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防疫下的权力任性

撰稿/刘诚　　

　　中国社会一个怪现象是，什么事情都得等让边，上面不发话，明明能做的事也不做；但凡上面一声令下却又一拥而上，造成踩踏，把事情做绝对、做过头，宁可花样百出，推动事态迅速走向极端。

　　凡事追求统一，统一的号令，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精确到秒，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执迷于大动作、大场面；凡事一刀切，一声令下则无条件执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执行，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强制执行。

　　几年前的煤改气，河南和江西一带的平坟运动，上海的强制性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各地的美化天际线及仍在进行中的违建大拆除，最被人诟病的便是驱赶所谓低端人口，一夜间百万商户流落首都街头，无处可去。

　　地方政府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但运动式执法，几乎每一次都成为灾难。

　　承平时期是这样，时下防疫又何尝不是如此。

　　上面说不要影响节日气氛，于是便有专家出来，说“疫情可防可控”，“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于是天大的疫情按下不报，该二会继续二会，该团拜继续团拜，该万家宴继续万家宴，直到疫情失控，又一夜封城，而保障民生的配套措施全无，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顿时陷入大混乱。

　　原有医疗系统彻底崩溃，大量病人无处确诊，许多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及陪护者被迫在各医院之间奔走苦苦求告，大量疑似患者因为无处收治只能居家自我隔离，导致更多健康人群交叉感染，武汉疫情呈爆发式增长。

　　随着各地援鄂人员物资逐步到位，方舱医院陆续建成投运，防疫慢慢进入正轨，但还是摆脱不了运动式防疫的路径依赖：上面说“应收尽收”，立马动员人力逐家逐户拉网式排查，完全不考虑走区入户的排查者也可能带毒，万一带毒，必造成病毒的进一步扩散，使更多家庭面临风险。

　　现在似乎又搞起了运动式出院，电视上每天都有所谓治愈者排队亮相呼喊口号。而据一线医生冒死披露，所谓治愈出院并非真的治愈了，而是为了配合复工，大幅度降低治愈标准所致，不少人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运动情结，其实质是对权力的习惯性的绝对服从，是对某种整齐划一的大一统事物的绝对崇拜和刻骨执迷。

　　什么是运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搞运动？

　　翻开辞典，运动一词有多条义项，这里特指有广大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通俗一点讲就是时候一到，大家一齐动起来，都来做某一件事。特点是一刀切，不能通融，不能商量，天王老子地王爷，运动当前都得退让三分，唯独高高在上的各级官员可以不受约束或少受约束。所谓特事特办，他可以绕开法律、制度，甚至刚刚出台的文件，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达成某个社会目标，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结果运动往往很快变成长官意志，使得他们可以跟着感觉走，推动运动向着完全符合个人意志的方向发展，离开以法防疫越来越远，离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越来越远。

　　运动到极限，大约也就是疫情爆发以来常说的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了｀。

　　在美国，只有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总统的权力变得无限大，可以摆脱宪法和法律的许多限制，去做他平时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也正因此，总统的紧急状态令又可以被国会否决，旨在制衡总统，限制总统以权谋私，轻率而不必要地宣布紧急状态，给国家正常秩序造成损害。而在我们这里，一个省级官员，甚至一个县级官员，都可以在本辖区内随时宣布战时状态。

　　为什么大家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乞灵于战时状态呢？因为在这种时候，他最希望的状态便是紧急，通常越紧急越好，越紧急他的权力也就越大。

　　越紧急，就是说全体、通统都有，大家都听我指挥，谁也不许乱说乱动。他要的就是这个随意发号施令而不必受到追究的权力。在紧急状态下，没有人可以随意抽调，没有物也可以随意调配，甚至可以从民间强征（如广州和深圳相继出台的民间建筑和财物征用令），且人多力量大，移山倒海，动起来很壮观，大动作大场面，极富感染力和裹挟力，最容易出政绩。

