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因，与中国选择不宣战类似。

日本不宣战，也是希望免受国际法制约，能够继续从其他国家进口军需品。从1931年~1945年，中日战争（局部战争+全面战争）进行了十四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本宣战，但迄至战争结束，日本对中国都是“战而不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想扩大战事（虽然日本政府已渐无力约束军队），名义上还是力图通过谈判，恢复和平，所以都没有选择。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在讨论了“是否有必要宣战”后，只是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不承认与中国之间爆发了战争。①
随后，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了被广田弘毅称为“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本）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两国断交。
日本是否对华宣战，事关中国的抗战战略，所以国民政府给予了极大关注。1938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讨论“日本如对华宣战，我之对策应如何”；1940年2月，又曾推测“在美国禁运政策实行之后，敌政府考虑对华宣战，为当然之举”。②
但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日本竟始终没有宣战。日本如此做法，目的是让自己的许多行动，免受国际法的约束。如宋美龄在《不宣而战之战争可以肆无忌惮》一文中所言：
“日本方今以种种事实证明，不宣而战之战争，如何可以征服弱国，如何可以毋须遵守束缚正式战争之种种国际公法，因此而尽量利用之。”③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在战场上被日军抓获的中国士兵，无法得到国际法中的战俘地位，日军拒不履行国际法中的战俘保护条款。
再有就是日本可以继续从国际上进口大批战略物资。依照美国《中立法》，须对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双方）实行武器和军需品禁运。日本不宣战，就规避了这一禁运条款。统计显示，1937年~1939年，日本从美国的进口物资总额，每年都在2亿美元以上，其中军需品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为81%。④

第二个原因，与汪伪政权有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本宣战。但日本决定，“发动对重庆作战，可以不搞形式上的宣言”。⑤究其原因，乃是第一次近卫声明后，日本已单方面否认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仅单方面将之视之为一个地方政权。1940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正式“建交”，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自此，在日本政府的逻辑里，日“中”两“国”成为“盟邦”，不存在宣战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宣战，实际上等同于否定了汪伪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再未讨论过对华宣战问题。日本“战而不宣”，着眼点在于国际法。但它主要是希望用国际法来约束他国（比如约束美国不能对日本实施禁运），而非用国际法来约束自己。
比如，根据国际法，只有互相宣战了的交战国，才能“对敌港口或敌人占领的港口和海岸”进行封锁。日本对这些规定，毫不在意，中国的海上港口，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陆上通道也相继失去。1940年6月，随着法国投降，滇越公路被关闭；7月，迫于日本压力，英国也将滇缅公路关闭了三个月。这些行动达到了封锁效果，一度基本切断了中国的外援。
因为没有对华宣战，很多日本人从未将与中国的战事看作“战争”。按裕仁天皇的理解，“和平”的意思是“不同英美交战”，“只有与世人公认的强敌英美开战才是战争”。⑥
这种想法，在战后也成了日本军人狡辩的借口。甲级战犯武藤章在东京受审时即宣称，中日间的战事是“事变”，不是“战争”，在“事变”中抓捕到的中方人员不是“战俘”，不能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权利。⑦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页。
②《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26日、1940年2月4日。
③孟国祥、费迅：《关于日本对中国战而不宣问题的研究》，《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④孙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何以始终未向中国宣战？》，《军事历史》，1992年第3期。
⑤孟国祥、费迅：《关于日本对中国战而不宣问题的研究》，《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⑥（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⑦洛河：《日本侵华战争与战俘问题》，《抗日战争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