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山散文随笔三题

【人物档案】李旭山，陕西省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硕士导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陕西省“国培计划”项目办、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奥鹏教育国培计划”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授课专家，《新课程研究》编委。曾获全国中语会“学术先锋”、 全国中语会“优秀师” 、全国中语会“教改新星” 、“陕西省课堂教学改革先进个人”、“陕西省教学能手” 等称号，曾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培训。曾为中国教育电视台录制《作文思维训练系列讲座》《突破语文高考复习瓶颈六讲》。现任教于陕西省汉中中学。 将对话主义哲学思想引进教育研究，并对建构主义教育观进行反思，对《高中语文课程标》关于语文性质进行质疑并创新界定语文性质，这些 研究研究，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反响。首先提出并实践“教师学生互为主体”的课堂观和“因需施教”的教学观。示范课例（课堂实录影像）被多家教学研究机构收作典型研究课例。 曾为黑龙江、河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名师骨干教师培训班做学术讲座40多场。通识课讲座有：《新课堂的九个转变》《中小学教师教研写作》《校本研修的原则和途径》《高效课堂反思》《反观走向课改深水区的公开课》；语文讲座有：《中学生作文思维训练系列》（七个独立讲座）《语文教研写作》《当代文化参与与语文核心素养》《国学与语文课程改革》。指导学生在《美文》《萌芽》《写作》等名刊、《创新作文》《疯狂作文》《作文周刊》等学生刊物发表作品50多篇。指导2位学生成为陕西省青年文学家协会会员。 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00多篇，其中30多篇刊登于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教育学术月刊》《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名作欣赏》《语文教学与研究》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书刊转载。出版专著《构建范畴思下的作文思维》。 教研代表作：《国学进语文课程的两难》《也说语文之“道”“器”与“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发生学质疑》《对话主义哲学与中国教育改革》《对话主义哲学对语文教学的启发》《建构主义教育观之反思》《范畴思想下语文性质的三个统一》《新课堂的九个转变》《比“味”更重要的是什么》《语文课程 是什么重要，还是干什么重要》《教师学生互为主体，在课堂中如何成为可能》《因需施教，新课堂的再一次改革》《反观走向课改深水区的公开课》《高效课堂盛行背后的反思》《诗言志新议》《形散而神不散新议》《<断章>取义》《<再别康桥>的抒情结构》《<墙上的斑点>的主题结构》《做永远的激励者》。

◎做永远的激励者

我不愿被人称作蜡烛，只做一次性的能量发挥；我不愿被人称作蜡烛，燃烧了自己却不能点燃别人；我不愿被人称作蜡烛，燃烧之后却换来无动于衷的黑暗；我不愿被称作蜡烛，因我从不相信自己能把别人照亮；我不愿被人称作蜡烛，流着泪去“照亮”别人。我愿意激励学生自己燃烧起来，像原上的野火永不停息；我愿意激励学生沸腾起来，就像地下的热泉喷涌不止。
我不愿做园丁，剪短生命力旺盛的枝条，使其像弱枝萎叶一样缓慢生长；我不愿做园丁, 无情地剪掉旁逸斜出追逐阳光的生命个性，追求整齐化一；我不愿做园丁，用自己的意志摆布可怜的花草，只把花草当作供人欣赏的玩物；我不愿做园丁，手执机械重复的工具，自己却成了重复而机械的工具。我愿清除周围的杂草，给园中的生命制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愿合着时间的节拍用心来感受生命的自然律动、生命的顽强与脆弱。我愿意呼风唤雨锻炼这些生命，使其茎骨健壮昂首挺立，根须发达吸取更深更广的营养。
