能引发的对当下生活的改变。如此，我的写作也便有了意义。
我在写作时一再提醒自己：尽量真实地记录偏远落后山区人们的生活原态，让人们看到扶贫的必要性、艰巨性，以及其中的阵疼和变化。但依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力不从心。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底层生存”的苦难了解甚少，只知道如今的山区有空巢老人，有留守儿童，但想象不出它荒芜的真实面目。衰老，意味着没有新奇的盼望，没盼望的人老的快，没盼望的村子也老得快。年轻人都离开山村，去远方谋生活。祖祖辈辈耕种的庄稼地，已疯长起荒草树木，山野被茂密的荆棘覆盖，曾经蛛网似的小路，己被绿色淹没。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在坍塌，留守村庄的多是丧失劳动力的老弱病残，他们与寂寞的山野为伴，心里尽是孤独、荒凉和愁苦，唯一的盼望是远方儿女的电话，最大的心愿也只是对儿女的祝福！同龄的人在陆续离世，他们明白自己突然也会走的，突然在梦中走了还是福气，若是患了大病，哪里有钱？若病卧在床，谁来照应？困死、饿死也不可知。即使正常地死去，心里也在担忧，不知儿女能否赶回来，把自己体面地送上山去……
如果是山里出生的人，不难体味如此的凋零和苍凉——所谓故乡和老家，就是一个人出生并度过童年少年的地方，也是一个人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根，会永远无言地等待游子的归来。在老家，面对坍塌的老屋和老弱病残的乡亲，才会真正懂得活着的苦难，包括生命的卑微，以及什么是沧海桑田和人生如梦……
五
一切都在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精准扶贫”工程，使曾经松散的基层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也使一度紧张的干群关系得以有效缓解，在解决农民物质脱贫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在精神上脱贫，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知情权和话语权，这无疑是他们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的活水源头，这个好的起点来之不易，需要全社会珍惜和维护。这正是《大山书》的创作初衷和愿望！
我们已经看到，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精准扶贫”工程，使曾经松散的基层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也使一度紧张的干群关系得以有效缓解，在解决农民物质脱贫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在精神上脱贫，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知情权和话语权，这无疑是他们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的活水源头，这个好的起点来之不易，需要全社会珍惜和维护。这正是《大山书》的创作初衷和愿望！
说到精神脱贫，其实对作家而言，参与扶贫也是一种自扶，一种自我救赎，我们面临的诱惑和选择太多，必须懂得在反思和忏悔中辨别方向。也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是作家精神和情感的一次升华和救赎，也是一个继续前行的路标。
我以为，文学是弱者的事业，原本对弱者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好作家都是低层劳动者和苦难者的代言人。在网络覆盖下，作家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读者也多趋炎附势，华而不实，诚实的人和诚实的写作是不受待见的，甚至会招来是非。然而，冒点险会如何？总比人云亦云地写那些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有价值。一个人一生不是只为自己做事，总是要做点对社会、对公众、特别是对弱者有益的事情。
相信：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做正大人，行磊落事，走光明路，自会与大道、公理同在，自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和上帝的祝福！
相信：在大水走泥的变革时代，所有阴暗腐朽的人事都不合时宜，所有“此心光明”的人和所有光明正大的事物都将生气蓬勃！
选自长篇非虚构《大山书》“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出版），此为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