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导航
资讯
头条
校园快讯
网站公告
专题
观察
视频
国际
汽车
楼盘
文化
财经
诗歌
小说
人物
网络
纪实
社会
旅游
娱乐
时尚
两性
美容
散文
“综合创建杯”第七届作文大奖赛(请按组别投稿)
灵异
科技
秘闻
杂谈
历史
读书
养生
探险
乡镇
趣闻
时装
观点
军事
爆笑
时政
猎奇
家庭
访谈
收藏
交友
揭秘
育儿
演讲
民俗
艺术
职场
讲座(作文方向)
优秀千字文
特约作文专栏
同题作文
莲花圣手:搞笑零分作文
优秀原创作文推荐专区
我的青春我的梦-校园演讲录
本月推荐:莲花圣手之星
原创作文自由投稿专区
讲座(口才方向)
情书自由投稿专区
汉中特产
随笔
教育
生活
体育
天汉女子诗社专栏
文库
广告客户链接页面
现代应用文自由投稿专区
莲花圣手周末作文训练营
陕西理工大学知行文学社原创作品专栏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小学组)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初中组)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高中组)
镇巴中学特约作文专栏
龙应台:政治没那么大,半亩方塘一鉴开不过几片云
莫斯塔的年轻人苦苦思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甜美记忆。最后找到了李小龙。但李小龙的雕塑揭幕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反对者摧毁。 (东方IC/图)
直面自己的懦弱,或虚伪,对任何民族都不容易,差别在于,战争后有的国家开启对记忆的反思,对内部记忆的分歧进行对话,有的国家还做不到。——龙应台
辞去台湾文化部门主管的身份,龙应台深感欣喜。
自由人龙应台可以从容地,每天骑单车来往,学古筝,看小说,和猫玩耍,看岛外的新闻,重新关注大陆。
回到作家身份,龙应台说,比较像个人到森林里散步,“跟着水流野花随兴游走,看树看花看闪进树隙里的阳光”。
作家龙应台已经回到公众视野,她的第一站是香港书展。
2015年7月18日,很久没有公开演讲的龙应台选在了香港书展的主场地重新开讲。香港会展中心一楼会议厅,演讲前安排了一个短暂的“友人小聚”,龙应台在这里和她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见的朋友们叙叙旧。一百来位嘉宾,龙应台能准确地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说出上一次他们见面时的场景。
容纳千人的演讲厅不止是“座无虚席”,来听演讲的人过多,以至于主办方不得不临时加开了一个厅,让看不到现场的人,至少能听到这场演讲。
提问环节,完全听不出来这是在香港,举手发言的人非常多,被随机点到的人,全是普通话发问。
“我希望下一次能听到粤语提问。”龙应台笑眯眯地鼓励着台下。
一个女孩站了起来,果然是粤语提问,听完,龙应台无奈地说:“你用普通话再翻译一遍吧。”——那个女孩的粤语,明显并非自己的母语。
来听讲座的,确实不少从内地赶来,但更多是在香港上学、工作的内地人。
演讲的主题是“记忆”和“倾听”。
倾听,大概不是一件做了一次就完毕的事
南方周末:这次演讲为什么选择“记忆”这个题目?
龙应台:历史从来就不是过去,从来就不会过去。它决定了我们的现在,也因而影响了未来。但是我们在讨论或者争辩现在的时候,往往假装过去不存在。很多讨论和争辩,其实是假议题。
大海的此岸对彼岸,不管你站在哪一岸,有那么多的不信任,其实和我们对于记忆的故意回避,是直接相关的。
我相信,一个社会选择记忆什么、忘记什么,就是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品格的高度。
南方周末:你谈论到一个共同记忆或精神共同体的话题。波斯尼亚小城无奈地选择一个“外来文化”作为“精神共同体”,显然没有成功。李小龙雕像被哪一方捣毁的?
