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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汉中诗歌的历史性突破——在汉中市诗歌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
很久以来，我对“汉中诗歌”这个概念一直保持着警惕——有没有汉中诗歌这回事呢？如果我们是在谈论诗歌，为什么一定要加上“汉中”这个地域的暗示性很强的前缀？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诗歌，加上“汉中”这个前缀有什么必要？反之，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诗歌，即便加上了这个前缀又有什么用？它能使我们谈论的事物显得更重要一点吗？同样的道理，我对“陕西诗歌”这样的概念也不以为意。我认为，在诗歌的领域里，没有一个陕西诗歌，也不存在一个汉中诗歌。诗歌就是诗歌，诗歌是没有行政区划、也不承认行政区划的。过分地强调地域，无非是说在这个区域内，大家关起门来，我们这些人为王。好了，我承认你是王，那外面呢？
其实，当我们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地域性的时候，处在事物核心的那个东西反而悄悄地溜走了。
我认为，凡是标榜地域性的散文，一定是伪散文；凡是标榜地域性的小说，一定是伪小说；诗歌亦然——凡是标榜地域性的诗歌，一定是伪诗歌——如果还没有沦落到“伪”的一类，至少也是诗歌小说里最劣等的一类了。你可以写汉中的散文，但它一定要比汉中大；你可以写有关汉中题材的诗歌，它也一定要比汉中大，它大于汉中，不受汉中行政边界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把它归于汉中这个地域，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它一定远远超越了汉中的边界，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和普适性，成为某种远远比汉中更大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是诗歌的和文学的。由此可知，过分地强调地域，其实只不过暗合了我们内心的某些隐秘的私心——它很容易成为某种借口，以方便我们关起门来行令嫁女，称王称霸。它使我们自我封锁起来，自己拒绝走出去，另一面呢也不大想让外面的诗歌进来，因为门开了风进来，会把里面一地的鸡毛和纸屑毫不留情地吹走。
大抵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从一开始进入诗歌写作就暗暗告诫自己：你可不能只看到秦岭和巴山的群山，你不能写一些只能在汉中这个区域内流通的东西并对此感到满足。诗歌是一种通行于世界的艺术语言，应该有着更为广阔的边界。这是在空间的维度；在时间这个维度呢？它的尺度就更广了，我们称之为诗歌的那种东西，它应当能够轻易地跨越更多的世代。如果一种诗歌它速朽了，失效了，那一定不是诗歌的错，只能证明那是伪诗。曹丕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也。”那是中国古人对文学的自觉，可不是随便乱说的。我估摸着曹家的这个二公子，他一定是看到了诗歌（文学）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穿透的能力，连通常不可一世的皇权也情不自禁地要为之倾倒。
那么，为了谈论的方便，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一下“汉中诗歌”这个概念，行不行呢？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短语的话，“汉中诗歌”这个短语它意味着什么？它的范围，它指向的事物，究竟包含着哪些确定的内核？在陕西这个地域，在全国这个更大的地域里面，在中国当代诗歌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它所指称的那个事物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我认为，这才是今天坐在这里的青年诗人朋友们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它远比五年下来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搞了多少次有声有色的诗歌活动，办了多少期刊物，远比这些重要得多——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决定着我们面对未来的心态，也决定着我们今天以及今后许许多多同类活动的价值。
二
