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答安琪女士十三问——中国民间诗（报）刊主编访谈系列之《第三极》篇

（注：本访谈录首发于网络，后全文刊载于云南文学月刊《滇池》2011年月号，继又被大型流派诗歌刊物《第三极》第7卷全文转载）

1、我是从90年代纸媒时代一路走到今天的诗歌写作者和在场者，应该说，90年代出道的诗人我大都略有所知，但对你，却一直到2006年博客时代才惊见你诗歌的语言先锋性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在《刘诚印象》一文中表达了对你的种种感受，借此机会我希望你先进行一番自我介绍：生平，创作，等等。

答：关于生平，《刘诚文学活动年表》有这样的表述：“1956年8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洋县酉水镇雍家坪村。父刘荣汉、母张秀珍系农民。祖父刘德明，系高祖刘成烈身下第二子，自幼饱读诗书，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藏书甚丰。受祖父熏染，完成了文学启蒙。”我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最苦难的年代，所幸这座名叫雍家坪的村庄保护了我。村庄很美，村前是酉水，这条河从国家级风景区华阳深山出来之后，像是有意要挥洒才情、平地里造出一个盆地似的一个360度的大回旋，圈出一片千亩大小的荒滩地来，这才又汇聚众水向下游流去，一直流到几十里以外汇入了汉水，这座村庄就坐落在这个微型盆地北侧比较舒缓的盆壁上。村子虽以“雍家”冠名，居民其实很杂，三十多户人家，有雍杨苏李王诸姓，还有我们刘姓，村民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是一个众姓杂居的大家庭。就在这座美丽而多少让人感到几分荒寒的小村庄里，我懵懵懂懂闯入人世，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真正创作，还是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1980年起开始诗歌创作。褒河一带，高山兀立，道路笔直，大河奔流，风光旖旎；附近又有石门天险，是一条著名古道的出口，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美女褒姒的故里。且正值思想解放的洪期，新观念新提法层出无穷，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心境，对写作非常有利。数易其稿，完成长诗《独对永恒》。”（《刘诚文学活动年表》）此前当然也有创作，只不过大抵不脱模仿，只是从这时候起，才算开始了诗歌的创造活动，并几起几落，断断续续，一直走到今天。

2、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你是状态保持得很好的一位，无论创作还是编刊，你犀利的切入事物本质的判断和尖锐的思想直觉一直勃发着一股沸腾的力量，它们来源何处：天性？阅读？经验？还是什么？

答：命运，命定。除了命定，还能是什么呢？诗歌也罢批评也罢，只要是真货，都是从诗人骨头里流出来的，硬装装不出来，撑死也没用。极度敏感而爱走极端，而其实又宽容随和；坚定，野心勃勃，好大喜功，豪放而不乏细腻的感触，刚烈却又兼具透骨的幽默。读我的诗歌，人们不知道我居然会是五十年代人。不少文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一连串想不到：想不到我居然生于五十年代中；想不到我居然还这么激情；想不到我的优秀作品那么多，就像突然打开了一座金窑；想不到我火焰一样的诗歌而外表却如此随和，没有任何攻击性；直到后来，想不到我的小说居然也能写得很有特色；再后来，想不到在国家垄断了出版资源、宪法赋予公民的出版权基本落空的情况下，我居然凭空降落一个系列出版物《时代前沿》，自任主编，已经出到第四；更想不到，一个全国性的前沿诗派，居然发起在汉中这样一座内陆城市，在全国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他们的感觉是对的，我的想不到很多。这就是诗人啊，总能不负众望，给人惊喜，让人眼前一亮。这难道是自吹吗？哈哈！这不是自吹，而是事实。再一点，我主要面对全国诗歌界，也不想面对地方。在我的精神构成里到底都有些什么元素？除了命定，还能有怎样的解释呢？如果说也有某些主观的因素，我想可能得益于我对人生本来就寄托甚大吧。我从小就是一个想做大事，也一直认为能做成大事的人，通常异想天开，别人不敢想的，我都敢想，只是并不明说。当然后来没做成大事，因为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个叫做命运的角色跳了出来，在那里破坏和阻挠。通过政治造福天下肯定是不可能了；能够拥有财富进而兼济天下，这一点现在看来也基本落空，而小丑却一个个如鱼得水活得甚是滋润，这无疑使我对人生体验最深看到更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的优势。古人讲诗穷而后工，不是说“穷”（非贫困之穷）一定诗工，而是说只有在“穷”的情况下你才看到更多。水在平原是不会有浪花的，只有在乱石穿空的情况下才会有拍岸惊涛，在弯道才会有美丽的弧线——我的生活多弯道，像三峡。另一方面是所处的时代：它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正如狄更斯《双城记》的献词——而我有幸成为它的见证。老实说，多年来我一直在与杜甫式的诗歌命运作顽强斗争，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设想着各种实际的职业，想在时代紧密封锁的两壁打开生存的通道，这种努力使我内心充满了悲壮的情怀。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从时代的内部穿过，最强烈地感受到它躁动不宁的氛围，我和普通的百姓一样深深呼吸着这个年代日益恶浊的空气，对于生活的无着和焦心，对于日益边缘化的惶惶无着，对于各种天灾人祸的恐惧和不安，都有着切肤的感受，对于一个小民百姓在这个年代被权力愚弄和倾轧的屈辱刻骨铭心。我不是为了当诗人才写作了诗歌，而是因为要有尊严地生活，意外地收割了诗歌。诗歌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如果真有主业，我敢肯定，它还没有开始。

3、近阶段我写了《第三代诗歌运动是有它值得反思的一面》一文，对第三代进行了反思，我注意到你的《中间代：第三代后院的诗歌哗变》和《回忆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我的第三代情结》也对第三代做了诸多描述和理论剖析，你的简介也写有“第三代诗人”字样，对第三代你似乎爱恨交加，为什么？