龙应台:莫斯塔分裂的居民——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和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曾经辩论过究竟要放谁的雕像来代表这个城市对于历史和解以及记忆重建的渴望。李小龙“击败”了教宗、甘地,以及很多民族英雄,因为他超越了当地本土的纠结记忆,但是反对的人当然也不在少数。部分反对者就曾说“李小龙没有为我们打过任何一场仗”。雕像被破坏,表面上是年轻人在公园里深夜喝酒惹事所为,但是深层的原因可能仍旧回到记忆的缺乏共识。(参考Uros Cvoro 所著Turbo-folk Mus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Former Yugoslavia)
南方周末:在复杂的多视点、多方逻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
龙应台: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黑人教堂枪杀案你才知道,南北对抗的记忆冲突到今天还是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还会为之杀人。所以倾听,大概不是一件做了一次就完毕的事,它是一个必须不断提醒、不断努力、不断对话的过程。切肤的经验不同,记忆的痛点不同,本来就应该有复杂的多观点多逻辑。差别在于我们是否给他人诉说的机会。我们不见得每次都能接受他人的声音,但是我们敢不敢诚实地回答:在反对之前,我们究竟有没有认真地倾听?
南方周末: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你视野所及,觉得“正史”(无论西方、东方;中国、日本)的叙述存在哪些缺憾?战争中的哪些面向没有被顾及?
龙应台:直面自己的懦弱,或虚伪,对任何民族都不容易,差别在于,战争后有的国家开启对记忆的反思,对内部记忆的分歧进行对话,有的国家还做不到。譬如说,欧洲很多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大战结束后有几十年的时间都把自己简单地定位为被害者和勇敢的抵抗者。后来反思逐渐开展,幽微的灰色地带就慢慢被看见了,谁其实曾经和占领者合作,谁曾经为了斗争同国的另外一派而趁势落井下石争夺优势,谁曾经看见屠杀而假装不知道,谁曾经为了自保而陷害他人……所谓正史,永远是片面的,而且是有意图的片面。国民记忆因此绝对地重要。
南方周末:东亚三国的学者一直在尝试编写“共同历史”。你觉得这种尝试在现实中是真正可实现的吗?
龙应台:要看这只是各个政府表面上的政治动作还是有实质意义的推动。
冲突的记忆刻意写进历史教科书,塑造敌我意识,最后走向战争,是欧洲人早就认识的路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就大力主张各国的教科书必须修订。二战之后的联合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继续推动。 1951年,法德教科书委员会通过“欧史争议点之法德协议书”。1975年,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订定“西德─波兰历史及地理教科书之建议原则”。1985年,德国和以色列的专家学者推出“德以教科书建议原则”。德国现在还有民间的专责机构,Georg Eckert Institut,从1975年成立到今天,致力于推动教科书的跨国讨论、辩论,以及合作书写,作为迈向和平的基础。华人世界以及亚洲,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努力真正变成政府和全民关切的大事。
南方周末:中华共同体是否能够建立更具“一致性”的精神记忆?以怎样的途径?我们如何倾听对岸、对方的记忆?
龙应台: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记忆是一条很长的路,欧洲走了上百年,今天还在努力,世仇德法尤其用力。华人世界的割裂很深,我的演讲是呼吁先建立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先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认识到记忆是一个必须要开启的黑盒子。如果连这个问题意识都没有,我们会更长久地处在不信任中。
与倾听“对岸”必须同时进行——或者说更迫切的是“倾听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这一岸的记忆,如果都不真诚面对的话,谈什么倾听彼岸呢?
不愿承认是“加害人”,总强调是“被害人”
南方周末: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否更多的是关于自身的苦难的记忆,对于施加于“他国”“他人”的记忆比较淡漠?或者,这根本是人性的常态、世情的常态?
龙应台:日本当然是。尤其当我们把日本人和德国人面对历史的态度相比较的时候,日本人回避的态度特别明显。但这并不能说,日本只有一种声音,一个集体。日本人本身对历史记忆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他的左派或右派,就非常不一样。
至于说,不愿意承认或面对自己是“加害人”(不管是对他国人或本国人)而总是强调自己是“被害人”的苦难记忆──你说只有日本吗?