现在，为了论述的方便，请允许我谨慎地使用一次“汉中诗歌”这个短语吧。我的观点是，汉中诗歌——包括诗歌的创作和批评，它正在经历着一次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
亲爱的诗人同行们，支持我作出上述基本判断的，是三个硬性的指标：
第一、汉中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规模、如此整齐的有名有姓的一个诗人群体。
汉中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它一直受限于独特的山川地理形势，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从南方的眼光来看，它是北方；从北方的眼光来看，它属于南方。除了在两汉三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它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而成为魏蜀吴三国反复争夺的对象，一度短暂地受到历史的特别眷顾之外，在中国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它独立于中国腹地的独特地理区位，使它在文化的层面历来不被重视，这种文化上的被漠视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早上。
正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由朦胧诗运动的触发和影响，汉中这个狭小的地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下子冒出了数十位有名有姓的青年诗人，像人们熟知的刁永泉、李汉荣、刘诚、赵栩、高加坡、王雁（已故）、沈奇（后移居西安）、何涛、董荟、石笋、王有泉、屈永林、柳必成、姚长德、何定明、师国华、周保纪、刘兰鹏、舟樯、周萍、王茜等，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代表性诗人。随着朦胧诗迅速式微，第三代诗歌运动强劲崛起，继而又不断碎裂和分化，自九十年代末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汉中又相继涌现出了古岛、黄文庆、武靖东、叶平、肖建新、曾鸣、刘兴聪、宋爽、羊白、王化斌、子非、郝雁飞、周延峰、刘乐、李秀芳、刘芳（蓝雁）、庞嘉树、伍宏贤、金清杰、万敏杰、陈禺朋、马成、云飞、盛晏平、李雪如、李燕、徐艳、金霞、宁慧平、刘煜春、丁小村、周志峰、陈华春、吴伟、李萍、李兴彦、高敏、梁攀、朱军、吴静、李玉华、杨菁、杨茜、高视惠、李慧剑、赵兴坤、杨安平、崔子荣、张明、王雅婷、吴全红、张雅、胡燕、杨文闯、黑河、黄兵、裴祯祥、张鸿雁、符亮亮、毕立格、定军山人、路红霞等中青年诗人，随后，程川、李东、杨康、刘知己、易诗阳、龚辰、高嘉、王飞、石建强、郭江华、文涛等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相继登场，一时间汉中诗歌界呈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的喜人景象。这其中，被著名诗评家陈仲义称为“第三极神性写作大将”的古岛，尤长于现代绝句一样的抒情短章，在他那些体量短小、像铁匠打铁一样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咬牙切齿的抒情短句里，往往火花迸溅，隐现着金属的挣扎与撕鸣，活画出一位现代诗人对现实的拒绝和铮铮铁骨；黄文庆恰恰相反，其数量众多的诗歌作品，多从大自然与历史文化取材，与现实保持距离，显得不怨不怒、冲淡优雅而又温婉从容，富有文化含量，隐隐然有隐士风；屈永林的诗幻美而迷茫，略嫌空洞，注重语言的打磨和意象的营构，令人仿佛进入了一片陌生的水域无所适从；子非的诗植根于社会的最底层，多以拒绝的姿态、深沉内敛的诗性语言，为我们指认现代化巨大张力下不断碎裂、破产的村庄；羊白的诗怨而不怒，执迷于时代和自我的反思，像一位流浪的西部牛仔，无论周边是多么喧哗，独坐现代城市的码头自弹自唱；刘兴聪是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歌写作者和朗诵者，其诗多以特有的细腻和敏锐指认生活，抒写现代都市女性多变而复杂的内心感受；宋爽的诗机智锐敏，视野高迈，有强烈的现代感，且越写越好。李青石本来是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多年来以评点汉中诗歌，偶尔“染指”诗歌创作，不亚于在诗歌里浸淫多年的“专业”诗人。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诗歌写作的柳必成，多年笔耕不辍，尤其是近三四年来，不仅接连出版了《茶之语》、《与女儿对话》两部精美的抒情诗集，而且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诗选刊》、《绿风》、《草原》、《诗潮》、《扬子江》、《延河》、《诗歌月刊》等国内重量级文学刊物接连发表大量诗歌新作，其诗多取材于日常，机智恢谐，成为陕西诗坛引人注目的“黑马”。