答：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代人的集体行动，它包括但不等于少数人突发奇想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狂飙突进，而是由众多私秘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碎片构成，是众多私秘的第三代史多声部合成的繁弦急响和充分展开；它那冲天的火光，以所有第三代诗人——包括一大批被遮蔽的第三代诗人青春和生命毫不保留的投入为原料。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自发性、群体性和非功利性，不带任何功利的诉求，是一种青春和创造能量的自发涌动，对时代是一种全方位的弥漫和笼罩。这与后来一些诗歌阴谋家从一开始就抱着功利目的，组织圈子党同伐异，疯狂攫取名利的做法完全不同。八十年代渐渐远去，它欺骗了大家，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共同的道路走到这里已经走尽，大家要分家只能从这里开始，诗歌要分家也只能从这里开始。但没有人会记恨那个年代，即使被它欺骗。在记忆中它的镂刻如此之深，每当提到第三代，就像是听见了一首动人的老歌，不需要任何过渡，会一下子进入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与第三代这一伟大群体站立在一起，是我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幸运。因为有第三代，我的青春没有白白燃烧。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此后的什么代、什么派，都无法与第三代相提并论。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启了一个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诗歌时代，它是中国诗歌的美学拐点，影响到此后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所触及的诗学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作为新时期诗歌“父本”的朦胧诗运动。今天的诗人无论什么门什么派，都走在第三代开辟的道路上，只不过选择了各不相同的向度。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我以我的诗歌活动为它增光添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是它的一部分，并以此为荣。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可以共患难却不可以共富贵的古老悲剧，不幸在这里再度上演：大家的第三代、整整一代诗人的第三代，却被少数捷足先登者牢牢地垄断了，真实的历史反而被刻意遮蔽。这就是混账的中国诗坛：第三代成了几个人的私品，而我认为我比起他们来，其实更加优秀。这样的待遇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坛的极度不信任。但如果心平气和地放开眼光来看，历史对我的这种亏待反而成全了我——我虽然被人为地排斥在第三代之外，但时至今日，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我的崛起，刘诚品牌的第三代英雄写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承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英雄写作到新世纪之交的神性写作，再到第三极文学运动，一条不可逆转的轨迹以明亮而粗大的弧线，划过混乱年代中国诗歌的天空。我错过了大展，却携带一大批诗歌和理论文本以神性写作的名义重新出场，作为诗人，我走完了一些诗人投入两次生存才能走完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在《回忆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我的第三代情结》一文里大放狂言：“我是中国诗歌里九头的大鸟从火焰里飞出，有九颗头、九条命！”

4、2006年你创办了《第三极》大型民间诗刊，迄今已出版四期，无论版式还是内容均体现了你一向追求的大手笔和厚重，创办《第三极》何意？名《第三极》又何意？创办至今收到了你想要的效果了吗，还是依然有遗憾？接下来《第三极》有何进一步的设想？

答：《第三极》最初的构想是综合性文学民刊，十品认为这个想法好，可以把小说散文和批评都包括进来，填补了民间诗刊的一个空白。所以你看到我们当时的野心了吧？它叫“第三极文学运动”，是文学而不只是诗歌。可后来我发现，如果把小说和散文都包进去，作为一家没有任何经费来源、不能发行只能免费赠阅交流的民间刊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截止目前，《第三极》仍然是一个包括诗歌和批评的民间诗刊。看到它的朋友都为它的精美厚重赞不绝口，认为甚至超过了某些有固定拨款、允许发行经营、有稳定利润的官方文学刊物。第一卷创刊号算是开了头，出了场；第二卷是理论专号，通过这卷厚达180页码的刊物，我的目的是要确立第三极神性写作诗学理论体系。它有没有一个体系？或者它是空的？非也。它的体系已经形成，有宣言有概念有提法，有大量的深入论证，到今天谁想要在理论上否定第三极神性写作，先得面对我们数百万字的第三极神性写作诗学论文，这一点即使是第三极的老牌文学敌人也感到相当棘手，他们知道反对的结果，只能是使第三极神性写作更加深入人心，所以一些较高级别的论敌采取的办法是回避，就是看到了却装作没有看到。总的看《第三极》没有使本派丢脸。在它上面发表的作品，不只包括神性写作，也包括泛神性写作。第三极以《第三极》刊为确证，成为一个反兽性写作的统一战线。想法当然很大的，但客观地说创作能不能跟上，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如今谁是真正的神性写作？是我吗？十品吗？董辑吗？或者安琪？抑或寒烟？而你首先被公认为是中间代首倡人。所以第三极神性写作目前更多的只是第三极，而真正的神性写作，目前仍然只是一种诗学理想。对此周伦佑曾谈到，你提出神性写作很好，但接下来面临着在写作中贯彻的难题。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难题。对于原教旨的神性写作来说，不是说不可以达到，而是至今仍然在路上。按理说来，最应当拿出神性写作代表作的应当是我，但目前我一方面有一点偷懒，很多杂事在争夺我的精力，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第三极》的出刊；此外我一直想写小说，长篇的。有一个性爱三部曲，初稿写成三年，居然拿不出整块的时间修改定稿，直到今年九十月之交，才搞定了一部24万字的《十面埋伏》。这三部书应当很好看的。此外还得读书啊，有多少必读的书都得读；此外还有好几个中长篇的小说写作计划只等落笔。所以已经有了系列长诗《悲惨世界》的构想，只是目前仍在积蓄精神力量。这部作品应当像《命运·九歌》一样，是组装起来的，是一部新的系列长诗，规模比前者大很多。它的关键词是：悲惨、悲悯和爱。构造它的几根中柱目前已经形成。它绝对是神性写作的，但这是一个大计划，完成这部作品，诗歌方面我可以金盆洗手了。写那么多干嘛？我有一首诗叫《诗歌多得要命》，诗歌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尤其是垃圾诗太多了。那我为什么这么爱组装，不是要以大为美，也不是玩积木玩上了瘾组装成癖，而是我的诗歌太多了，与其勉为其难让大家记那么多，不如让大家只记住一个《悲惨世界》。此外也没什么大的深意。这诗我一定会完成的。完成了这部大诗，我就有两部系列长诗，成为我诗歌写作的两部代表作，包含了我所有长诗写作的精华。然后我会慢慢悠悠把精力投向长篇及诗歌批评。所以目前看，第三极写作强而神性写作偏弱，但这个情况会慢慢改善。第三极从最初酝酿是在2002年6月，理论首发是在2004年10月31日，正式出场是在2006年6月，从酝酿算起至今有七年时间，如果从正式称派算起，不过三年多一点。第三极是一个需要存在至少二十年的东西，是发展的，最好是能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我想具体到实战层面，神性写作无非是以诗歌的形式实现对神性光辉的某种触摸，这样的工作也不是比登天都难。代表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只要假以时日，逼近神性写作诗学理想的作品当会越来越多。下一步，《第三极》除保持特色、增加出刊频率、不断推出第三极成员的优秀新作外，将采用全国视角，从第五卷起计划开设三个栏目。一是“中国当代诗歌传世名作”。对，是传世名作，这件事第三极一定做，第三极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胆量。就是用第三极的眼光来看，新时期诗歌三十年，哪些诗人是可以传世的？哪些作品是可以传世的？也许不能保证它一定传世，但我们可以对此作出预测。出到时机成熟，将正式出版两卷本高规格的《中国当代诗歌传世诗篇》。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信邪，不会坐视一些人伪造历史。二是“当代青年先锋诗人展播”，这个栏目每卷推出在全国有影响的五名优秀青年先锋诗人诗歌力作。三是“中国当代诗歌名篇解读——中国诗歌：名家面对面”，每卷推出五名以上名家对名家名篇的诗歌文本和文本解读，这肯定也会是一个好看的栏目，出到一定时候也结集正式出版。《第三极》对平庸作品关闭，认诗不认人，被我穷追猛打的兽性写作如果有改邪归正之作，也将不吝入选，以示《第三极》以当代诗歌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你也看到了，《第三极》虽然没有经费来源，但保持出刊还是问题不大，而且对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惜篇幅，这次的十九人诗选每人最少八页码，有的甚至占十四页码，全书总计180页，就是明证。《第三极》一定要让全国诗人重视和羡慕，形成以在《第三极》发诗为荣、优质稿件争相涌向《第三极》、天下英雄不绝于途的局面，打出诗歌民刊的脸面和威风，使之成为一本在当代诗坛具有重要影响和信誉度的诗歌民刊。对此我有兴趣，我认为做好这件事，就是对当代诗歌的一个贡献。