南方周末:比方越战历史,在美国的记忆中可能更多是军人及其家属自身的苦难记忆,对于越南一方的记忆可能不会很在意。倾听“自己人”的记忆是可行的,倾听“他人”,甚至是不赞成的他人,如何可以实行?
龙应台:倾听不赞成的人,当然困难。但是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倾听你不赞成的人的声音,是有后果的。那个后果往往是战争。
倾听,再怎么难,总比战争容易吧?
南方周末:德国、日本被轰炸的记忆应该被倾听吗?毕竟他们是战争灾难的肇事方。
龙应台:倾听,才能了解他为何走向了“肇事”那条路,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肇事”如何害了自己,才能了解“肇事”灾难的核心本质──它远远超过加害与被害的二元对立。
南方周末:比方日本,如果中国的苦难记忆尚未被日本方面倾听,我们是否有必要倾听他们的记忆呢?
龙应台:这个问题很奇怪。倾听,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更成熟,更深刻,更宽阔,更强大;倾听,是一种能力,一种功力,怎么会因为别人没学会而自废武功?
南方周末:痛史、黑暗史是否是我们有必要去面对的?或者,选择以面向未来的名义放弃回望、回顾?
龙应台:我建议你试试看把一个得了爱兹海默失忆症的人带到一个十字路口去吧。去看他怎么选择他的“未来”的路。
痛史不去面对,就是选择性的失忆,使我想起著名的神经科医生作家奥力佛·萨科斯的作品。他描述一个病人,因为神经的病变,使他完全看不见他左边的事物,也就是说,他只看见右边一半;左边的房子、疾驶而来的汽车、打招呼的人,还有他自己的左脚──全部看不见。穿袜子也只穿右脚,就出门。这是“未来”吗?
从台湾“文化部长”位卸任的龙应台现在每天的生活包括:运动、骑单车、学古筝、看国际新闻、跟猫玩耍…… (联合晚报供图/图)
九千则故事
南方周末:“金石瓜事件”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金瓜石的故事包含着多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历史的诠释是极其复杂的,黑白二分不能呈现人的真实处境。集体的黑白二分绝对化往往埋下未来纷争的种子。另外就是,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我听见了金瓜石耆老的压抑的心声之后,并没有由“文化部”去直接为他们的记忆立碑,写历史,而是由当地人自己来。政府,在民间记忆的建立上,不应该越俎代庖。政府只是提供丰美的土壤,民间要自己去播种、灌溉、开花,去诠释自己。
南方周末:大陆这几年不断有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整理、老兵救助,这些叙事可能需要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才能进入“正史”。
龙应台:我看见很多重建记忆的努力在大陆发生,但仍是沧海一粟。如果“国家”是一个子女众多的母亲,请问这个母亲应该低眉聆听多少断裂的倾诉?
我相信口述历史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不能靠政府或只靠政府。
南方周末:关于台湾人的复杂记忆,你可以讲述几个故事吗?
龙应台:举一个例子试试。二战期间,中美混合的空军多次轰炸台湾各地,高雄、台南、新竹、台北,都被激烈地轰炸,尤其是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袭,造成三千人的伤亡。2009年7月15日,在中正纪念堂附近捷运施工人员还在地下发现当时的未爆弹。
1943年11月的新竹大轰炸,是一次光辉的胜利,在中华民国抗战史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情绪:
《李学炎空战传奇飞虎将军3分钟灭52架日机》,这是《中国时报》电子报的新闻标题。
新闻说:2013年3月初,驻美代表金溥聪花了3个多小时车程,带着马英九先生的寿礼,赶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为102岁的李学炎将军祝寿。这位年龄最高的飞虎将军李学炎,1943年初冬,率领我空军轰炸停放在新竹飞行基地的日本海军练习航空队飞机,只花了3分钟,歼灭了52架敌机,李学炎领军的3分钟超完美轰炸,缔造“0∶52”的傲人成绩。
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一场成功战役所带来的欣慰,在六七十年后仍然被兴奋地传颂、纪念,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在历史的错位里,台湾当时是日本的一部分。炸弹无眼无情,丢下来炸死炸伤的,比比皆是台湾人。因此同一个日子里的同一个事件,在一部分台湾人的记忆中,不是英勇的战役,而是炮火从天而降的恐怖。
辩论谁是谁非,可能是历史学家、政治领袖和哲学家的责任,但是在个人的记忆里,就是他当时所看见的、所经验的、所理解的小局部。
战后的人们,带着非常相违背的记忆,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社会。这藏着深沟的记忆的问题,如果不真诚地、温柔地、开放地、彼此尊重地面对,路怎么走得远?
