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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翠娃

累积人间大爱——记全国劳模、退休教师黄翠娃

撰稿/刘诚

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做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每天怀着伟大的心去做微小的事情。

——特丽萨修女

在洋县，提起“五朵金花”，年龄稍大的人都知道，她们是指当年洋县地面上五位名噪一时的全国劳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个年代，五位土生土长的“三八红旗手”，以她们突出的业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跃上潮头，成为时代风云人物。她们的事迹和照片登上了中省报刊，广为人知；她们到北京出席劳模大会，曾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和国缔造者紧紧握手，合影留念！其平凡而令人羡慕的人生经历，犹如多彩的经线和纬线，已经织进了汉中人民对于解放后一段美好晴明生活的永恒回忆。

全国劳动模范、洋县槐树关中心小学退休教师黄翠娃，就是“五朵金花”中的一员。

十四岁创办山区幼儿教育事业名动乡里

黄翠娃于1944年8月出生在秦岭南坡一个普通的山村。黄翠娃的家庭人口众多，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据知情人士回忆，就在这看似单调、平淡的童年生活中，她性格中要强的一面也开始显露出来。这看起来是一个专为外面的世界而降生的姑娘，天性里一点最不同寻常的东西就是不甘于平庸，一心要干出一点让人们惊奇的事情来。当时一家人的生活本来是靠长兄撑持的，可黄翠娃不愿意闲着，七八岁就开始放牛割草，家务杂活，只要能捞得起，什么都干。看到同龄的孩子小学去了，居然走好几里山路到学校，与素不相识的老师谈判要求上学。最终商定：早晨放牛，中午上学，下午再放牛，仅靠中午短短一段时间，完成与其他全日制学生同样的学业。这样断断续续，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就不得不协助长兄，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作一个劳力用了。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村男女老少响应政府号召大炼钢铁，能走得动的都上了工地，黄翠娃当时不过14岁，也跟着上了工地。大人们从山里采集铁矿石，一班女子就到山上伐木砍柴采集炼铁燃料。村干部看到这个年仅14岁的女子累得满脸是汗，心有不忍，正巧一些成年人整天在工地上干活，小孩没人照料，在工地上到处乱跑，何不让她把这些小孩照管起来呢？这么一想，就在工地上指定一间工棚，把这个差使分派到了黄翠娃头上。

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可是一位全国劳动模范的奋斗故事就从这里开端。谁也没有想到，黄翠娃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不做便罢，要做就想着法儿要把事情做到最好。黄翠娃看看一伙乱跑乱动的孩子，再看看这个用芦苇作顶的三角形工棚，又小又乱，门户大开，既不卫生，又不安全，防火就是一个难题。换了别人，也许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可在黄翠娃却不行，从她的动作来看，她是想把它办成一所像模像样的学校呢！黄翠娃到三岔河的小学读过书，知道学校首先得有教室；教室放在哪里呢，找来找去，还是只有放在自己家里。于是，利用吃饭时间，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像公社干部一样给家庭成员开会。这次会议是有成效的：她找了许多大理由和小理由，说出了办幼儿教育的大大小小几十种好处，最终软磨硬缠，硬是说服兄长和一家大小同意，将家里安神柜的中堂腾出来做了教室；将家里的大小桌子倒腾出来作了课桌，将家里的板橙拿出来作了橙子，又请木匠把家里擀面切菜的案板稍加改造，涂上墨水，做成了一副大大的黑板；没有粉笔，就到几里远的地方挖来白土，用土办法自己铸造出了粉笔，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弄出了一个类似正规学校的局面。

幼儿园办是办起来了，人们不相信这位姑娘真的会弄出什么大名堂。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姑娘做起事情来竟然如此投入，有许多东西，她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面对重重困难，应对的办法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奏效，令不少成年人瞠目结舌。黄翠娃生活的地方是贫困山区，教育资源极度匮乏，上小学必须跑几里山路到三岔河去，或者到阳庄河去，适龄儿童大多失学在家，连小学教育都是这个样子，何来幼儿教育？再说，把年纪小小的孩子，交给一个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姑娘看管，也叫人难以完全放心。可是经过挨家挨户的耐心动员，居然有了十来个孩子入学。黄翠娃是个极内秀、极活络的人，她要把正规学校里那种环境和气氛给完整地、不走样地复制出来！她似乎没有想过，教育是需要投资的，而这个投资人只能是国家，最起码也得有集体支持。而她办起来的学校，不会有任何国家投资，也不会有任何人给她报酬，又不打算收取学费，因为她要执行“国家教育政策”。从各方面的情况看，黄翠娃的学校，更像是报纸上宣传的那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为了支持这样一所学校的正常运转，黄翠娃白天给这些孩子讲课，将所学的有限知识十二分地发挥出来；课余就到山上割龙须草，每到逢集，再挑30里山路到槐树关镇出售。当时龙须草每斤2分4厘，好在物价也低，每一次卖草所得，除了能购得一些书本、文具，居然还可以为孩子们购得一些小皮球和发卡之类。她还带领孩子们拔草开荒，搞起一块2分大小的试验田，试验高产水稻，推广科学种田；在山坡上种上南瓜、丝瓜、包谷，在全民吃食堂的年代，孩子们在她的呵护下，居然能够经常吃到小灶。在那些孤军奋战的日子里，黄翠娃异常辛苦而愉快！