此外汉中还有一个优秀的古体诗词创作群体，主要有刁永泉、魏义友、马迎春、郭加水、王志成、郭鹏、王祥玉、张小红、孙启祥、陈家林、侯莉、马爱平、唐小荣、李玉华、张雅、李树模、金清杰、董晓蓉、周郢、郑素莹、曹红梅、孙久林、周维平、陈琳存、屈波、郑和平、李尚文、郭策、章程、张爱琴等，其中青年女诗人张小红更是以古体诗词入选“青春诗会”，赢得“乡愁小红”美称，成为汉中诗歌的一大“异数”。
从以上粗疏的粗线条梳理可见，只不过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汉中就涌现出这么大、这么整齐的一个诗人方阵，这种诗歌创造能量的大爆发，也许只有“火山爆发”才能形容。那我们当然要追问一句，如此大规模的集结意味着什么？在它以前的历史上可曾有过？答案是没有。此前的汉中也曾有过一位诗人，叫宋太海，可他不是汉中本地人，是和作家周竞一起下放到汉中来的外地诗人。再向前上溯至民国，汉中因为抗战爆发，国家文化机构纷纷南迁，汉中作为战略大后方，一时名家云集，像常香玉等演艺大家都曾在汉中短暂逗留，北师大也曾迁来汉中城固，由此带来了汉中文化的短暂繁荣。不过特殊时期的畸形繁荣，表征着的只是战乱年代民族的灾难和乱离，似与汉中诗歌的创作繁荣无关，在诗歌这个领域，汉中诗人基本是缺位的、失语的。如果我们再向前搜寻，在漫长的元、明、清三朝，我们仍然找不到有名有姓的汉中本土诗人。即使是在诗歌极度繁荣的唐宋时期，那么多的诗人都曾在汉中留下诗篇，可是稍加考察我们便会发现，那些诗篇要么是当时的名诗人来汉投亲访友所写，要么是外地诗人在汉做官期间所写，要么便是像陆游那样在汉中驻防期间所写，总体看零零碎碎，像一些散在的滚落在历史沟壑里的碎珠，偶然被今天的人们发现，在那个以古体诗词反复歌咏汉中的诗人之林里，几乎看不到汉中诗人的身影。也就是说，自公元前213年秦惠文王首置汉中郡以来的两千三百多年，汉中诗歌基本是一片空白。再往前便是遥远的《诗经》时代，其中也有几篇歌咏汉中，可那是民歌，它的作者永远缺失。
在今天的汉中涌现出这么大、这么整齐的一个诗人群体，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汉中这一片地域诗歌的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至今看不到这个辉煌的时段到何时会告一段落，因为我们看到在它的地平线上，一大批后起之秀正在强劲地涌现，这难道还不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吗！
第二，众所周知，在诗歌里流派就是生产力，流派就是诗歌美学趣味演变的风暴眼。一部现代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现代诗歌流派的消长史、演变史，真正的诗歌流派往往具有突出的、不可替代的诗歌史价值。在1980年代起的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汉中向当代诗歌贡献了两个发源于汉中、影响全国的诗歌流派，成为汉中对当代诗歌的重要贡献。
1、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派（2002-）：这个诗派由汉中诗人刘诚发起创立，古岛、黄文庆等一批汉中诗人积极参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具有鲜明美学倾向和诗学趣味的诗歌流派群体。
在第三极神性写作首倡人刘诚的表述里，第三极神性写作最初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雄写作，到2002-2004年自动生长升华为全新面目的“神性写作”，以刘诚正式发表《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2004年10月，6万字长篇诗论）、《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2007）、《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第三极文学运动根本问题再思考》（2008年10月，6万字长篇诗论）为标志。第三极神性写作是当代文学中惟一站在兽性写作反面，不惮于与兽性写作正面冲突和全面对立的写作。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派，以其极端强硬的诗学立场和毫不妥协地反对兽性写作的鲜明态度，一经出场即震撼网络，成为2006年中国诗歌界最具影响力的诗歌事件。第三极神性写作，强调“向上、尖锐、有益”的写作；第三极认为，诗到神性为止，神性以外没有诗歌；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神性写作不是对诗歌题材的强行规定，而是对诗歌题材边界的全面跨越，是神性在所有诗歌题材上的沉思与游走和对所有诗歌题材的诗性处理。