　　在我们这一片土地上，无论官民人等，运动情结可谓根深蒂固，深入骨髓。

　　但凡某一级行政官员，当他想摆脱法律的紧箍咒时，就可以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很方便地搬出群众运动的那一套。

　　我们这个社会，有时看上去好像慢慢正常了，因为它吃运动的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想搞运动了，看上去已经彻底厌倦和摒弃了运动，可一旦当它感到需要时，便可以立马复活。而且运动起来花样百出，创造力十足，爆发力十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大家做不到。谁要胆敢站出来说不，大家往往齐齐一声吼，质疑者不闭嘴也得闭嘴。搞起运动来大家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举重若轻，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也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官方喜欢运动尚情有可原，因为它通常有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似乎还说得过去，令我万分惊奇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实际上也从骨子里喜欢群众运动。一看到有运动的苗头，或者只要嗅到一点运动的空气，马上心领神会，闻风而动，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我们这里的小民百姓对群众运动的喜好、迷信、心领神会，甚至不亚于一些大权在握的行政官员——尽管总体来说，小民百姓往往都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受害者，在运动中他们反而更少权利，可他还是要随运动起舞，不运动就心慌得不行。

　　反之，只要是搞运动，他情愿放下生产，放下家庭和孩子，放下手中的一切。

　　因为他们发现，一旦进入运动，一个小人物也会马上有了胆量，他被运动裹胁、推动，感觉到自己不再孤单，反而强大到空前，也不再低人一等，而是高高在上，哪怕运动的时候自己其实很不好受，比如通常意味着要加班加点，要夜以继日，要无私奉献，舍小家顾大家，不过都可以忍受，而在吞没那些比他更弱小的目标时下手更狠，从而坐收一份随意凌辱欺压他人的特有快感，他们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唯其在这样的时候，对手通常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你找官府，而运动就是官府；你找法律，法律早被运动废了——法律固然还在，只是已被运动宣布暂时失效。

　　运动看上去的确是一个万能的东西，这是那些只迷信科学、对中国事物永远目瞪口呆的实证主义老外们永远也看不懂的奥妙所在。运动就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傲慢，就是权力的纵欲和狂欢。在运动中，权力成了一头发情的公牛，又被不断挥舞的红布激怒，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谁碰上谁倒霉。

　　中国人自然深知运动的厉害，所以每当运动初起，往往一个个变得格外老实，纵然有那么一点抵触，或者有那么一点非分的想法，也把它深深地藏起来，要么摇身一变成为积极分子，紧紧地跟上去，成为它的先锋和主力；要么就地卧倒，装疯卖傻一个劲示弱，试图小心翼翼地避开它的锋头。

　　时下疫情防控似乎进入了一个艰难相持的复杂阶段。虽然全国范围仍不时爆出聚集性感染，周边国家也是高度警惕，空气空前紧张，但各地复工的准备工作也在小心地进行中，居家多日的国人正急不可待地指望解除封锁，奔向原野，去享受那久违的无边春光。我所在的城市也在昨晚发布了撤除封锁、有序复工的命令。不过我还是深感疑虑——复工当然是好的，我也想复工啊；问题出在这一次遇上的特殊对手——面对史上最毒、堪称五毒俱全的新冠病毒，运动能否有效？它会听你的吗？新冠病毒若是不从，造成二次大爆发，整个社会不得不再次按下暂停键，又该怎么办？这大约是掌管一城一地防疫成败的地方大员们不得不深长思之的重大问题。

　　至于那些臂戴红袖箍、以防疫为名欺负良善的小人物们，大家都不容易，该手下留情还是留一点情吧，不要再变本加厉对群众痛下狠手了，毕竟都是同胞，本来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已经很苦很苦了，就不要让大家更苦了。

　　因为运动总有过去的那一天；再说新冠病毒不长眼，自己也难保不沦落为瘟疫难民，又何必把事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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