我也不愿被人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愿去克隆一些生命标准件；我不愿被人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愿加工一些没有灵魂的“产品”，我自己灵魂的空间却在不断变化；我不愿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由公式和数据砌筑起来的作品不能和人相互交流。我愿不断拓宽自己的灵魂空间，鼓励学生搅动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塑造。我愿和这些后生灵魂进行真诚的交流，发现他们的亮点，激发他们的潜能，在交流的享受中焕发精神异彩。我愿以我的真诚去融化那些冰冻的灵魂，鼓励他们撤除心灵之门的戒备，为那些在孤独中消沉的犹豫灵魂呼唤，使其振作奋发。
我愿做一名永远的激励者，用无穷的精神力量去创造奇迹。在我的心目中，每个学生都是充满燃料等待起飞的火箭，设法点燃火箭，使学生永远处于乐观、自信、勇于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为师者永恒的追求。
如果你像蜡烛、园丁、工程师，还会感受到你的对象给你的精神享受和乐趣吗？难道我们可一劳永逸，像蜡烛一样只做消耗性的单向奉献，像园丁那样拒绝对象的需求和表达欲望，就可只顾自己的权威，像工程师那样制造沉默冰冷的制件？只有你是个激励者，用你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去感染和鼓励学生，才能体会到这些年轻生命的激情、智慧和向上的气息，使你这个激励者也受到激励。永恒激励的动力不仅来自于责任，来自于自身激情，更来自于激励起来的学生对你的感染，对你的启发。因而一个激励者同时也是激励的受益者。只有激励者才认同学生给予你的智慧和激励，才相信学生一定能超过自己，因而才可避免为做蜡烛而没有足够能量的窘迫，为做园丁而遭到反抗的恼怒，为做灵魂工程师而缺乏智慧的尴尬。
初出茅庐也许没资格充当灵魂工程师反能成为一个热情的激励者，年事偏高者也许担心自己做蜡烛的能量将尽，却可成为睿智的激励者。（本文原载《班主任》）

◎《小城市》为谁迷茫和焦虑

青年作家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小城市》在《收获》2010年第6期发表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它无疑是2010年最优秀的中篇小说，同时也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小说主要写的是，一位北京某文学杂志社的青年编辑彭泽，回到故乡苏北海边小城，应小城某大学中文系的朋友之约，进行了几场聚会，主讲了一次新闻与文学的专题报告，期间还写了他对故乡小城故乡海边的观感。
小说通过这几件并无多少情节的事儿，巧妙地考察了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所见主要人物的类型不是奉献、探索、忧思、愤懑等常见形象，而是平庸俗气的群体形象，但作者的叙述态度既不是《儒林外史》式的谴责，也不是《围城》般的嘲讽，更不是《编辑部的故事》那样的调侃，而是深深地焦虑和迷茫。表达对知识分子的深情焦虑感情的当代作品，无一例外选择那些辛勤劳作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而个人生活却总处在令人担忧的艰辛与窘迫之中的故事类型，如《人到中年》《神圣忧思录》《国殇》等，从来没有作家会对平庸俗气的知识分子抱有这样深情的焦虑，从这个角度上说《小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新视角，也引出了更多新的思考。
小说表达的浓烈的焦虑和迷茫，从总体上看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心灵无法获得安宁、对追求大城市生活中人们始终无根的焦虑与迷茫。尽管这种焦虑与迷茫是集体性的，但它对于知识分子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与其说是写了“小城市”还不如说是写了“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尽管小说反映了几十年以来知识分子由农村到城市再到大城市的共同奋进轨迹，但是这一共同轨迹对于当今小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付出更大心灵代价也未必能将它画完。

一
彭泽对故乡的感情，一开始和其他游子返乡时的感情一样总有一种寻根的亲切新奇，较之于北京的拥挤繁忙，故乡给他的美好印象是来自于童年的记忆与眼前宽敞的新城马路，然而人情世故的熟悉又陌生却使他难以适应。一个莫名其妙的噩梦也总是出现在这几天的睡梦里，也许这噩梦不但是挡在自己和美好故乡记忆之间的魔影，还是对自己不能适应现实变化的惩罚警告，更是对无法把握未来的焦虑与恐惧。
是什么东西让彭泽无法适应倍感迷茫呢？
