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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山：20年回眸之 “五四”的悲剧
二十年前，“五四”精神再一次激荡过中国青年的心头，人们丝毫不怀疑“五四”本身的悲剧意义，反而把它抬到更高的境地，并以此为爱国武器不惜用极端方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强烈主张。历史的无情，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五四”的缺陷、五四的悲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五四”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假如将“五四”运动原分不动的照搬到今天，那也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先进，只能证明我们还没有跳出“五四”式的局限和片面，因为由救亡而爆发的这场启蒙运动恰好抑制了人的解放这一启蒙的核心。
“五四”的这一悲剧，支持“五四”的人不愿意承认，反对“五四”的人也不愿意承认，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问题将讨论引向真正的思考。
我们常常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却很少思考“五四”的不彻底性。
我们总认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是没有唤醒民众，却不知道“五四”不彻底性的原因也是没有唤醒民众，在启蒙的意义上唤醒民众。
我们知道袁世凯封建复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却不知道或不承认五四的悲剧也是妄图复活中华帝国的意识所致。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旗号是“民族、民生、民权”，而实际只关心了“民族”丢了“民生”“民权”，却不知道“五四”高举的“科学、民主、自由”，实际只留下了“科学”而没能真正关心“民主”和“自由” 。
我们知道“五四”使青年知识分子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解放，却不知道文化主将们从“五四”开始逐渐走向与社会强势力量的合流，收起了自己的旗号投靠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麾下。
我们常说“五四”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却不去思考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向剥削他们的资本家要自己的权利，而是走上街头向政府替国家要权利；却不思考资产阶级是何时登上政治舞台。
我们只知道“五四”是中国历史的最大转折，却不承认它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洋务运动延续。帝国复活梦想是不变的主题。
启蒙不彻底，究其原因大约如下：
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主题下，启蒙已被手段化，因而必然难以彻底。
当国将不国时，我们认识到必须启蒙民众参加救亡活动，当救亡运动已成气候，“启蒙”这个一开始就被当作救亡手段的东西就被抛至脑后了。作为启蒙的核心的人的觉醒人的解放，在民族解放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毫无崇高意义，在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还能讲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个性解放吗？除了牺牲别无选择。没有目的意义的启蒙，就更不会强调什么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会默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意识，甚至启蒙者竟然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来速成救亡队伍，好像启蒙者是陈胜吴广洪秀全。
“五四”召唤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也许本来就难以胜任启蒙的重任，它是因国家主权问题触及到了民族感情民族尊严的底线而爆发出来的。越是屈辱的现实越能激发对辉煌的历史的向往之情，激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然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人在上世纪不断激发民族解放的激情，却恰好淹没了人的解放的需求，使中国人不断点燃民族复兴的火焰的同时往往掐灭了人的重铸的火苗。
缺少思想史的支持，启蒙难以循序渐进走向彻底。
西方的几次主要启蒙运动，都是在旧的保守的反动的封建思想严重束缚人的头脑阻碍历史的进步时爆发的，不仅没有救亡主题的干扰，而且几次启蒙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因而较为彻底。文艺复兴时期是让人从中世纪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独立、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二百多年以后，法国启蒙主义运动让个人从群体从国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强调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价值、每个人的权利，进而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运动的二百多年，西方完成了从人独立于神到个人独立于社会，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从尊重抽象的人到尊重具体的人的伟大跨越。
中国的几次启蒙，都是在乱世难平而又思想统治薄弱的时候出现的，启蒙与启蒙之间没有递进关联，因而难以做到彻底。第一次启蒙，应该算比文艺复兴还早几百年的魏晋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放弃社会参与，拒绝与政治势力的合作，保持自己高度独立和高洁人格，实现了人的觉醒。但在国家重新走上大一统的治世时，“人的觉醒”也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怎么都无法承继约一千年以前的魏晋时期的消极思想，倒是从西方借鉴来“科学、民主、自由”的同时也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将一场文化运动立刻转化为武装斗争。和魏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就形不成什么递进。李贽、王夫之等人的怀疑正统，因表述深幽既没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大的影响，更不能在民众中产生大的影响，无法形成“五四”思想的源头。魏源、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是为帝王强国服务的御用思想，不能为“五四”启蒙提供营养。这个缺乏思想史支持，同时受国内外形势突变影响的启蒙，自然就会既没有来自传统的底气也经不起时事的干扰，不彻底在所难免。
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五四”和之后其他社会大起大落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总要对儒家思想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弘扬或弃绝。
弘扬者，无不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或如屈原无论多么不幸多么冤屈，到死都念念不忘楚怀王曾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将个人需求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或如杜甫每每感到自我可怜自我病苦的时候，就将这种个人的感情转化升华为对社会对国家的情感“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无不证明了在爱国面前个人之价值就非常渺小，而且要加倍的抑制。