日子就这样慢慢过去。看到这些野惯了的穷孩子，被人破天荒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体，由一个活泼大方的姑娘带着，一会学唱歌，一会学跳舞，一会学识字，还有花花绿绿的课本，有时候还排成一行，到田野沟畔去采集野花和草莓，在田头地畔拔草积肥，在村里走起路来，就像一支小小的军队一样整齐、有纪律，还唱着好听的歌，前面还打着红旗，精神状态大为不同，人们大为惊奇。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极大地感染了人们，一些还在观望的家长，犹豫再三，还是把孩子送到了黄翠娃的班上，入学总人数达到了27人。

晚年的一个心愿是：趁年纪还不是太大，和丈夫一起再到北京天安门看看

参加群英会受到毛泽东等伟人接见

在秦岭南坡这座贫困、荒寒、封闭的大山褶皱里，有人办起了幼儿教育，这桩新鲜的事情引起了酉水区公所的注意，得知办幼儿园的是一个年仅14岁的姑娘，办得又这样好，国家又没有给一分钱的投资，仅靠自己一个人勤工俭学支撑，全然是一派忘我工作、不计报酬的劳动场景，更是让人惊讶不已，于是消息越传越远，慢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注意。

一些国家的干部开始来到这所小小的幼儿园问这问那，一些外地的代表也相继来到这里。县广播站的记者来了，汉中报社的记者来了。事迹传到县上，县上认为黄翠娃的事迹对全县发展幼儿教育和其他各项事业，都有启示作用。黄翠娃作为一个基层典型，开始在全县范围产生影响。人们从这种忘我劳动的火热情怀里，看到了一种普遍的国民精神。黄翠娃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显得渺小，但它所体现出来的首创精神和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却集中、强烈地表征了那个特定的年代。黄翠娃的价值并不在于教出了多少学生，而是居然在那样的条件下，以那样的方式首创了山区幼儿教育；在这种精神面前，任何艰难困苦都将被征服；也正是这种伟大的首创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才是黄翠娃奉献给世界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从而使这位出身贫寒的山地姑娘与那个年代众多杰出人士并肩站立在一起。

1959年冬天，黄翠娃被层层推举，先后被评为县级和地级劳模，接着又被评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出席了陕西省劳模大会。1960年被评为国家级劳模，随即于当年6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化教育新闻战线群英会。这是一次劳动者的盛会。黄翠娃永世难忘在北京的那些日子。在那难以忘怀的20天时间里，她和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劳模一起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国家领导人还和她们一起用餐。朱德委员长奖励她们每人十元钱、一支高级金星钢笔。在那些日子里，黄翠娃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谈感想谈体会谈打算，到北京少年宫作报告；她的事迹被报纸和电台报道，认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朋友，知道了许多新鲜的事情。还参观了故宫和北京几座有名的公园，游览了八达岭古长城。这位穿着花衣裳的16岁山地姑娘，陶醉在无比的兴奋之中。由于吃住行都是免费，进京时身上所带的两元钱不但没有花出去，回到西安的时候，反而因为在陕西电台作报告和接受《陕西画报》采访的稿费收入而翻了几番。黄翠娃记得，最大一笔稿费收入是20元，当时钱可值钱啊，所以在返程的时候，还可以为班上的孩子们买到一些图书和漂亮的发卡，为家里每一个成员买到一份精心挑选的小礼物。

安安心心做农民二十四年，四十六岁恢复公职

北京归来后，在省城盘旋了半个多月，活动内容不外到各学校作报告，有点像是现在常见到的英雄模范人物报告团的巡回演讲。组织上给了黄翠娃很高的待遇：她被抽调到公社，在公社所在地的镇上创办了一家更大规模的幼儿园；1961年，县上又几经周折将这位本来没有正式工作的“编外老师”收编，到阳坡小学教书，成了有固定工资的公办教师。