5、汉中是个令中国人心中一动的地方，这地方被誉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当年刘邦就是被项羽分封在汉中称“汉王”，得天下后即为“汉朝”。但在当代新诗史上，汉中确实又略显荒凉，你作为汉中的代表诗人，能说说这个城市以及它和当代新诗的关系吗？

答：我出生在洋县，可是自进入汉中师范学院读书就一直在汉中生活，汉中当然是我的故里。无论汉中对我是多么不公平，也无论我在汉中吃过多少苦头，我还要在汉中生活居住。其实我是最应该知道感恩的。这话怎么说？因为迄今我的一切，都是拜汉中一片热土所赐。没有汉中这一块地理容器，就不会有我的诗歌创作，也不会有我的家庭。此外汉中也真是美丽灵秀得很。它是地球同纬度公认最适合人居的地域，许多人起初不想到汉中，到了汉中却又不想走了。这里是最北的南方，是亚热带的最北部边缘。就我所知，恰恰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最早注意到秦巴山地之间这块不大的川道。在古代中国，汉中是相邻地域人们躲避战乱、争相移民的首选目标。汉中百姓也曾被政客们大批迁往北方，或因遭逢战乱而成群流奔巴蜀，然而后继者还是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在中国历史上几个长达几百年的乱世里，汉中实际上成了离中原最近的战争难民避难所和收容所。汉中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四面八方的人们。漫长的汉江河谷和穿越秦巴山地的七条栈道，成为逃难人群进入汉中的主要通道。汉中地域不大，又被大山重重包裹，大尺度的地理阻隔，艰难的行程，令人望而生畏；除非战争的特殊需要，统治者往往疏于控制；而汉中事实上又非常富庶温润，无疑为剧烈社会动荡驱赶的人们，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生活空间。难怪三国时期道教宗师张鲁割据汉中长达三十多年；这里山川秀美，土地肥沃，四季分明，物产丰饶；人祸不多，而天灾更少，实为普通百姓避祸隐居、安居乐业的理想所在。在汉中生活，就是在图画里生活；人走在汉中，就是走在画中。士农工商，缙绅官吏，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凡汉中人物，皆画中人物；连罪恶和苦难，也带上一抹梦幻的灵动，成为这水墨画图里颜色厚重的部分。这里北山雄而南山秀，无论南北，都能看到一座座远山，像是两排深黛色的巨大樯橹排列在平原尽头，又像是两排向上安放的锯齿；走进任何一条山谷，都有清澈的流水滚过山石，冲击着天籁的音响，最后汇入汉水河谷，直奔江汉平原而去。天空永远瓦蓝，云朵永远洁白，边缘清晰。平原上到处谷物荷花，一座座村落安坐其间，拓开一片富庶与安宁的田园景象。而这一切，又为汉水河谷的一片苍茫所笼罩。如此怡然自足的生活，与这样的地理空间乃是非常般配！汉中一方山水，似乎也承受住了近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压力，在生态环境几近崩溃的当代，庶几为汉中人留下一方可以安身立命的宁静和清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汉中人更多地得到了生活堪称美好的那个侧面。汉中人的巨大耐受力，表现在总是把那些被称为苦难的经验，化解在对于生活的精细享受之中，使它们在质地和密度与量的大小上变得能够承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爱吃爱穿爱玩，实实在在做人，快快乐乐生活，自由自在做梦，活得舒展自在；汉中女儿尽得山川灵气，清纯、美丽、灵秀，无论城乡，自带几分仙气；也许不似大都市美丽仕女的富贵雍容，却无不钟情而敏思，智慧而勤劳，清纯脱俗艳而不妖，自有一派非凡的识见和气度。而它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人很容易想起西安——在这片充满故事与传说的土地上，每一片残砖烂瓦，每一处埋藏在泥土下的墓葬，每一个刻写在石头上的题刻，每一段失落在悬崖上的栈道遗迹，都极可能埋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从地上随便捧起一捧泥土，等于是抓起了一把文化的颗粒；每一个流传在民间的传说，都极可能连接着正史的血脉。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呼吸着如此浓厚的文化空气，一个人很容易将生命与文学联系起来：文学那独有的浪漫性质，与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扬名立万、总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英雄情怀非常吻合。梦幻的、写意的、空灵与至美的空间特点，赋予我的诗歌以独特的浪漫气质。在今日的汉中，固然不可能产生纯浪漫主义的诗人，但也不可能产生纯而又纯的现实主义诗人。汉中大地无山不青、无水不绿的细腻与温润，与密如繁星的两汉三国及道教文化遗迹密密地交织在一起，其独有的地理文化氛围，在骨髓的深度上进入了我的生命，构成了与北方诗人完全不同的生命类型。这里的山川风物，每每刺激着我的神经，启发着我诗歌的灵感，因而在我的作品里，世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汉中的文化气质，归根到底与巴蜀和荆楚文化有一种根系上的归属，而从根本上与北方文化相背离、相抵触，从而使自身轮廓得以突现。在以黄土文化为主体的陕西，执意在文化里保存一个梦幻的南方，这就是一个汉中诗人的命定，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6、《第三极》所积极倡导的神性写作引发了许多人的微词，在当下崇尚低俗或美其名曰平民化写作的语境里，坚持神性写作是要顶住压力的，你感受到压力了吗？你的神性写作观是什么？