弃绝者，全因为对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反感，在批判否定儒家时，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也同时丢弃了。于是在翻身作主人成功实现时，那些翻身作了主人的新贵们就可以和旧贵一样轻视人民的权益；那些翻身作了自己的主人的百姓不懂得向给了他们翻身机会的恩人提出“君为轻”的主张。
没有中产阶层的支持，使启蒙无法获得广泛对象，自然就难以彻底。
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期间诞生的中产力量成了启蒙的中坚，也成为了启蒙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同时政治地位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他们对赤贫者的榜样作用，吸引了来自底层的支持，他们的地位对统治者没有太直接的威胁，因而来自上层的反对要相对弱得多，所以启蒙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五四”启蒙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只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那时根本就没有形成中产力量，启蒙的宣传对象不是爱国青年就是为起码的生存而煎熬的普通民众，他们只有届揭竿而起的可能，而没有真正启蒙的内在需求。而且启蒙者主体也没有中产者的身份，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和资本主义萌芽屡受打击，使中国阶级严重的两极分化，官僚贵族豪强为一极，赤贫农民为一极，土地革命倒成了最容易发动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变成了只需要土地而不需要民主自由的贫佃农，“五四”之前的历次农民暴动使原先的启蒙者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情是解决农民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中产阶级问题。经济基础的吃饭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就根本无从谈起上层建筑的民主自由了。“五四”缺乏启蒙的土壤，启蒙的幼苗无法生根发芽。
如果把救亡比作治标的话，启蒙就是治本了。民族的解放离开了人的解放就就无法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不尊重人的社会发展一定是一种伪发展，不尊重个人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给变革了的社会埋下重新动荡的祸根，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变革来否定已有的社会变革。舆论领域因言获罪，经济资源寡头垄断，制度建设立法腐败，人事负责层层向上，选举权利徒有形式，这些既是旧启蒙不彻底的结果又可能是新的启蒙的原因。
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当代中产阶层，也绝非当年的青年学生那样只会通过急风暴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参与，而会用各种合理合法的发言机会，来表达重新启蒙的需求。当代中产阶层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他们是社会民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是既能得到底层百姓的尊重，又是政府必须依靠的建设中坚。在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之前通过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能使民生民权逐渐得到保障。在制度进步的任何可能推进的环节，不遗余力发挥中产力量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说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它不仅说明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自主，更能说明他们愿意为更多人的独立自由自主摇旗呐喊，为社会的公正社会的进步摇旗呐喊。
完成“五四”未竟事业，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五四”的这一悲剧，支持“五四”的人不愿意承认，反对“五四”的人也不愿意承认，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问题将讨论引向真正的思考。
我们常常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却很少思考“五四”的不彻底性。
我们总认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是没有唤醒民众，却不知道“五四”不彻底性的原因也是没有唤醒民众，在启蒙的意义上唤醒民众。
我们知道袁世凯封建复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却不知道或不承认五四的悲剧也是妄图复活中华帝国的意识所致。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旗号是“民族、民生、民权”，而实际只关心了“民族”丢了“民生”“民权”，却不知道“五四”高举的“科学、民主、自由”，实际只留下了“科学”而没能真正关心“民主”和“自由” 。
我们知道“五四”使青年知识分子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解放，却不知道文化主将们从“五四”开始逐渐走向与社会强势力量的合流，收起了自己的旗号投靠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麾下。
我们常说“五四”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却不去思考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向剥削他们的资本家要自己的权利，而是走上街头向政府替国家要权利；却不思考资产阶级是何时登上政治舞台。
我们只知道“五四”是中国历史的最大转折，却不承认它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洋务运动延续。帝国复活梦想是不变的主题。
启蒙不彻底，究其原因大约如下：
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主题下，启蒙已被手段化，因而必然难以彻底。
当国将不国时，我们认识到必须启蒙民众参加救亡活动，当救亡运动已成气候，“启蒙”这个一开始就被当作救亡手段的东西就被抛至脑后了。作为启蒙的核心的人的觉醒人的解放，在民族解放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毫无崇高意义，在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还能讲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个性解放吗？除了牺牲别无选择。没有目的意义的启蒙，就更不会强调什么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会默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意识，甚至启蒙者竟然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来速成救亡队伍，好像启蒙者是陈胜吴广洪秀全。
“五四”召唤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也许本来就难以胜任启蒙的重任，它是因国家主权问题触及到了民族感情民族尊严的底线而爆发出来的。越是屈辱的现实越能激发对辉煌的历史的向往之情，激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然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人在上世纪不断激发民族解放的激情，却恰好淹没了人的解放的需求，使中国人不断点燃民族复兴的火焰的同时往往掐灭了人的重铸的火苗。
