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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此史有关风与月
本书名为“此史有关风与月”，照梁小民先生的理解，写的并不是历史的风月韵事，而是以吟风弄月的形式以及心绪，在看似闲聊中完成就一些严肃话题与同好者的交流。
小谈大历史，用简单而通俗有趣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大谈小历史，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作者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隋炀帝到近代大韩帝国的衰亡讲清楚了。抓住了关键，讲清了重要的事件。“庙堂”这一部分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退休史”，或被软禁，或闷闷忍让，或依然控制权力，甚至策动反击。这些看似小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权即使是皇帝的老子也没用。
总之，历史越细越真实，本书很多文章虽然意在叙述历史大趋势，但具体落笔写的还是小事、细节，这正是它的可读之处。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1842年春天，当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地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容我以后再详细道来）。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你某个亚洲国家心悦诚服地服膺于西方文明，这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被西方统治吧?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现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承认大清也算“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地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地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做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地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地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地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
小谈大历史，用简单而通俗有趣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大谈小历史，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作者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隋炀帝到近代大韩帝国的衰亡讲清楚了。抓住了关键，讲清了重要的事件。“庙堂”这一部分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退休史”，或被软禁，或闷闷忍让，或依然控制权力，甚至策动反击。这些看似小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权即使是皇帝的老子也没用。
总之，历史越细越真实，本书很多文章虽然意在叙述历史大趋势，但具体落笔写的还是小事、细节，这正是它的可读之处。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1842年春天，当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地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容我以后再详细道来）。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你某个亚洲国家心悦诚服地服膺于西方文明，这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被西方统治吧?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现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承认大清也算“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地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地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做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地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地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地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