答：关于这点，我在长篇诗论《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中有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只是这些反对者从来不读，他不读就可以反就敢反，这是当代诗坛的一大特色。有很多神性写作的反对者是很无知的，其中少数极端的狂势分子，更是因无知而胆大，因愚蠢而狂妄，很不要脸。他们要么说神性写作是装神弄鬼跳大神，要么说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来反人性，企图不让人民性交，或者就是要以神性来对不完美进行清洗，要么则把神性写作等同于世外桃园，等同于一个新的乌托邦——其实神性写作首要的元素是批判，是悲悯，是神性的优越感无往而不是大美的自然涌流。正如《第三极》第四卷封面引言：“诗到神性为止，神性以外没有诗歌。神性写作认为，当前诗歌写作的所有问题，都是将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的结果。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为惟一背景的写作。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神性写作不是对诗歌题材的强行规定，而是对于诗歌题材边界的全面突破和跨越，是神性在所有题材上的沉思与游走和对所有题材的诗性处理。对混乱的乌烟瘴气的中国当代诗歌来说，神性写作就是像天上的大神，以光明磊落的姿态，统领起生活里所有的正面力量。”（刘诚：《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其实说到底，迄今为止第三极所做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命名。第三极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命名，由不同向度的两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是神性写作。作为第三极的诗学理想，神性写作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和美学内容。经由这一层面的命名，自第三代以来从来就没有退场的一大批中国诗歌，在兽性写作从发萌到一步步坐大的漫长时段里，只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散兵游勇一样默默无闻个人奋斗的写作，从此结束了无名状态，获得了一个恰当而响亮的名号：第三极！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强势出场，等于在中国当代诗歌的高地上修筑了一座辉煌的神庙，所有正面的写作、庄严的写作、向上的写作，任凭沉渣泛起、乌云盖顶，依然坚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写作，宁可在野而拒绝威胁利诱、始终以严格批判的美学眼光注视存在，对时代强势力量保持警惕决不合作的写作，理所当然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牌位。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生产力以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名义在当代条件下的一次重新集结，已经并且正在对当代文学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兽性写作。兽性写作是第三极站在神性写作的立场，从人类终极关怀的角度出发，向形形色色向下的写作提出的严厉指控。自兽性写作的提法出，所有我们时代名目繁多、形形色色、就像过山车一样无限分裂、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糜烂向下的写作，终于有了统一的命名。这是一次诗歌美学的迟到的清算，是第三极对我们时代各类有毒写作的一次集中打包处理。事实证明，这一命名是极其经济和策略的；无论爱不爱听，兽性写作四字，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当代所有糜烂向下的写作摆脱不了的命运魔咒。第三极为它的文学敌对势力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各种各样的兽性写作都将自动跌落其中成为它的猎物。这是命名的力量：只消四个字，即可将我们时代一切有毒的写作一网打尽，侥幸脱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至于那些极端的反对者，套用你的一句话来说，我们独享了神性写作，当然要分担泼向神性写作的污水。不过我想，随着人们对第三极神性写作的逐步了解，这些微辞和反对终会销声匿迹。而第三极神性写作将会被剩下。

7、除了诗歌，你还写了大量的诗论且出版了若干部小说，哪一种文体最得你心，最顺你手？如此大量的创作需要付出的同样是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你如何调整这些时间和精力？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你认为的天命是什么？

答：目前还不能算是大量，小说创作也只是刚刚开始。我写作不算很快，总的看还算勤奋是吧？我认为优秀的诗人都是全能的，没有哪一种文体能对优秀诗人构成壁垒。诗人同行不知道的是，我还写下一批地方味道很浓的报告文学，《时代前沿》就是我的一个创举。我写的人物访谈和报告文学，至今仍然是本城模仿的范本。我是不做便罢，要做就做很好。迄今我涉足了文学的几个主要门类，诗歌，批评，散文，还有小说。我最终的想法，是综合性的大家写作。不是全能，不会增厚变大。诗人要努力使自己增厚变大。只能写一点长短句的，一点诗歌活动也没有的，或者从来不准备向其他文体拓展的诗人，诗歌也不会写好。你像海子本身是少有的诗歌天才，同时又是一流的诗学理论家，他的笔记体的诗论飞扬妖冶咄咄逼人，书斋里的学者批评家老死也写不出来。再比如燎原他是诗人，但又是才华横溢的批评家。还有陈仲义、张清华、李建军、杨远宏、荣光启等等也是。而你不仅是杰出的女性诗人，而且是强悍的诗歌活动家，这从中间代命名来看，无疑具有超越的美学眼光。周伦佑是杰出的诗人，又是一流的诗学理论家。至于说到天命，如果说五十而知天命，那么我的天命是什么呢？我也在想。我的天命，不是做官，不是经商，也许就在文学。官场上那种氛围我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就是说没有那个超强的耐受性。追逐阳光下的财富仍然是我的一个梦想，但这只能顺其自然。做律师曾经是一个选择，也确实做了几年律师，如果一直做下来，起码做成一个中产，但后来发现律师和我秉持的人文精神相冲突。中国的法制环境很差，在司法的夹缝里，律师能有什么空间？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认钱为主、进退维谷、里外不是人的可悲角色罢了——从重庆打黑律师造假门来看，我避免了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浪掷才情，应当说是体现了一种先见之明。再说我的兴趣仍然在写作，我认为我留在诗歌里比泡在律师行当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要大。到今天这样一个年纪，我应当说已经到了一个自由的阶段，就是说金钱我也不缺用，做官我完全可以不用去想，我现在在一个市级文联挂秘书长作协副主席职务，可是爱挂不挂，挂了不见得光荣，不挂也无损我伟大诗人的一根鸿毛。所以我是自由的了。无私无畏，我不指望别的，只为文学和诗歌活着，你能把我怎么样？从肉体上消灭？我看还没人敢做。一个用国家法律武装起来的杰出诗人，你能拿我怎么样？不发表我的东西？我自己发表。不选编我的诗歌？我自己选编。没人过来命名？自己为自己命名。你发现了没有，自古天才的诗人都是自己命名，并不坐等别人来给他命名，这就如同你巾帼不让须眉、在历史给定的时间挺身而出命名中间代一样。不媚上，不媚俗，不怕打不怕压，不受骗，不怕网络流氓围攻，以诗歌和文学的形式自由存在，这就是我的天命，或者叫命运的自觉。