缺少思想史的支持，启蒙难以循序渐进走向彻底。
西方的几次主要启蒙运动，都是在旧的保守的反动的封建思想严重束缚人的头脑阻碍历史的进步时爆发的，不仅没有救亡主题的干扰，而且几次启蒙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因而较为彻底。文艺复兴时期是让人从中世纪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独立、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二百多年以后，法国启蒙主义运动让个人从群体从国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强调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价值、每个人的权利，进而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运动的二百多年，西方完成了从人独立于神到个人独立于社会，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从尊重抽象的人到尊重具体的人的伟大跨越。
中国的几次启蒙，都是在乱世难平而又思想统治薄弱的时候出现的，启蒙与启蒙之间没有递进关联，因而难以做到彻底。第一次启蒙，应该算比文艺复兴还早几百年的魏晋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放弃社会参与，拒绝与政治势力的合作，保持自己高度独立和高洁人格，实现了人的觉醒。但在国家重新走上大一统的治世时，“人的觉醒”也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怎么都无法承继约一千年以前的魏晋时期的消极思想，倒是从西方借鉴来“科学、民主、自由”的同时也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将一场文化运动立刻转化为武装斗争。和魏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就形不成什么递进。李贽、王夫之等人的怀疑正统，因表述深幽既没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大的影响，更不能在民众中产生大的影响，无法形成“五四”思想的源头。魏源、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是为帝王强国服务的御用思想，不能为“五四”启蒙提供营养。这个缺乏思想史支持，同时受国内外形势突变影响的启蒙，自然就会既没有来自传统的底气也经不起时事的干扰，不彻底在所难免。
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五四”和之后其他社会大起大落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总要对儒家思想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弘扬或弃绝。
弘扬者，无不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或如屈原无论多么不幸多么冤屈，到死都念念不忘楚怀王曾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将个人需求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或如杜甫每每感到自我可怜自我病苦的时候，就将这种个人的感情转化升华为对社会对国家的情感“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无不证明了在爱国面前个人之价值就非常渺小，而且要加倍的抑制。
弃绝者，全因为对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反感，在批判否定儒家时，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也同时丢弃了。于是在翻身作主人成功实现时，那些翻身作了主人的新贵们就可以和旧贵一样轻视人民的权益；那些翻身作了自己的主人的百姓不懂得向给了他们翻身机会的恩人提出“君为轻”的主张。
没有中产阶层的支持，使启蒙无法获得广泛对象，自然就难以彻底。
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期间诞生的中产力量成了启蒙的中坚，也成为了启蒙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同时政治地位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他们对赤贫者的榜样作用，吸引了来自底层的支持，他们的地位对统治者没有太直接的威胁，因而来自上层的反对要相对弱得多，所以启蒙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五四”启蒙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只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那时根本就没有形成中产力量，启蒙的宣传对象不是爱国青年就是为起码的生存而煎熬的普通民众，他们只有届揭竿而起的可能，而没有真正启蒙的内在需求。而且启蒙者主体也没有中产者的身份，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和资本主义萌芽屡受打击，使中国阶级严重的两极分化，官僚贵族豪强为一极，赤贫农民为一极，土地革命倒成了最容易发动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变成了只需要土地而不需要民主自由的贫佃农，“五四”之前的历次农民暴动使原先的启蒙者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情是解决农民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中产阶级问题。经济基础的吃饭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就根本无从谈起上层建筑的民主自由了。“五四”缺乏启蒙的土壤，启蒙的幼苗无法生根发芽。
如果把救亡比作治标的话，启蒙就是治本了。民族的解放离开了人的解放就就无法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不尊重人的社会发展一定是一种伪发展，不尊重个人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给变革了的社会埋下重新动荡的祸根，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变革来否定已有的社会变革。舆论领域因言获罪，经济资源寡头垄断，制度建设立法腐败，人事负责层层向上，选举权利徒有形式，这些既是旧启蒙不彻底的结果又可能是新的启蒙的原因。
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当代中产阶层，也绝非当年的青年学生那样只会通过急风暴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参与，而会用各种合理合法的发言机会，来表达重新启蒙的需求。当代中产阶层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他们是社会民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是既能得到底层百姓的尊重，又是政府必须依靠的建设中坚。在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之前通过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能使民生民权逐渐得到保障。在制度进步的任何可能推进的环节，不遗余力发挥中产力量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说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它不仅说明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自主，更能说明他们愿意为更多人的独立自由自主摇旗呐喊，为社会的公正社会的进步摇旗呐喊。
完成“五四”未竟事业，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