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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祥：汉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二）
Summary:提到汉中文化，人们常常说底蕴深厚、丰富多彩，但究竟如何表述，人们又往往引用2006年中央电视台对汉中被评为历史文化魅力城市时的颁奖词，或学者们“汉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汉中是中国人的老家”云云。其实，中央电视台的颁奖词不伦不类、多有语病，甚至定性错误，有些学者的随口恭维话也不可当真。如果我们给汉中历史文化如此定位：“汉中是古人类生息繁衍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系兴衰，物富南北，开放度高，包容性强的文化名城、天府之国”，应该说比较贴切。
汉中文化的深刻内涵
一、古代汉中是诗的国度、文的沃土，诗文体裁广泛，内容绚丽，从上古至晚清，历久不衰。
诗骚风雅 汉水流域是中国诗歌诞生的摇篮，《诗经》、《楚辞》皆与汉水密不可分，《诗经》中的“风”、“雅”、“颂”中均有有关汉中的篇章，而在《周南》、《召南》中更有集中描写。宋代学者郑樵说：“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关于“二南”的地域范围，南宋以来一般学者均认为在秦岭以南汉中至湖北襄阳一带汉水上中游地区。《诗经》中《兔罝》、《汉广》、《殷其雷》、《南有嘉鱼》、《南山有台》、《旱麓》、《殷武》等篇章，均与汉中直接相关。《楚辞》亦孕育于汉水流域。钱穆先生在《<楚辞>地名考》中考证，《楚辞》所记之湘、沅、澧诸水皆在今汉水流域湖北省境，以后楚人南徙，这些地名随入湖南，“屈原放居汉北，其自沉亦在襄汉之域，否则或在淮汝，而决非湖南之湘水。” “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楚辞•九章•思美人》），在屈原笔下，汉水源头的嶓冢山，与“昆仑”、“西极”一起，成为令人向往之地。
汉晋奏疏 汉初汉王刘邦自南郑（今汉中市）出定三秦进而称帝践祚，奠定了汉中在两汉400年间无以替代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南北政权的拉锯地带，许多志士仁人纵论天下、评谈时势的对策、奏疏在汉中应运而生。西汉初韩信的《登坛对》，东汉末李朝撰、马超领衔的《上汉帝请先主为汉中王表》，是汉王刘邦、汉中王刘备通向皇权之路的重要篇章；西晋江统《徙戎论》中“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北魏王远《石门铭》中“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等内容，反映了汉中与氐、鲜卑民族的关系；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西晋汉中太守李密的《陈情表》，是文学史的重要素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为千古警句名言；汉末陈琳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北魏李冲的《谏戍南郑疏》，为我们留下“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等关于汉中地形和战场策略的不朽描述。
唐宋诗文 唐宋660年，汉中是蜀道这条璀璨的“诗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王勃、沈佺期、李白、杜甫、岑参、刘禹锡、元稹、李商隐、胡曾、唐彦谦、郑谷、宋祁、石介、赵抃、梅尧臣、文同、苏轼、陆游、辛弃疾、陈亮、范成大、汪元量等，或游历汉中，或与友人唱和赠答，皆留有脍炙人口的“汉中诗”。“山月临窗近，银河入户低”（沈佺期《夜宿七盘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留”（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陆游《归次汉中境上》）、“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辛弃疾《木兰花慢》），至今人们耳熟能详。唐宋时，众多优美的散文因汉中而产生。唐代柳宗元的《兴州江运记》和宋代雷简夫的《白水路记》，是有关嘉陵江水文与航运的历史地理文献。中唐欧阳詹的《栈道铭》对秦蜀栈道交通描写之生动形象无出其右。晚唐孙樵的《书褒城驿壁》以“天下第一驿” 褒城驿的荒芜残破推及天下的吏治腐败，成为针砭时政的不朽篇章。北宋文同的《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和《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是后世研究汉中农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文献。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系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画论之一。南宋陆游的《成都府江渎庙碑》，是研究汉水发源地的重要史料。
元明清行记文学 元明清时期，国都北居幽燕，长安、汉中虽然相继衰落，但仕宦汉中或者游历蜀道的官吏骚人仍然不绝于途。与此同时，中外人士有关蜀道、汉中的游记、笔记，成为这一时期记录汉中风物的重要形式。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之一一二章中从地理、风情、物产等方面对汉中的描述，是研究汉中历史的重要素材。明代以降，何景明《雍大记》、王士性《五岳游草》、郭子章《蜀游草》、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驿程后记》、张邦伸《云栈纪程》、陶澍《蜀輶日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张素含《蜀程纪略》、俞陛云《入蜀驿程记》和日本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等，都是记录汉中历史地理和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明清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已经由诗歌过渡到小说、戏曲，文学家们诗歌中的汉中书写显得稀少寥落，自然无法与唐宋相颉颃，但也并非乏善可陈。