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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原罪

Published:2015-09-13 22:32:15 Text Size:【BIG】【MEDIUM】【SMALL】

只有没有财富或占有财富很少的人才谈论原罪，富人是绝口不谈的。在中国，富人是一个孤独的群体，盲无目标地漂浮在穷人的汪洋大海之上。富有使他们以欢乐，通常半夜里也会笑醒，因为他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大家还一样“一无所有”，一曲中国式摇滚《一无所有》风行全国就是明证。那个时候，走在灰蚂蚁和蓝蚂蚁一样的庞大人群里，一样被淹没，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现在阔了起来，但离名正言顺的贵族，还差很远的一段距离——据说那需要不下三代的耐心雕琢和培养。他们成功地摆脱了穷人身份，把自己从到处都是倾轧和犯罪的下层人群抽象出来，住进了高尚社区，逃脱了体力劳动和工薪族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烦心生活，可以远离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骄阳如火的黄土地、嘈杂无序、小民成堆的菜场，住进一个有独立围墙的花园式洋房。从理论上看，这个时候的富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到哪个国家就能到哪个国家，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够幸福。由于财富加身，他们通常是潜在犯罪锁定的对象；同时由于其中的一些人道德败坏、寡廉鲜耻、为富不仁而饱受诟病。只是中国富人嘴巴很硬，是不会谈论什么原罪、也不必去想的——再怎么说，财富总归是一个好东西，总不能吃到了葡萄也说葡萄酸吧？

中国富人是一个最少自省的群体。就因为财富看着好用着好，敛财惟恐不多，只恨天下财富不能尽入股掌。由于有财富长胆，可以杀人，可以养二奶，可以超生，可以重金拉官员下水，可以在大街上开宝马车撞人，什么事都敢做。在他们那里，贫穷不是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简直就是一种罪恶。但财富的原罪并不因为富人不想就不存在。“原”含有“最初的、开始的”字义，原罪就是初始的罪、与生俱有的罪。谈论原罪并不是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在谈论富人得救之道。在基督教中，原罪是指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上帝禁吃的智慧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财富的原罪，意思是说财富本来有罪，天生就有，是财富就有，财富越大罪也就越大，而不问这财富的来路。需要说明的是，这还不包括由财富派生出来的罪：一方面，对财富的追求往往导致罪恶；另一方面，财富的占有往往使人倾向于腐败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罪恶，几乎都与财富直接相关——不是来自于财富的争夺，就是来自于追求财富的过程。就中国而言，中国式财富的原罪，还来自于中国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财富来路的暧昧不明。

每一种秩序，都会迅速制造出一批最大的收益者。一般说来，每一时代都会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完全没有财富的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时代的财富是无主的，它们沉睡在远方，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空气一样均匀和稀薄。所谓发财致富，就是刻意打破财富分布的平衡状态，让财富的天平向自己一面倾斜，这其中当然必得有智慧的胆略的投入。但问题在于，财富不会凭空而来；财富的聚敛再通神、再神秘，也只能从他人手中来，点石成金、想要什么就会自动出现、或天上下钞票的事，只能是神话中的想象。没有大多数人的穷，就不会有小部分人的富；每一块财富的砖头上，都沾带着弱者的鲜血，萦回着穷人的冤魂。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政治家永远不准备兑现的美好说辞，即或能够兑现也必将大打折扣。目前看来，最好的政治也只能稍稍对穷人作出些许让步，而且都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政治是一种平衡的游戏，带有很重的欺软怕硬的流氓性，如果执意让天下穷人满意，富人那里一定不肯答应，除非通过“毛式”的革命，完全不理会富人的愤怒。然而革命可以通过暴力把一切被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这一点革命确实做到了，它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强行剥夺，成功地实现了生存资源的重新分配，可是财富的问题恰恰发生在革命以后。

财富按其本性是需要流动的；长期处于均衡状态，财富就像空气一样平铺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结果只能是一潭死水，窒息了生机。要么牺牲公平，引进资本运作的机制，允许财富重新向少数人集中；要么不允许，大家一起分担贫穷，直到老死。不允许财富聚集的结果，是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普遍的贫穷。但财富有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倾向，用《马太福音》的话来说，就是“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且总是以巨大的惯性不断加速，奔向既定目标。一旦开启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闸门，财富立马以惊人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面对这一两难的处境，中国选择了前者。结果我们看到：只消30年或更少的时间，已经在中国社会造就出一个占人口总数仅百分之二十上下的超级富豪集团，而大多数人被迫陷入长期的贫困之中。在中国富人看来，财富不只没有原罪，反而是越多越好，恨不能让国家的政策漏洞更多些、更大些，以便把天下的财富完全纳入个人腰包。只要看看一些暴发户和所谓知识精英是如何摇头晃脑地站在绝大多数穷人的反面作惊人之论，就知道这个年代中国富人的心肠是多么黑了。在西方，启蒙运动肯定了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把这些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于是而有300年资本主义的迅猛上升，他们的宗教允许这么做。可是在宗教与法律双重保险之下的西方人，仍然认为财富有罪，追求财富就是追求罪性，财富越多罪性也就越大；故而在他们那里，生活被看作是罪性的释放，并不因为有人视死如归地上了十字架就能够被自然豁免。在他们看来，人类对于财富的追求本身有罪，所能做的只是如何让它的罪减小到上帝能够许可的限度。西方国家通常向富人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有的国家遗产税率高达60%。发人深省的是，这不是穷人争取的结果，反而是富人与政府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富人们还通过各类慈善捐赠，让财富回归社会，造福大众。著名的洛克菲勒、诺贝尔、比尔·盖茨都是这样。在西方富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化解革命的风险，使整个富人阶层永保富贵，把过多的财富留给子孙，有害无益。中国的富人恰恰相反，敛财唯恐不多，唯恐天下财富不能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却很少有人去想到财富的原罪及其洗刷的途径。

洁净的、健康的、没有罪性的充满阳光的生活，绝不会自动到来，财富的原罪只有通过苦水的浸泡才能洗刷干净。人们憎恨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人富而不仁、寡廉鲜耻；相反，对那些既有财又有德的富人，人们永远怀抱温和的敬意，视他们为智慧和能力的象征。财富虽好，却要求道德的背书，没有德的财富是枯燥的，远离阳光和水土，再大的财富也会一朝散尽。传统道德认为，只有来自正当途径的财富，才是道德的和比较安全的。与道德相比，财富处在较低的层级。千金散尽还复来，知己一个也难求；财富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不符合道德的财富一文不值，只是愚蠢和罪恶的象征。在今日中国，虽然财富成为社会的惟一价值，拜金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但也有富人相信，过多的财富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有时甚至为自己带来厄运；长远来看，也不利子孙后代良好品德的养成。得失守恒；在这里得到太多，大大超出了需要，最终把数以千万计的穷人赖以存活必不可少的“最低口粮”给侵夺一空，必然意味着在另一些方面的失去，他们感到害怕。

也正因此，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这些富人捐出巨款，那并不都是要收割乐善好施的名声，而是通过散财回报社会，为自己及其家族破财免灾，应当视为富人的自我拯救——他们知道没有千百万人的穷，就不会有他们的富，他们的富恰恰来自别人的穷；富贵可以享用，却不可以永远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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