8、在诗歌界闯荡做事，最容易遭到的批评和指责是“炒作”，而批评者和指责者一般又都是那些坐享其成者，对“炒作”你如何看，别人骂你你又怎么看？

答：炒作的门槛其实很高，同时炒作只对真诗人有效。事实是，骂人炒作的其实也在炒作，只不过他们太无才，很可能炒作得比较失败罢了。更愚蠢的是，甚至有人把积极的诗歌活动误指为炒作，可是如果没有一批诗歌的活动家拿出精神做事，甚至自掏腰包向诗歌运动的黑洞里投钱，当代诗歌只能是一潭死水，决不会是今天的局面。你有本事也炒啊，为什么不炒？炒又不是什么耻辱，关键你怎么炒，拿什么炒？你炒也炒了，闹也闹了，最后有没有人买账？你想炒出什么样的名堂？炒作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关注，最好是引起围观，问题是围观什么？等而下之者，就是某诗人在第三极书局一脱成名，炒到这样地步，也算是黔驴技穷了。下半身炒还抛出个下半身概念，尽管一直受到刘诚穷追猛打，总算还有这样一个概念，你一脱成名，创造一个中国诗歌第一，你算什么？还有更奇怪的，自第三代以降，忽然有许多中国诗人争先恐后要垮掉。我要问的是：活得好端端的干嘛非要垮掉，不垮掉行不行？垮掉以后又怎样？这里固然有写作策略的考量，但最终还是想找到一个诗歌美学的突破口，我理解其中的苦心，但因为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仍然不准备原谅。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影响力的问题。对诗人来说影响力似乎很重要。名头当然越大越好，知道的人当然越多越好，许多人编书也看影响力，他好像对这个影响力感到非常敬畏（笑）。这导致了当代诗人对所谓影响力的疯狂的无限度追求。为什么要炒作，就是要炒出影响力嘛。而其实影响力是什么？我说影响力当然是好的，是诗人梦寐以求的，因为诗歌和文学这种事业，就像相声演员和走政治秀，是最需要掌声和鼓励的，甚而是最需要人敬畏的。我承认影响力我也需要，我也想让自己的影响力能够更大。大了好啊，到了陌生的城市，就有诗人前来接站，也不愁没有诗人请客吃饭。而其实对影响力不必无限度追求，至少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影响力是分好几个层次的。最低的一层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知道你的人多，说明你有影响力；知道的人越多，你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是不是这样的？可到这里马上引来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你让人们知道你什么？是因为你在网上最会骂仗，还是最能在台下打架？还是能够比别的诗人把诗写得更脏更不堪入目？还是比别的无赖诗人更无赖？诗人而能够极其无赖极其多事，肯定引起围观，对于增加影响力效果很好，往往事半功倍。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影响力没啥意思。我们可以对影响力的生成作一些考察：你究竟写出了怎样的作品？提出了什么样的诗学命题？这些命题站得住吗？别人攻击怎么办？你拿什么来证明，来论证，来捍卫自己的主张？你一个人或一群人，捍卫得了吗？其次我们注意到，你以什么成名，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自称芙蓉姐姐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如今又出来放话，说自己是全中国最风骚的女人，可是不过是以丑为美的芙蓉姐姐，她的目的也在炒作，无非是想把全中国女人都给活活气死。在诗歌里也一样，你以下半身成名，你就是下半身。忽一日你心生悔意再来灵魂啊心灵啊美啊爱啊啥的都没有用，在人们眼中你还是下半身。下半身就是一个印记跟你终生，扣都扣不下来。仅仅以此为策略也不行，这样的影响力是不道德的。最后一个层面是，你这个影响力有没有可持续性。你拿什么可持续。比如一脱成名的你第二次再脱肯定不行，那个效果是递减的，你得创新。你靠在网上争勇斗狠，这决定了继起的炒作者只能比早先的更狠更极端，可是再极端下去就得杀人放火，写诗写到杀人放火总归还是不好吧同志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对影响力的恶意透支，绝对的短期行为。这样的影响力是不可持续的。我崇尚古代圣哲那样的影响力，那是恒久不灭的。要说影响力，只有这样的影响力才是可持续的，才值得人追求。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谁能把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谁就有可能成为当代诗歌的赢家。诗人只能活在作品之中，没有杰出的作品作后盾，以直奔影响力为唯一指归的任何炒作，都是靠不住的。对这样的诗人来讲，影响力只不过是美丽的泡沫，会误他们一生。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它所给的荣誉（影响力）其实是最靠不住的。我不会与人争这样的影响力。我将影响力的问题从写作中排除，毁誉由之。我坚信，以正大光明的诗歌行动拓展影响力最重要，是影响力可持续的关键。成恶名即使白给我也不要。