也许是那番热情得有些肉麻的接风招待，酒桌上的溢美之词羡慕之语原本正常，可是那些语言一点也不像中文专业人的味道，是土气十足的吹捧。更让他惊奇的是在这里酒文化的各种丑态与官场酒场中特有的没有什么两样，如句句离不开性暗示，尤其是有女性酒友在场更会把喝酒当作调情，其实那两个女中豪杰就是专门被安排来活跃气氛的，可彭泽一直担心那位被安排全程陪他的女研究生如果喝一滴酒，就会引来那一群如狼似虎男人的群起而灌之。似乎这小地方招待大都市来客只有低俗粗陋才能表达盛情与尊重，而当事人却总把这低俗粗陋当作文人的本色释放。是这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天天沉溺于这种氛围之中，还是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真实品质大释放的机会？
这看似毫无价值的交流，其实已经圆满实现了它预期效果，主办者达到了联络组织的目的，活动中大大显示了豪爽主人的支配能力，陪酒者完成了为朋友冲锋陷阵的任务，顺便也接上了这认识的线索，看似最不舒服的尊贵客人，在席后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酒场上的顺从、适应与自觉，是当代社会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这觥筹交错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自觉于利益的追逐，顺从于权力的驱使，使得的高雅修养独立品格荡然无存。也许是官文化的渗透力太强，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主动趋附，官场中所有恶习规矩规则都被百分之百的复制到文化人的交往之中。彭泽无法适应的正是大多中年知识分子对恶俗的适应，也就是他不能适应同类对社会的适应。
这既是彭泽难以适应的原因，也是他迷茫的原因之一。曾经和自己一样对文学对专业很有追求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初副教授这样的人了，难道青春时美好的理想就是这样混日子？曾经对我有很大帮助和激励的初副教授，也是因为混了一个二级作家后，经同学招呼才从北京来到这个小城市的大学当上了副教授。此时的初副教授，不仅没有改变好色的本性，而且完全成了市侩一样的人物，他热衷于事务和应酬，给彭泽接风的酒席就是他安排的，看那参加者的人员就可以看出，中文系张主任、新闻系李教授、市委宣传部马主任、市文联陈主席、作协吴秘书长、驻军部队崔干事、晚报唐总编、散文家范老师和房地产公司主董事长作陪，名单排列足见老初的精明和世故。这种精明与事故，要比当年初教授为市史志杜撰运河文化编造民俗故事更为可怕，更难以让彭泽接受。
彭泽的迷茫还来自他寻根的受阻和寻根的失望。厌倦京城生活，热爱故乡，期待早日归根，但不愿陷入如此的无聊事务与应酬，躲开了大城市的快节奏高强度的挤压，却会陷入下城市慢节奏的无聊庸俗，躲开了大城市冷淡的人情，却会陷入下城市这热烈的虚伪。童年的记忆一直没能清晰再现，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偷偷一人溜出在宁静的海滩体验，小城市的街道也马上被如流的汽车占满。京城摧毁的是人的整个生存环境，小城市让人绝望的是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角逐。寻根受阻原因是根也在变，变得飞快，变得陌生，小城市变化速度超过大都市时，那你的寻根之旅还能指向哪里呢？马上要真正落脚故土乡村，只是个人情感的某个栖息地，并非知识分子集体寻根的真正源头，它无法消除彭泽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焦虑。于是妄图在故土获得自我安慰的寻根心理却演变成了对故乡的深深担忧，那个山海经式的神秘荒诞噩梦终于得到了清晰的解析，亢旱洪荒即将吞噬我的故土和灵魂乡园。

二
于是彭泽的迷茫又演变成了深深地焦虑。
然而更让作者焦虑的是，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宁静、独立、坦诚、自尊、梦想，在此时不仅无法表达而且正发生着令人担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代价，还将是今后社会发展付出新代价的原因。
宁静，心的宁静已不复存在了，这里的浮躁不亚于大城市的浮躁，只不过小城市的浮躁，是那些知识中坚在努力向行政领域扩张渗透，是那些毕业学子一刻也不愿意继续呆在这小城市，彭泽新闻与文学创作讲座现场学生的提问，竟然没有一个和新闻和文学有关，全是些新闻文学专业就业信息之类的问题。