第三极认为，神性写作就是要求写作“像天上的大神，以光明磊落的姿态，统领起生活里所有的正面力量”（刘诚语）。第三极神性写作，以极其前卫的理论拓展和诗歌创作实践，在混乱的当代文学条件下，拉开了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全面对立的沉重帷幕，为中国诗歌贡献了“第三极”、“神性写作”、“兽性写作”等影响深远的关键词汇，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一向由兽性写作（日常写作、解构写作、痞子写作、色情写作、垃圾写作、废话写作、贱民写作、以及种种诗歌行为艺术）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诗歌地理，使之成为中国诗歌三十年来继非非诗派之后最具建设性和唯一具有宏大诗学理论背景的前沿诗派。诗派核心群体由十品（江苏）、董辑（吉林）、原散羊（内蒙古）、古岛（汉中）、曹英人（河北）、老巢（北京）、安琪、梁雪波（南京）、白鸦（北京）、野航（加拿大）、寒烟（山东）、施玮（美国）、南鸥（贵阳）、鹰之（辽宁）、解非（黑龙江）、老鬼（重庆）、尺郭（流浪）、花语（北京）、王雪（北京）、易水寒（河北）、黑牙（山西）、杨明通（广东）、袁杰（江苏）、祝发能（贵州）、郭玉铸（大连）、黄文庆（汉中）、屈永林（汉中）、王有泉（汉中）、子非（汉中）、羊白（汉中）、王化斌（汉中）、李东（汉中）、杨康（汉中）、程川（汉中）、刘知己（汉中）、易诗阳（汉中）等构成。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派自创立伊始，便创建了第三极诗歌论坛，组建了新浪第三极作家群落博客群，在天涯社区和颜如玉网分别创建了“第三极神性写作电子文库”，设立了档案库，创办了大型同仁诗刊《第三极》（已出7卷）；先后发起举办了“当代诗歌精神重建”（2011年汉中诗会）、“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现状和未来”在线诗歌研讨会（2010年）、“中国诗人寻根之旅”（2016年汉中诗会）等跨省市的大型诗歌活动。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歌现象先后被著名诗歌评论家陈仲义在他的诗学巨著《中国前沿诗歌聚焦》里列为专章；被著名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张德明在他的诗学论著《新诗话：21世纪诗歌》里列为专章。诗派核心成员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以“第三极诗歌节”的形式继续存在，目前已经举办到第4届。
2、此在主义诗派（2003-至今），由汉中诗人武靖东发起创立。其流派成员有陈宏、十亩之间、东门扫雪、冈居木、毕立格、多语、之道、月牙儿、蓝冰丫头等。流派刊物为《此在主义》、《此行诗刊》。此在主义原名“俗世此在主义”，主张以“自主语言”言说人的当下体历，用“事象”呈现人的生存况味，“在自己的生活里生活，用自己的汉语言说”，因而又被称为“自主语言主义”、“事象主义”。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诗歌立场，此在主义是以反对本世纪初叶流行于诗坛的各式各样的“口水”诗歌、陈词滥调诗歌，反对诗歌中的装饰性意象手法、平面化结构诗歌文本，反对伪人道主义、虚幻的理想主义为出发点，鲜明的诗学主张使之成为当代最具探索精神的前卫诗歌流派之一。评论家李震说：“我从中看到了诗歌这种精神和文体，在新一代中国人手中可能的去向：此在主义”（见《诗选刊》杂志）。
第三，出现了一批扎扎实实的代表性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扎实硬朗，体量庞大，符合代表性诗歌作品的各种过硬指标，它们不因换了地域而褪色，也不因时代改变而失效，即使是放在中国当代诗歌这个大格局里也不容回避，这在汉中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重要现象。
１、诗集《驶向星空》（李汉荣，1988，陕西教育出版社），诗人李汉荣对世界的青春拥抱，其中《秦岭：命运的巨型群雕》等抒情长诗，至今读来仍然令人震撼。评论家沈奇称其为“星空诗人”，称其诗是源于古典、顺乎现代的“大诗语流”，有超现实、超时空的“圣诗境界”。