9、读你的文本常常能被你巨大的激情所打动，这激情给你带来的痛苦和欢乐和其他种种不可躲闪的人生命运各有哪些典型事例？激情一定会带来这些的。

答：写诗是需要节制的，在某种程度，诗歌的艺术就是节制的艺术。但写作尤其是写诗，没有激情是万万不可以的。回过头来看，我的诗歌与两个阶段的激情积累直接相关。在我人生的几十年时间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世纪末，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人生危机。最初是八十年代初的理想主义，认为时代是属于自己的，一切皆有可能，直到碰上现实的铁壁，陷入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困境，人生的败局全面显露。这个过程是很残酷的。特别是在文学方面，正当别人一鼓作气将民间诗歌运动推向一个惊人高度的时候，我却正沉浸在一次文学冒险的失败里黯然神伤。那是1986年10月，在汉中这块深陷中国腹地的内陆城市，在汉中一批写诗的文学青年之中，我率先倾其所有在咸阳印制了我的第一部抒情诗集《走向人群》。我是一个有十九年乡村生活经验的内心自卑的人，从长相看应当是最平和、最少攻击性的一类，然而天性极为敏感，有强烈的宿命感，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内心深处一直涌动着一股献身诗歌的强烈激情。而我又非常自信和执拗，坚信这本包括一大批风格独特的抒情短诗和一批重量级长诗的具有强烈先锋意味的诗集，作为新时期诗歌可喜收获的一部分，必将为我打开当代汉诗写作的大门。可是最终的结果恰恰相反，非特中国诗歌的大门没有为我打开，由于醉心于写作无暇经营世故人情，生存的空间反而越来越小。我曾一度放弃写作长达五年之久，就是在这个时期。这是一个自我疗养的时期，期间有改善生活娶妻生子考取律师海南求职发财致富的各种梦想，后来这些梦想都相继破灭。高不成低不就；我在生活中沉浮，最深刻地体味了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直到最后在1992年初，当社会把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了以后，回头看看，在文学这里，还留下一个小小的出口，最起码我感到还是文学对我有用，这才又回到文学。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五年计，可是人生有几个五年啊？这五年，可都是青春的真金白银在哗哗流淌啊！可是文学永远是拒绝的姿态，并不因为我折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文学，也不因为我早在1984到1985年就写出了长诗《走向人群》，就给我什么优待。在我离开诗歌的五年里，海子产生了，一批新诗人开始绽露头角。诗歌的生态比原来更加恶化，第三代诗歌运动分崩离析，分化成了一个个相互对立的小圈子，人们忙于倾听自己的声音，唯恐不能比别人更快地走到前台，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唯恐不能将优势用尽。总而言之，昔日那个以崇尚真理和温文尔雅著称的诗歌的春秋时代已恍如隔世，接下来只有战国诸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文学。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对命运的刻骨体验。我承认我不可能战胜命运，可是我一直不服命定，一直在和命运作战，充满了悲壮的情怀。这个时候诗歌走上前来，通过诗歌与命运交谈妥协，这便是《愤怒》和系列长诗《命运·九歌》的产生。第二次大激情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年。这个时候，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遭遇网络。此前我一直是被遮蔽的，在那个年代，我长期居住在一座内陆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丑角，哪怕只是弄到了文学上的一点小小的权力，他说封杀就可以封杀一个诗人。是网络将垄断的黑手斩断。网络给我的诗歌冲破铁幕以极大的便利。有人看到我的诗歌活动以如此强劲的势头取得了全国影响非常不自在（我知道他是本省地产），忽一日冲到我的新浪博客匿名留言，指我不过是因官方刊物推荐而出场（我知道他是指《诗选刊》在两年内前后七次大面积推荐我的诗歌作品和《诗刊》杂志2006年7月号推荐我上每月诗星），有什么资格得到尊重？这个我不想公开姓名的小丑，这个兽性写作势力最卖力的鹰犬和打手而又一心要顶着诗歌批评家的名号到处行走、以一生的诗歌活动与我为敌的诗歌小丑，坚持顽固的冷战思维，认为官方的就一定是不好的，可是官方不好，你为什么要冲上陕西作协大会争当陕西作协副主席？这是错其一；错其二在于，他只看到了我由于官方刊物的强力推荐而出场，却没有看到官方刊物为什么推荐。事实上这些官方刊物的推荐，一方面归因于这些官方刊物编者的正直和诗歌良心，另一方面则归因于2002年以后我在网络上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从2002到2004年我在网络上三年时间的孤军奋战，要引起《诗选刊》和《诗刊》的特别关注，大约也决无可能。可以说是民间、主要是伟大的网络，造成了今天的刘诚。错其三，他只看到了写诗的诗人刘诚，却不愿意接受作为诗歌运动领袖的刘诚。而其实这个时候我面对着兽性写作，如此险恶的美学围堵，恶劣的诗歌生态，兽性写作的重重围困，一个人与整整一个道德败坏的低俗时代作战的悲壮感，这一切无疑给我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激情，就像长江经过高原积蓄了巨大的能量，那是一定要切开一段诗歌的三峡一样——它果然切开了，围堵越厉害切割也就越深，这就是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强势出场！（顺便说一句，在我们这里，经常看见几个本省混混冒充权威，利用对地方传媒资源的掌控，就陕西诗歌说三道四，试图将我从陕西诗人里“开除”。其实陕西写诗的都知道，我自己心里也知道，陕西第一诗人非他，就是刘诚。顺便再说一句：本年度中国诗歌节在本省举行，因为某些诗歌势力的幕后垄断我没有受到邀请。这些人利用居住在西安的地利方便，刻意将党团团包围起来，使党看不到陕西最大的诗人在汉中——本来那些诗歌的幕后势力对陕西最大诗人在汉中而不是在省会西安一直耿耿于怀，这才刻意制造了好像我不在陕西的假象。最后有人搭车搞出了一个一百零二人的《诗选刊（下半月刊）》陕西诗歌专号，里面没有陕西最大诗人刘诚，结果惨哪，真是一地鸡毛！由于这样的一次小手脚，于大诗人刘诚可谓毫发无损，只可怜了一百零二陕西诗人同行——由于没有刘诚出场，他们因此失去了一次被强光照耀的机会！这就是刻意回避陕西最大诗人刘诚的下场！每念及此，我的幽默感真是油然而生不择地而出，躲在汉中偷着乐）事实上我的两次创作高峰，就是这两次巨大情绪场的生成品，没有这两次人生的大苦闷大激情，就不会有我的创作。