独立，创造的独立自由原本就被束缚在庸俗的运转中，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些更加庸俗的束缚。饭局中那位诗人，应该是今天场合中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一位，可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表达的机会，这种氛围不适合他的存在。而地产商主老板的文化行为大有左右知识分子文化行为之势，知识分子在成为政治的奴隶的同时也成了商业的奴隶。更具有粉刺意味的是那位地产大鳄主老板对文学的虔诚态度一定不在初教授他们之下。
坦诚，原本淳朴的坦诚，一方面已变成了丑陋人性的无遮无拦的直接表达，另一方面已成了小地方特有的热情和随口而出的肉麻吹捧的形影相随，真假难辨，就连挚友初副教授当众表达对彭泽的热情，似乎只有海开大嘴的无中生有的吹捧才能体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应酬成了大大小小虚假表达的集散地。小城市的真诚贬值，甚至超过了大城市。
自尊，靠真才实学立身的自尊，越来越受到弄虚作假的挑战，初教授杜撰运河文化编造民间故事与数学教师假冒洋博士混入引进人才行列，如果同属于生活所迫，那么前者还可用文学虚构加以开脱保住几丝个人颜面，那后者却是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做了彻底的赌注，来面对人生的输赢。自尊已渐行渐远，干净的平庸和存污的有所作为，是眼前这一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梦想，先前获得专业成就的梦想，现已蜕变为身份地位的不断攀升。北漂东飞的意图完全成了不甘平庸的简单冲动，当简单冲动恰好得以实现，它就会变成更简单的形式，而缺少了内容的意义。朱砂的浪漫主义，丝毫看不出和专业与个人特长的关系，只是那个一定要离开小城市的简单励志冲动在起着作用。而老初的及时行乐和高康健的现实主义才是这里的主流。
初教授自豪的对彭泽说“北京的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咱们的也是中产阶级，这地方除了中南海和天安门，什么都不缺”，其实中产阶级只是初教授这一代人的最大生存空间，可那些初教授的学生们，除了朱砂，更多的孩子恐怕连小城市的中产阶级都够不着。靠知识和专业技能进入小康、甚至成为中产阶层的梦想破灭了，工作十几年、二十年连一所房子都买不起的新生知识分子，对大城市产生了既向往有恐惧的生存心理。初教授“完全是被生活逼成了作家”，那么这些学子会被逼成什么样子的人呢？

三
当彭泽为他们的生存状态焦虑时，他们正对前途而焦虑。对前途的焦虑源于失去自我生存空间的恐惧。新生知识分子受挫的焦虑恐惧，已不仅仅具有警策激励的功能，而且焦虑本身也成了人生的目的，除了焦虑他们似乎没有其他心态来看待现实和展望未来。彭泽发现那些听讲座的学生显然已经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了，时代不仅挤掉了他们谋求事业的空间，也挤掉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表达、忧国忧民的空间。高校的大扩招，造成了知识分子大缩水，造成了大学的技校化，就业的焦虑与恐惧使得中国大学生进入了空前的自我渺小的时代。
当初教授等中年知识分子在适应恶俗的官本位文化时，自我渺小的新生知识分子企图在更大的领域适应发展了的社会，但他们已经无法像祖辈父辈那样很快成为社会发展的开拓者建设者，而只能是一个个艰难的适应者，他们已走入了越来越狭窄无法回头的适应胡同，不管是物质适应还是精神适应，适应已是近几年求学者的基本行为趋向。前几年的IT精英是新生知识分子成为开拓者建设者的最后目标，《蜗居》的残酷现实击碎了新生知识分子的这一最后梦想。至于进入白领阶层而实现人生理想，本来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彻底否定与改造，《杜拉拉升职记》暗示我们竞争的胜负完全依靠的是最原始的本能和意识，与所学知识技能全无关系。社会的发展似乎和这些知识分子价值的关联越来越少，他们无贡献之成就感，无享受之幸福感。艰难适应与寻找突围也就成了新读书无用论的高级证明形式。