一批一批的孩子在黄翠娃的班上修完小学学业，然后被送往远在阳河公社的高小继续读书；更多的适龄儿童来到了黄翠娃的班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建的山区幼儿教育事业，至此可谓鸟枪换炮，步入了国家正规教育的坦途。从这个班上出来的学生，培养起了对于读书的兴趣。如今这些当年的学生云散四方，有的成为当地的村组干部，有不少进入山区教育事业，也做了教师；有的嫁为人妇，到了遥远的他乡；也有的当了兵，在部队成了军官。班上还有一位姓杨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位精通乐理、特别擅长拉板胡的文艺奇才，现在洋州镇政府工作。可是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难以忘记，就是从这位“黄老师”的班上，迈出了漫长人生的最初一步。曾经在黄翠娃班上读书、后来做了村干部的刘庆庆对我说：“我很感激黄老师。那时的一些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只要到了学校，就特别开心，觉得时间过得风快。我们都不想回家。从黄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道理。”

正当黄翠娃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起在亲属里发生的离奇政治案件阴云正在向她的头顶移动，尽管小心翼翼，最终还是受到牵连，商品粮户口被注销，刚刚转正的小学教师职务被解职，上省城读书深造的事就更不用提起了。没有原因，亲属的政治案件就是原因。就这样，黄翠娃因为时代的推举走上潮头，又因为时代的突然打击而沉落谷底，从此离开亲手开创的幼儿教育事业，又做了农民。尽管内心不服，可是无力回天，没有道理可讲。

来自命运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打击。这打击不仅因为其份量之重，从根本上摧毁一个人的信心，让一般人难以承受；而且因其一般情况下总是突如其来，而让一般的人无所措手足，黄翠娃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她不知道，这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就在她被解职之前，全国就有数以万计的民族精英，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莫名其妙的政治原因而蒙难落入了地狱。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太平常、太平常了。时代就是这样，一会儿把人抬上云端，一会儿又把人打入谷底，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让这个人永世不能翻身。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渗入日常生活几乎所有领域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不可能逃脱政治的挑选，人都是时代波涛起伏的大海上的一叶小草，除非你是有根的，否则你将永无归宿。但黄翠娃不是一个未卜先知的智者，她不可能知道这里面的时代原因，只是深深体会到命运强加于此身的不公。生活的巨大落差，生存资源的被剥夺，人世的误解与嘲弄，凡此种种加于一身，一般的人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可是黄翠娃就是黄翠娃，心里的那团圣火一经点燃，就不会真正熄灭。她深信亲属是亲属，自己没有错，所做的事情，于国家于社会有益，总有一天会重新得到公正评价。在一段痛苦的过渡期之后，黄翠娃坚定地活了下来：在槐树关以南这座小村庄里，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到1990年底恢复公职，这农民一做就是24年！

一些社会公共事务重又浮上了台面。黄翠娃发现，就在自己用双手创造生活的时候，乡村的复杂事务正在不断涌来，有许多事务都需要一个她这样的人挺身而出。另一方面，纯粹家庭妇女的定位，也不能满足内心的要求，无论被生活抛到了哪里，有光就要发光，有热就要发热，这是她一贯的想法。就这样，除了操持好单职工家庭繁重的家务外，先是做起了村干部，后来计划生育工作没有合适人选，又兼任了村计生专干，靠着心灵手巧，居然迅速掌握了基本技能，从此整天东奔西走，一面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一面到处结扎上环，又成了村里的大忙人。从1973到1981年，黄翠娃多次被地方政府评为“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先进计划生育工作者，先后出席县级劳模大会16次，从1980年起蝉联三届县人大代表，前后出席了两次党代会。由于黄翠娃本身是干部，家里也就成了各路干部下乡住队的落脚点，常年往来客人不断。一位当年的劳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浮出水面，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坚力量，重又走上了时代生活的前沿。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黄翠娃心里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她想要求一个公道，开始了将近十年时间的申辩。在从1980年开始的那一个时期，除种好承包地和参与社会事务之外，黄翠娃的另一个重要工作便是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在这件注定是马拉松的事情上耗尽了精力。由于不屈不挠的要求和当时洋县几位主要领导的关注，这件错案终于在1990年底得到解决，有关部门承认当时解除黄翠娃公职属于无辜牵连，准予恢复公职。就这样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随之拨云见日，黄翠娃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教师岗位，这时她已经是46岁的人了。