10、你有一个观点“文学应该为时代提供希望”，能具体阐述一下吗？在这个政治和商品合谋屠杀文学艺术的时代，文学有这个力量吗？

答：读到这个观点的人以为我很乐观，其实我很悲观。最大的问题也许还不在于政治和商品合谋屠杀文学艺术，而是在于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合谋，正在毁掉全人类赖以存在的根本。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可能正在不经意间度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肯定是一次性的，决不会再有第二次。回头想想，现代科技给了我们多少好处啊。远的不说，单说电脑互联网，今天写作的人又有谁能离得开它的恩赐呢？人类追求物质文明本来无可厚非，也是不可能改变的趋势，这是人作为生命趋利避害的本能要求。可是现代科技在给我们这些好处的时候，也在深深地伤害到人类生存的根本。就说刚刚闭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吧，那些岛国的代表为什么在大会上泣不成声——原来对于岛国来说，由于人类工业活动所招致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他们连最后一块生存的空间很快都要失去了，有的国家像马尔代夫不得不在此前花巨资举国搬迁新西兰。这就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结果，只消短短的三百年，已经报应到了人类头上。这是多么巨大的警示！物质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质量却极大地下降了，不要以为现在有这有那就不得了，现代人生活质量绝对比不上古代，大自然的示警到处都有，令人无日而不是心惊肉跳。时代不可能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那么作为生活副产品的文学，又怎样为时代提供希望呢？它不可能改造世界，更不可能人定胜天，能提供什么样的希望或秘而不宣的救世良方呢？显然这是难为了诗歌和文学，诗歌和文学没有这样的能量。不过我想这并不能成为诗歌文学不作为的理由。最起码，文学一不可以沉默，二不可以帮凶。文学必须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发出最强的声音，为这个浮华而危机重重的世代指认真相。文学不能帮助恶的力量，必须指认恶审判恶把恶钉在耻辱柱上，使这个世界正义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被肯定的愉悦。诗歌和文学如果提供希望只能是在这里：即诉诸于人类的心灵，为人类的心灵提供疗治的机会，提供某种走出困境的方向，向人类精神的黑屋放进光亮。文学是不可以迎合时代的，更不是用来迎合时代低俗粗鲁的要求的，文学是逆向的，批判的，在野的。如果在其他地方说，万人皆醉我独醒，这一定会闹出笑话，在文学和诗歌里则绝不，文学就是要万人皆醉我独醒，遗世独立。文学不能去迎合自己的时代，尤其不能去鼓励或者跟着这个时代的负面力量眉来眼去，向公平正义落井下石，那样的文学是可耻的，是没有意义的，那样的名也没有意义，甚至是有罪的，需要被审判被取缔。诗歌和文学如果堕落成为那样的东西，我看文学大可不必搞了，完全可以把它们就地消灭挖坑深埋，以防它们继续危害人类。文学是对本时代的一种冷冷的打量，一种坚决怀疑追问到底决不含糊的精神，总要坚持一些值得坚持的东西。如果人们争相向前，文学和诗歌则宁可向后，这时候向后恰恰成为先锋的基本姿态。诗歌和文学最不能随波逐流，坚持应该坚持的，放弃应该放弃的，点燃能够点燃的，这样的文学才有风骨，也才是有益的。我所谓“文学应该为时代提供希望”，不是说要像伟大的政治家那样力挽狂澜、荡涤污泥浊水，文学家作为权力格局上的弱势一方，独立潮头那是一定，却决无可能有那样的能量和机会，但作家和诗人可以确保自己的产品不为时代向下的势力所利用，不为恶势力歌功颂德，不去打击被荼毒被蹂躏的受难中的真善美，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只要诗人人格健全就可以做到！文学如果是这样的，则这样的文学一定是伟岸的，超拔的，它是伟岸的山峰，它的存在本身，就增加了真善美的比重，从而给寻找真善美的人们以援手。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虽不足以阻止人类的消亡，但却一定可以大大减缓时代垮掉的速度，从而使人类毁灭的进程大大延缓，能延缓一天是一天，能延迟一年是一年，而被延缓的那些时日，那些宝贵的每一月每一天，都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打开新的生存空间。文学如果是这样，就是给时代以希望。如果连写诗的人，连最应该坚持真善美的人也不再相信真善美了，文学这最应当坚守的最后一方净土都没有了，那才叫真绝望真黑暗，连一点亮光都没有了。文学所谓的希望就是方向、光和空气，而我们的文学特别诗歌向人们提供了什么？

11、人生有意义吗？

答：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庄严啊，这需要哲学家来回答，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可是要求诗人回答，也不算过分。诗人怎么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呢，除非你不想写诗了，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用宏观的眼光看，人生的确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可知的宇宙，目前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将随着太阳的消亡而消亡，不留下任何痕迹。那么看看这种下场，人生，所谓的正义与公平，还有我们心爱的诗歌文学，都只是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事物。所有的哲学，宗教，都在探讨人生的这种困境，这科是人生的一种绝境，没有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对人生的这种无意义，佛教看得最透彻。全部的佛教的经典都在于渡人，什么是渡人，就是帮助人启示人，让人摆脱这种无意义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这种根本的痛苦。佛悟出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出家，斩断生育的孽缘。可是俗人就是俗人，世上总是俗人更多，这种严格的要求，无疑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佛教的道理是造物对世界缺憾性的某种安慰和补救。我是把佛教当一种哲学和世界观来看的。在没有意义中寻找意义，这正是人生的命定，也正是西绪弗斯的意义所在。作为个体，我们固然不可能把恶清除掉，不能幻想一个没有恶的世界，甚至不要幻想恶能够减少，它与善保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旦失衡马上会有倾斜流动，最终达到新的平衡。但也不必因为恶的存在，或者因为世界最终的不可逆的消亡，而完全否定人生。我们管不了世界的消亡，但却毕竟还得对我们的一生负责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在没有意义中仍然可能包含着很大很严肃的大意义，谁回答不好这个问题谁一定会输得很惨。我认为世界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体的意义在于，它为每一个体提供舞台，那正好是一炉不大不小的熊熊燃烧的炉火，众生（还不只是每一个人）从一出生都被毫不留情地投入其中，最终就看这个个体如何成就？用《西游记》的话来说，就是你能不能成“正果”？你是白白在人世经历一遭呢，还是最终能够成就一点正果，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材料，能不能经受得住来自痛苦的威逼和贪欲引诱两方面的熊熊火焰的烧烤。对于人来讲，它既是考验的严酷过程，也成就的宝贵机遇；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有些人每提到地狱老往地下想，每提到天堂老往天上看，其实天堂地狱炼狱三位一体，不过是人生的三种境界，同时共存于我们面对的世界。基于此，我提请天下诗人给予痛苦更多的注意。首先是不要害怕痛苦，或者非常油滑地想绕过痛苦，那是一份无人认领而又价值连城的黑金。我这么说，并不是说要让诗人为了写诗去自投罗网，我只是说不要害怕和埋怨痛苦。有了痛苦，你把它承受下来，不但把自己的痛苦都扛过去，最好连全人类的痛苦都一并打包扛过去，这样你的事就成了。前几天是圣诞节，全世界都在纪念，耶稣是怎么做的？代全人类受难。诗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耶稣，做不了耶稣，你就不要想着来做诗人，诗人的荆冠会把你压歪，一蹶不振。事实上，命运加予诗人的打击是完全没有用的，这些东西常常反过来成全诗人，这一点为无数事实所证实。事实是每打击一次，诗人就前进一次；打击得越厉害，前进步伐也就越大越快。正如人们所说，生活每伤害诗人一次，诗人就用诗歌将生活狠狠报复一次，既有这样好事，你有什么好怕？诗人因为诗歌的存在，成为事实上的不死鸟，有九条命。诗人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是诗歌给予诗人神奇的抗打击力，帮助诗人一次又一次从火焰里再生。我们没有在现实中看到不死，却在艺术家那里一再看到。诗歌有一种神奇的代偿作用，在艺术无情地掏空艺术家生命质量的时候，艺术家也在借助诗歌和艺术，使生命的火把得到延续，有时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未来的无数世代。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诗歌倒下去了，那么他将在他的诗歌之中重新站立起来。伟大的艺术家无一不是活在他的艺术之中，他通过艺术劳动的过程，在个人生命与艺术之间成功地进行了置换。由此看来诗歌是个宝，至少对我是宝，在一大片无意义的无限堆积的过程之中，它使我的人生获得了确定的意义。诗歌给予人生的意义还表现在，它使我对世界保持着新鲜感和巨大的好奇心。痛苦对于诗人当然是一种折磨，但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再通过现代印刷业把它变成了好多副本让别人分享，就成了愉快。创作的幸福，创作的苦中之乐，就在这里。每一个创作者都面对着这样的痛苦或者叫做煎熬，但他绝不是无所作为，诗歌就是为这种痛苦找到的一个最好的突破口。所以艺术首先是为自己的。但因为诗人的痛苦和欢乐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总是在某些方面与他人相通，这在客观上使诗人的创作与人类的普遍性接轨，获得了普遍意义。所以我说，为了获得人生的意义，一定要敢于面对痛苦，面对痛苦也就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和内心。诗人如果不能首先面对自己，如果没有一次面对过自己，他一定是一个伪诗人。里尔克为什么忠告青年诗人：你为什么写作？不写作行不行？还有没有比写诗更好的事情可做？每一个诗人都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反复提问。为了成名写作？为了拯救写作？为了耸人听闻写作？为了改善生活的处境写作？我愿意为了人类的终极命运写作！为了人类的拯救写作！我从自己进入写作，首先进入世界，然后进入写作。世界茫茫，大门紧闭，有幸福的地方都有人把守，不是豺狼就是暴君，但我们有自我，这就够了。从这个角度看，人生又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我，自我是感知世界的器官，承担着从一个特定角度观察世界（存在）的职能，对于诗人来讲，这是很大的便利！每一个诗人进入真理的权利都是公平的，有些诗人把这个权利浪掷了，他不知道从自己进入世界，然后可以直达世界的本原。自我是进入世界的大门。面对自我产生的诗歌是有根的诗歌，虽然从自我进入世界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各人的秉赋和努力，但如果不敢面对自己，将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也不可能获得人生的普遍意义。