只能艰难适应社会，其主要原因是残酷的竞争。竞争环境中长大的知识青年，曾被不断告知先苦后甜的道理，却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新竞争。竞争阶段性的胜利并不能换不来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却换来更大的竞争，学历、名校，变得与知识与思想与能力并无关联时，这些小知识分子将会以否定知识与思想来进行自我解脱。解脱之后并不能使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反而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解脱之后却要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和其他阶层的人参与一场更不对等的竞争。硕士博士一毕业就改变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考公务员，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考中与其说小知识分子在显示自己的豪情斗志，还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驯服与攀附权力，并且彻底放弃了建设创造的使命，而准备进入只求安稳安身甚至寄生于社会的轨道，然而这一轨道只能使极少数新生知识分子实现规避竞争而获一劳永逸的机会。
《小城市》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完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话题的重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新视角，使知识分子群像的空缺得以补全。在这个意义上，《小城市》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新生知识分子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通过时代变迁来解释新生知识分子于新时期的生存状态及心灵扭曲。拥有积累智慧与创造智慧双重功能的大学，在彰显传统和展示未来的同时，我们却看到的是传统的暗淡和未来的迷茫，由此产生的焦虑将会挥之不去长久萦绕。

◎读唐斌小说《本命年》

唐斌先生发表于《衮雪》2010年第三期的小说《本命年》，真实的展示了宗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并通过宗海这一形象的出色塑造深刻地的揭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为我们思考人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的视角。
宗海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不是一根筋的书呆子，也不是怪僻狷狂的艺术家，还不是大红大俗的艺术市侩。他好表现自己但不自以为是，商业头脑灵活但又有较高的艺术追求，应酬多会来事但坦诚而不油滑，老道精明又不乏天真幼稚，广交朋友事务繁忙但还能顾家顾妻儿，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但能坚守做人原则，追求物质利益但也寻求超脱淡泊之路。他似乎总在雅与俗之间、务实与幻想之间、沉溺于物质与不懈精神追求之间游走徘徊。
本命年是中年人的一个坎儿，中国人总这么认为，所以对本命年格外在意，尤其是四十八岁这个百事缠身的本命年更是被人们填充了各种意义。人和命运在这一年似乎总要捉一番迷藏，你或处心积虑或小心翼翼，但祸不单行的结局总会让积极者懊悔小心不够，总是让消极者感叹命中注定的在劫难逃；假如是有福双至的结局，不管是积极者还是消极者都会谢天谢地谢自己。宗海则既没有感叹命运不济，也没有庆幸什么，而是在渐悟与超脱中感受了自己的本命年。在对本命年的体味和对未来的展望中，我们看到了宗海已不单单关心自己什么，似乎将关心的温情指向了和自己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读者在这里不单单为宗海的自我超脱获得安慰而感到高兴，也在宗海那里得到了启发：生发于自我生发于天地之间的温暖可以抵消来自世间的凄冷阴湿。
本命年还暗含了一种轮回的咒语，在暗中折磨那些运气不佳原地踏步的人。当一个人挣扎于漫长的打拼输的精光以后，当一个人走了辉煌的过程也有较大收获后，却又总觉得觉得自己反而退回到圆点。宗海确实是有了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但那感觉是在新的高度上的重新开始，此后再也不会遭遇那轮回咒语的折磨。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写给庙中的这条语录很好的反映了宗海能摆脱本命年咒语。