世界在变，不变的是对人间的爱

1997年，黄翠娃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家里。丈夫王志哲也已从粮食部门退休，夫妇二人离开了土地，仅剩下一点自留地，可仍然每天起得很早，没事找事，不停地劳动，劳动在他们这里真正成了对于生活的享受。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再加上土地上的收入，生活算得农村小康之家吧。村里拉了电，黄翠娃家率先搞起了自来水。房前屋后，能种菜的地方就种上蔬菜，不能种菜的地方，就植以桃树、杏树、梨树、李树、枇杷、苹果、桔柑、板栗树和青冈树，前年还从外地引进了几株优质葡萄树。到初夏，房屋包围在一片鲜红的桃花之中；到麦收时节，成片的枇杷又黄在枝头；秋天，又有上好的桔柑可以收成。吃不完，就挑选一些送到城里，儿女们一人一袋，皆大欢喜。黄翠娃家又是个避暑的好地方，门前干净，整洁，宽敞，向阳，南来北往的行人，在这里随时都能要上水喝；碰上用餐，也可以有一顿可口的饭菜。再热的天气，站在门前的大场上看过去，几十座山岗就像案板一样铺向远方，又像是大海的波浪起伏不休。屋后不远，是大片的庄稼地，一层比一层高些，随四季变幻着风景。若是夏天凉风吹过，能听得见粗壮的玉米林的阔叶那唰朗唰朗的响声。走上后面的山脊，山是浑圆的山，沟是深深的沟，四顾无人，一条乡间大路，如巨龙一样在岗峦之上挺进游弋，连接起汉江到槐树关沿途的村镇。每到晚上，远远近近的灯火相继亮起，星星点点，与天上的星星连成一片，让人分不清天上人间。生活平静安宁，非常适合晚年的心境。

黄翠娃是个善良的人，将不少精力拿出来做了善行。村里有人打架，许多人不敢上去拉，50余岁的黄翠娃奋不顾身，冲上去实实在在地劝架，结果被冲突一方误伤，造成胳膊骨折，住院十几天，自己掏腰包花去一大笔医疗费，至今天阴下雨仍然隐隐作疼。乡村看病难，吃药打针得到十里以外的槐树关镇，黄翠娃几十年里便成了义务“赤脚医生”，东奔西走随叫随到，为人打针、处理各类伤口，不收分文费用，倒要贴上消毒用品和耗材。遇有合适的后生，就为他们牵牵线说说亲，前后经她撮合，有七八对青年男女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穷难人找上门来，黄翠娃是有求必应，缺钱就借钱，缺粮就借给粮。每有乞丐路过，总要给盛上满满的一碗饭菜，一时饭菜不便，就找几件旧衣裳相送。有一次，一家远路逃难人家大小七口，有老人，有中年夫妇，还有三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大冷天居然精着两条腿。当时天快黑了，一些人家不想自找麻烦，悄悄把门关上了，惟独黄翠娃上前问东问西，末了把一家七口接到屋里生火做饭，晚上就在屋里打了地铺暂时安顿下来，一住两天时间，第三天特意打制了一袋干粮，又搜寻出一包旧衣服送到村外。几年后，这家人居然带着一大包木耳和香菇找到村里当面致谢救命之恩。也有受骗的时候：有一年，一个一身军装的老年男子来到村里，说是老红军，打过仗，老来生活无着，出来混一碗饭吃，自然又是落脚在黄翠娃家里，好吃好喝一住十七八天，临走还借走一只小收音机，结果再无音讯。受骗就受骗了吧，看这个骗子当时也怪难的，黄翠娃对此一笑了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个例；在黄翠娃周济帮助过的穷人里，绝大部分是善良人。黄翠娃所处身的社会，艰难困苦司空见惯，大多数人生活困难，太需要帮助了。邻里之间有时也产生磨擦，遇到这种情况，黄翠娃一般都是以德报怨，毕竟都是困难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让人一步也就过去了。黄翠娃又是一个孝顺儿媳，早些年尽心服侍，将久病的公婆养老送终，在婆媳关系向来难处的乡下堪称典范。去年正月，听说年近80的老姑妈念叨着想回娘家看看，为了满足老人这个心愿，黄翠娃和丈夫用一辆架子车将姑妈接了过来。接姑妈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架子车铺着簇新的棉被，姑妈就坐在上面，黄翠娃和丈夫一路慢慢推着，越过了槐树关以南的山山峁峁，那个情境直可谓人间至情，方园十余里的人们看到，无不啧啧称赞，心肠软的、受着虐待的，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黄翠娃今年62岁了。黄翠娃所做的一切，是一个怀揣爱心的平凡中国母亲都能做到的事情，其影响半径不超过个人生活的领域，其过人之处在于，惟她能将一颗爱国家、爱生活、爱人间的心坚持下来、坚持到底，体现了一个优秀中国母亲最可宝贵的一面。晚年的一个心愿是：趁年纪还不是太大，和丈夫一起再到北京天安门看看。

（注：本文原载纪实性系列出版物《时代前沿》（第1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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