２、诗集《愤怒》（刘诚，1980-2000，陕西人民出版社）。其中《命运•九歌》，部分核心诗篇早在1985年便以《走向人群》为名出版，被汉中先锋诗人赵栩、坡子等诗友称为“狂飙诗人”，大艺术家范曾亲笔致信刘诚表示“激赏”，称其诗“奇谲瑰丽，而又峥嵘确荦”，“唐之李贺、吴文英或可伯仲”。后收入诗集《愤怒》时定型，长达6000行的系列长诗，由20余首较小的抒情长诗构成，一经出版即获余迅、张清华、杨远宏、荣光启、十品、野航、李建军、何根生、原散羊、董辑、安琪等数十位诗评家和诗人同行高度评价，被称为九十年代中国长诗最后一部“关门之作”、“挑战诗歌秩序的山岳型长诗力作”；江苏诗评家十品更以其《历史的宿命，命运的交响——论当代十大长诗<命运•九歌>》长篇诗学论文给以高度评价，将其与昌耀《慈航》、海子《太阳.七部书》、大解《悲歌》、洛夫《漂木》等一起列入“中国当代十大长诗”，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继海子《太阳•七部书》之后的又一个长诗里程碑。
３、诗集《词语的暴动》（刘诚，200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中：长诗《无地自容》（2004），400余行诗句，一气呵成，创造了当代诗人4天时间创作一部巨型长诗的记录；组诗《猪在奔跑》（2003），一经首发于网络，便获得网友热捧，称其诗冷峭刻骨，鬼神莫测，随手点化即打通“神性写作”与“垃圾写作”的界限，成为第三极神性写作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之作。
４、诗集《如此葵花》（刘诚，2008-2016，待出版）。其中：组诗《傍晚穿过魔界》2010年首发网络，后又在《第三极》诗刊登载，引起广泛关注；组诗《宁强诗章》获2011年宁夏黄河金岸诗歌节全国征诗一等奖（特等奖空缺）；巨型组诗《洁癖》，包含多首尖锐冷峭直奔灵魂的长诗力作；巨型组诗《如此葵花》（2010-2012），其中一大批精美短诗在网上广为流传，曾获著名诗评家、文学博士马永波主持的《中外诗歌》、宁夏杨梓主持的《诗原》等诗歌微信平台头条力荐。
５、诗集《我，在此》（武靖东，2014），数百首新鲜的诗篇锁定“此在”，以残忍的笔触，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还原生活，指认真相，表现出将生活陌生化的高超功力，成为此在主义诗派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吉林诗评家董辑、汉中诗人黄文庆分别撰文高度评价。
６、诗论集《先锋的幻想》（刘诚，200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刘诚，2008，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中《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2004）、《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2007）、《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第三极文学运动根本问题再思考》（2008）、《三足鼎立的中国当代诗坛——对知识分子、下半身、回归写作的初步清理》（2002）等长篇诗论，立论庄严，文辞华美，气象雄伟，系第三极神性写作诗学理论奠基之作。
７、学术专著《行吟在诗意时空——唐宋诗人咏汉中》（李青石，2012），以扎实严谨而又从容流畅、富有文学性的学术笔触，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诗人与汉中这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剪不断、理还乱的诗意纠结，填补了汉中诗歌研究领域内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空白。
除上述代表性诗歌作品外，近年汉中诗人出版诗集近百部，仅就能搜罗到的部分列举如下：《梦湖的鹿》（刁永泉）、《走向人群》（刘诚）、《人•鬼•神启示录》（刁永泉）、《山谣》（刁永泉）、《回归家园》（刁永泉）、《梦游者》（刁永泉）、《母亲》（李汉荣）、《想象李白》（李汉荣）、《命运•九歌》（长诗单行本，刘诚）、《诗意追寻》（刘兰鹏）、《吹箫》（古岛）、《四人诗选》（程川、屈永林、古岛、邹赴晓）、《时间迷津》（李东）、《茶之语》（柳必成）、《与女儿对话》（柳必成）、《马兰花开》（郝雁飞）、《简单的诗》（丁小村）、《素心集》（古体诗，郭加水）、《女性照亮的世界》（刘乐）、《我的申请书》（杨康）、《零度阳光》（刘芳）、《汉中行吟》（刘芳）、《麻池河诗抄》（子非）、《年年岁岁》（朱军）、《天命诗痕》（朱军）、《行走的诗行》（古体诗词，马迎春）、《感动岁月》（李萍）、《指尖上的舞蹈》（裴祯祥）、《行走的思念》（刘宝文）、《心的光》（易诗阳）、《梦的回眸》（秦义）、《秋枫诗词文集》（郑和平）、《巴山情歌》（李长禄）、《五色土》（赵俊明），等等。
三