宗海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识社会能保持一种敏锐和深刻，反思自我却显得相对迟钝，幸亏这个本命年的形式提醒了对自我的认识评价：福让人迷茫于本真之外，祸让人清醒于浮躁之中。宗海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生意兴隆，可谓之福，妻子停课、儿子留学变故、自己投稿被骗，可谓之祸，然而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却将这些祸无形中放大了，当清楚地体会到自己的福时这些所谓的祸也不成其祸了。妻子的停课是别人的灾难单位的灾难（学生自杀）的连锁反应，与妻子毫无关系，妻子必须做适当的回避，相对于死去的学生停课算得了什么呢？而儿子留学变故也不是儿子的原因，是那所澳大利亚学校破产了，儿子的学籍得另行认定，回国过一段日子，问题会自然解决的。至于自己投稿被骗，也只是丢了先前的书法作品，没有其他大的损失。好在宗海对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望，追求物质还有节制有原则，因而宗海并非迷途难返之人。
有了清醒的自我认识，在“本命年”意识里，那些迷途知返的人自然要进行一番自我宽慰，甚至心灵的自我救赎。
凡夫俗子的心灵自我救赎，和大雅至深者的心灵自我救赎，同样具有难度。一个文人被抛入商品大潮的世界，很快就会失去了应有的优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训导让他们虚心地当起了凡俗世界的学子，这些人要想立足社会首先得将自己改造成凡夫俗子，因而他们往往会走向无法自我救赎的不归之路；那些自认为自己还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而且有独立能力的文人，进入这个社会往往将自己的特立独行推向极致，与时代与社会格格不入，这种人若走入偏狭绝境也是很难自我救赎的。
宗海不属于上述两种人，在心灵迷途中涉之不远，他的自我救赎要容易得多。他既不拒绝时代大潮，也不丢弃独立的艺术追求，将自己的独立追求很巧妙的转化成世俗的需求，甚至将之变成商品出售，但他并不是来者不拒靠手艺赢利，他还在做自己办公室写了一个告示：“敬告：鄙人以写字为生，凡求字者，无论亲朋好友、关系远近，按尺论价。欲还价者，免开尊口。”朋友批评他，他解释说“这是吓唬那些没有交情的人的，人家开口了，不给写不好，写吧，哪有那么多精力，烦不胜烦啊，”，他在努力经营“翰墨溢香斋”的同时，还给学生上课贯彻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独特理解，还拒绝了一家根本不懂书法艺术茶楼的装修订单。在他那里能做到：商品价值和艺术价值相结合，追逐利益和公益事业的相统一，参与社会活动与为妻子分忧相兼顾，期待社会发展与守护地域文化传统相和谐。于是在与妻子登山心里时能够一下子敞宽许多，与庙中方丈的那番彻悟之言，给庙里写下的那几幅参禅悟道的字幅，竟然使方丈赞叹不已，面对这个书法家香客，方丈赞叹的不是字幅的高超艺术而是字幅的思想境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自我修复能力，更看到了自我宽慰，这种自我宽慰竟代替了自我救赎。
时代进入今天这种万象状态，不是知识分子所能为之，万象中的一些罪孽也并非知识分子造成，因而对时代的反思知识分子似乎只愿意承担自我宽慰的保守职责，而不愿意如巴金反思文革一般虔诚至极与诚惶诚恐，为他人为历史顶包代罚。被不断弱势化、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已逐渐失去了巴金反思时的思想优势和责任优势。面对一切只能用自我宽慰来代替自我反思自我救赎，就成了当今时代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赋予。
因而宗海的自省意识、自我修复能力，使得自我宽慰代替了自我反省自我救赎的同时，人的生存价值也被置换成了生存艺术。方法手段的高明恰好掩盖了目的的纯粹。与其说是宗海认识到了生存的价值，还不如说是他将生存的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是艺术，就难免美化过程中的曲折艰辛，就会将结局的悲剧赋予崇高的意义。生存艺术只是暂时掩盖了先前不曾注意的生存价值，还是生存艺术从此将逐渐取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方法论替换了本体论，中庸之道代替了对上仁的督导和对己积极实践，曾经是很久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安全生存的密码。是宗海这些当今知识分子破译了这个密码，还是中国的现实只能让中国知识分子重拾中庸之道这个衣钵而延续生存呢？《本命年》提醒我们长期思考这些问题。
对于艺术：以俗养雅，以雅净俗，也许是保持艺术良知的唯一途径了。
对于人生：以生存智慧代替生存价值，成了知识分子最佳的处世态度了。
《本命年》和宗海形象的深刻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