12、黄灿然关于“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亦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的论调引发了相关的探讨，你对此有何见解？就你个人，受两大传统中的哪个传统影响更大？你感到阴影的笼罩了吗？

答：黄先生上述论断无异空谷足音。但这并不是黄先生的发明，只不过是对一个世纪以来新诗处境的朴素概括。新诗作为诞生于上世纪初叶的文体，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任何师承，直接来源于外国诗歌的汉语翻译，从现成的外国文学汉语翻译中拿来，就成了我们的汉语新诗，这在当时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也是经济和策略的。但新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能不同时面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同样源远流长的外国诗歌传统，它羸弱的身躯，从一诞生就被这两大传统完全遮蔽和笼罩。有时候看现代汉语新诗是挺悲壮的，是黑暗里孤独前行的勇者，又像是没娘疼爱呵护的流浪孤儿，由于缺乏营养常常陷于饥饿所以显得饥不择食，由于没有道路而多数时候茫然无依，只能向青天苦苦问路。我认为，对于现代汉语新诗来说，传统有时候是包袱，有时候又像是依靠，它是多角度多棱面发生作用的。从外国诗歌一面看，现代新诗固然是从汉译外国诗歌里面脱胎而来，不可能不受外国诗歌及汉语译诗质量的影响，但既然是汉语新诗，又是在现代中国这一土壤之中，自然而且必然会找到不同于外国诗歌的民族性即它的文化根性，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外国诗歌，也不会甘于充当外国诗歌在中国墙壁上的简单回响。从现代汉语诗歌本身的生长来看，中国古典传统诗歌这一块到汉语新诗这里是完全斩断的，无论在精神上美学上与古典诗歌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但它还是被斩断了，现代新诗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可能再续前缘，两者之间是一次断裂，没有人把两者相等同，二者没有可比性。不过现代汉语新诗走得再远，都不可能与古典传统完全切断，在它孤独前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古典传统的强大的拽拉，走得越远，这种拽拉也越是顽强。作为现代汉语新诗的实践者见证者，当我们向后看的时候它是阴影，我们都被它巨大的存在所笼罩，谁也不可能自外；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它们又是营养，是我们能够倚重的后墙，由于两大传统的存在，现代汉语新诗无论走多远，都是有来历的，有精神和美学上的归属；两大传统的存在，使得现代汉语新诗不是从零起步。如果现代汉语新诗是一艘船，创造力是它的动力部分，两大诗歌传统就是从两边强力拽拉的大绳，确保它的稳健而不至于因航速过快或风浪过大而失衡招致倾覆。其实无论是中外传统还是现代汉语新诗，在诗这个关键节点上存在着最大的公约数，意象作为诗歌的核心无素把它们统一起来，确保它们不逸出诗的边界。今天的中国诗人其实是幸运的：由于有幸站立在两大传统的肩上，创造现代汉语新诗的辉煌时代，反而成为可能。

13、最后问一个轻松一点的，平常长相的才女和无知美女，你更喜欢哪一种？

答：两种女性都是客观存在，无论喜欢不喜欢。其实这个问题是把两种不同的美对立起来了。就像纯粹的美女图片一样，无知美女固然楚楚动人，可是平常长相的才女却拥有另一种美，这种美无疑更长久，更难得，更值得珍惜。当然还有一种，比如我的爱人——我愿意借此机会介绍给我的诗人朋友，同时警告那些在网上动辄以我老婆说事的网络流氓——我爱人可不是乱说的，她很美同时很智慧，经常在网上乱转，有可靠的文学直觉，偶尔也代我发贴；参与了第三极的创建和《第三极》的所有编务。自1985年结婚至今，参与和见证了我文学活动的全程。感谢美女的精彩提问，让我思考了许多。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使你满意？

                                                           2009年岁末，于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