诗歌和文学是一种缓慢演变的、安静的事物。唯其缓慢，更多沉淀更堪玩味；唯其安静，更见其美好。它的传播，它的被人接受，不依靠任何艺术之外的力量，完全是一种基于平等地位的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这种潜移默化的征服往往不胫而走，风行开来，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真正阻止。文学如果有什么奇迹，那奇迹一定是慢慢呈现的，往往事后才让人觉得那是奇迹。常常是，就在我们感到相当无聊、相当平庸、相当荒芜的时候，事实上它的高潮已经到来。就如同我们偶然抬头仰望天空，忽然发现寂寞的天空中仍然有一些星的颗粒，它们有的亮，有的暗，有的远，有的近，有的大，有的小，构成了令人惊讶的风景。诗歌和文学它通常不是像改朝换代、天翻地覆那样一种巨变，它是一种无声无息的、耐心的、通常以五十年为一单元的那样一种缓慢的沉淀，一种耐心的积累。就在看似缺少奇迹的一片荒芜中偶然回头一看，只不过三十多年的时代空间，汉中已经向当代诗歌贡献了如此引人瞩目的诗歌奇迹，它与任何一个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毫不逊色，陕西诗歌的天平也因此向汉中急剧倾斜，汉中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国诗歌重镇。
基于以上的基本判断，我不认同一些朋友所称“汉中诗歌发展不起来”这样一种说法——我想这些朋友大概是指诗歌运动，而不是诗歌写作；或者，他们一定是混淆了诗歌运动和诗歌写作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平心而论，在汉中这个深居中国内陆腹地的地域操作诗歌运动，肯定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但凡事福祸相依，此地也正因其孤悬中国腹地、偏于一隅的地理特点，便很少受到当代诗歌运动巨大张力的扰动，在诗歌写作方面反而有可能更专心致志，在不经意间取得突破性的非凡成就。首先诗歌和文学它不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慢慢进步的。如果是进步的，则未来的一定比过去的好；高峰一定都在未来；今人一定胜过古人，但诗歌和文学的轨迹通常不是这样。事实上，在文学里进步是一个伪命题，文学的进步是十足的外行话。文学艺术这种东西，它通常是一次成型的。一种伟大的艺术现象，它要么不出现，要么一出场便是高峰，绝对没有越是后来便越是高级、越是优越这样一种说法。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一出场便是巅峰了，再也无法超越了。《红楼梦》它一出场便是中国长篇小说艺术的顶峰了，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唐诗它正因为太杰出了，已经走到了头、穷极了这个向度的无限的可能性而很难再超越，所以诗歌要突围，便只能以“宋词”的面目重新出场，从而打开新的美学空间，不过真到了这个时候它也就不再是唐诗，而是变成一个被称为“宋词”的全新的东西了。许多诗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多年来当代诗歌界为什么总是疯狂出新，还没有等到一种主义成熟，开花结果，便急不可耐地一定要离开原来的主义另搞一套，以至于新东西层出无穷、却又大多浅尝即止、半途而废的根本原因——在以往的“传统”面前，他们感到绝望。
凡此种种给予汉中诗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信心，超常的胆气和底气。它以确定无疑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汉中诗人已经创造出了让陕西这个地域和中国诗坛为之瞩目的诗歌成就，使我们可以毫不愧怍地面对强手如林的中国当代诗坛。如果今天全中国的一线诗人都来到了汉中，就坐在这个房间对面的一排座位上，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他们对话，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和中国最优秀诗人对话的资格。而且——要么完全不谈文学，要谈就谈中国文学；要么不谈诗歌，要谈就谈中国诗歌，不谈汉中，也不谈陕西——因为我们属于汉中，更属于中国诗歌。
有关汉中诗歌，我粗略地谈到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一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呢？好像有一点；可惜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我愿意尽量歉虚一点，以便使自己显得比较“可爱”，但我无权伪造历史。如果这里有一点“自爱”的成份，那应当也可以得到谅解吧，因为对于一个中国当代诗歌也无法回避的诗歌存在，一篇谈论“汉中诗歌”的文章要做到完全回避“刘诚”，真的很难。
姑算一家之言吧；如果其中的某些描述引起了你的不快，无妨请你抛诸脑后，权当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