南方周末:“台湾故事岛”的成绩如何?这些征集以什么形式收集、整理、发布?对年轻一代有所触动吗?
龙应台:故事岛启动两年多以来,录了近九千则,全台湾22个县市里头有19个县市政府和大约300个民间团体加入推动。路还很长。
征集的方式分四种:你可以牵着老父亲母亲的手,走到搜录站,那儿的志工会帮你记录。你也可以自己在家操作录像然后上传。家中若有老者不方便出门,打个电话就会有专人上门来录像。第四种方式是行动列车,一种小卡车专门到偏远的部落里去巡回,开到你家门口去,上车就录。每一个录过生命史的人,会得到一个免费的录像光盘,带回去做纪念。我们鼓励儿女,给爸妈庆祝八十岁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不要只是去吃一顿大餐,扶着他们到一个搜录站,让他们认真地说一段自己最想说出来的记忆,然后那个光盘,就是家族最美好的记忆礼物。
我印象很深的是,曾任“部长”的L先生,在得知这个计划以后,跟我说:“我的母亲下礼拜就要过一百岁了,我从来没想过可以用这个方式为她庆生。”录制小组很快就去了。那是一年前的事。
上个月,我接到他的电话。低沉的声音说:“我在灵堂里。母亲过去了。我多么感激去年曾经为她录下她亲口诉说的人生记忆……”
台湾故事岛的正式名称其实是“国民记忆库”。它不只是为个人留下记录,所有的记录上云端,成为国族的共同“记忆库”,若是累积得够久,它也将是历史学者、文学家、电影创作者的宝库。
台湾故事岛鼓励年轻人带着长辈去录下生命史,换句话说,年轻人就是执行者、启动者。
“政治没那么大”
南方周末:恭喜作家龙应台回归。重新成为作家是什么感受?
龙应台:做政务官的时候,身上扛着众人事务的重任,像是以冲刺百米的精神和力气在跑5000米的跑道。
回到作家身份,比较像个人到森林里散步,不再有负担,跟着水流野花随兴游走,又可以看树看花看闪进树隙里的阳光,很欣喜。
南方周末:离开官场很有一段时间了,你都在做些什么?
龙应台:恢复2005年成立的“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运作,培养年轻人的全球视野。
做的事情包括:每周搭高铁从台北到南部去陪伴妈妈;去健身房运动;骑单车来往;学古筝,钢丝弦的;终于又能阅读了,每天看国际新闻,重新关注大陆,也看小说,看英文的新书;跟朋友吃饭、出游、看电影,看演出不再是工作;跟猫玩耍。
南方周末:有什么写作计划、行走计划?
龙应台:有几个并行的写作计划。等成熟一点才说吧。
至于行走,第一个希望走的是丝路,从西安到俄罗斯。
南方周末:做了多年的“文化官”,你对于文化的观察、体会是否发生某些改变?是否有负面的影响,比方拘泥于人事、细节,少了俯仰的“超脱”,少了某些超越性的思考?
龙应台:过去这三年,对“民主”的体会,应该是更痛更深了。第一次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因为是地方政府,经验较多的是执行面。过去三年,理解更多的是政治生态──社会各方力量的拉扯、博弈,产生了很多对民主、对社会的困惑和思索,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
是否多了细节、少了超脱?大概不至于,政治没那么大──半亩方塘一鉴开,不过几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