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水型城市与我（一等奖）

□略阳县荣程中学八（7）班：汪郑乐

□指导老师：王　强

“治国必先治水”，自古以来水治理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就有特殊意义。1949年以来，新中国开启了从传统治水到现代治水转型的新征程，经过70年的建设取得了辉煌治水成就，在复杂国情条件下成功应对多重水问题，探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水治理体系，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民生需求。“治水即治国”，中国当代治水的转型及取得的成就，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从传统大一统体制向现代多元一统体制转型的过程，展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解决现代治理问题方面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治水的经验，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中国的治水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预示了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也是根据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总体来看，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为自西向东流向，黄河和长江两条主要河流几乎贯通东西，流域长而广阔，支流多而曲折，下游形成冲击平原。东部是核心农业区，属于大陆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夏季，暴雨频至，水流宣泄不畅，水患以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为甚，河流改道以及为防洪而修筑的人工堤防溢决时有发生，造成大面积的水患。

古代中国的陆地疆域可以按地形地势分为六大区组成，其中东部地区是人口最稠密、城市最集中的区域。至少在一万年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就出现了原始农业。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重心所在。持续频发、损失重大的水患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和民生乃至社会稳定都产生极大影响，甚至有人用“河殇”来喻指黄河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伤痛。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四大古文明与水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从最早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到发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再到发源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均地处大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和居住，都属于“大河文明”。但是水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还有更为重要的含义。中国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特别是形成于两千多年之前的大一统体制，一以贯之延续到当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把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视为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并认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国家。

中国早期的统一与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存在密切联系，其中以卡尔·马克思和卡尔·魏特夫为代表的“治水派”学说非常有影响力。他们认为大型灌溉工程对于东方集权主义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是“治水派”学说的首创者，他较早注意到灌溉工程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办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魏特夫在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在东方农业文明中，农田灌溉依赖大规模之水利工程，这种文明的社会结构为“水利社会”，以专制和集权的官僚行政系统为特征。

今天汉中的治水，已非局限于一市一国，正确认识水情及未来趋势，客观分析水情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视角，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科学规划，综合治理，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