何景明、杨慎、赵贞吉、王士性、吴伟业、王士禛、郑日奎、张问陶、严如熤、林则徐、曾国藩、吴大澂等，或者曾经亲历汉中，赋诗言志，或者异地相赠，寄托情思，都有歌咏汉中的诗篇传世。这些诗篇，以栈道纪行、遗迹凭吊、人物咏叹居多，但也不乏赞美山川的佳作。明代隆庆年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辞官归乡途经紫柏山张良祠写下的《怀山好》，地理学家王士性出川过陕途经张良祠步赵诗原韵所作《怀山好歌》，以及多首仿《怀山好》诗和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赴云贵总督任路过留侯祠所作《过紫柏山留侯祠》诗，都是歌咏张良品格、发怀古之幽情的佳作。王士禛在汉中境内作诗约30首，他的《七盘岭》：“川原尽沃野，天府如关中”和魏源的《栈道杂诗》第七首：“沔汉信天府，乾坤分两戒”，先后重申了汉中的“天府”概念。王士禛的“平芜蹀躞连钱马，近郭参差橘柚村。万叠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次汉中府》）、郑日奎的“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下控荆吴（《汉中府》）”、吕履恒的“蜀道天难上，梁州路已遥。泯嶓蟠北戒，江汉导南条”（《梁州》）等，成为描写汉中风光的佳句名篇。
二、汉中具有丰厚的艺术土壤和浓烈的艺术气氛。在这片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的土地上，书法、绘画、戏曲、摄影、民间文艺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汉中艺术的源头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考古发现的上古时代陶器上的装饰图案和青铜器的纹饰就是精美的绘画作品；人面形陶壶、兽头尖底瓶等器物的造型、眉目、神态即极具艺术吸引力。中古时代以“石门十三品”和《郙阁颂》等为代表的摩崖石刻，更是孕育了汉中的书画传统和书画人。北宋文同，南宋高焘、雍巘、张通等，是古代汉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画家。近现代以来，汉中书画艺术界人才济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世镗、徐泽生、陈毅等书法家脱颖而出。王世镗章草书法及其论述深得于右任先生推重；陈毅以行书见长，与康有为齐名，时人有“南康北陈”之誉；徐泽生书法尤重骨力神韵。抗战时期来汉中的画家孙竹青和郭登岑，曾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当代书法篆刻家魏俊初、张文德、李白瑜、何挺警、陈竹朋、徐毓泉、徐永锡、丁绍光、钟林元等名扬海内外。长安画派著名画家方济众，在画坛影响重大；高裕德注重写生训练，是典型的学院派国画家；赵世钧书画兼擅，其花鸟画创作成就令人瞩目；许自彬主创国画山水，是方济众之后赋予汉中山水新鲜诗意的代表性人物。而张重光、李永夫、明朗、潘云海、文杰等的油画则各具特色。
三、古代汉中民族众多，人民迁徙频繁，成为各种宗教生长和传播的乐土。汉中先民随周武王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即具宗教雏形。后世，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东正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徳教）、白莲教，都曾在这里传教授徒。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地上，曾经寺观庙堂林立、高士大师会聚、男女信徒云集。
道教策源地 道教源于古代的神仙信仰、方仙之术和黄老学说。汉中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李八百、唐公房、郑子真、杨王孙等道教早期人物在汉中均有活动。传统理论认为，早期道教两大门派之一的五斗米道，在东汉顺帝时由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道陵创立于西蜀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而任继愈在其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指出，张道陵创立道教之说源于其孙张鲁在汉中掌握权力以后人们的迎合附会，五斗米教实由张修在东汉中平元年（184）之前创立于汉中，《老子想尔注》亦由张鲁所注而托名张道陵。东汉末，张鲁在汉中传布五斗米道（天师道），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推行“诚信不欺诈”、“为病者请祷”、“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的教义，“雄踞巴、汉垂三十年”。（《三国志•张鲁传》）一千多年后，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张鲁“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等措施诠释为人民公社的“历史来源”。建安二十年（215）张鲁投降后，不下20万汉中人先后被迁徙至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和洛邺（今河南境内），天师道因而传播至西北和中原，随后又向江南流播。
佛教兴盛地 南郑县龙岗寺出土的文物证明，佛教至迟在南北朝时即传入汉中。唐代，汉中的佛寺建设和崇佛活动达到鼎盛。褒城县（今勉县东褒城镇）崇庆寺、打钟寺、延庆寺，南郑县（今汉中市）乾明寺、莲花寺、龙兴寺，兴州（今略阳县）灵岩寺，洋州（今洋县）醴泉寺、朝阳寺、崇法院、法轮院（开明寺）、智果寺等远近闻名、香客如云。唐初，著名高僧唐三藏曾来汉中从空、景等大师礼佛诵经。大历年间在洋县崇法院修行的高僧法照被尊推为“莲宗四祖”。贞观年间禅宗牛头宗的创始人法融创建的崇庆寺（牛头寺）和后蜀广政年间新罗国（今韩国）僧人挂锡的南郑中梁山乾明寺，宋时被誉为“剑外丛林，……与此为盛”。从宋代到清代，汉中城镇乡村的大小佛寺相继修建，禅院林立，梵音缭绕。明代，洋县智果寺和褒城云雾寺曾获朝廷赐经。南宋时汉中净明寺，元代洋县良马寺、汉中宝峰寺，明代南郑圣水寺等著名寺院保留至今。
基督教活跃地 汉中的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两个派别。天主教自明崇祯年间传入汉中，此后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法国传教士方德望在城固县小寨建立的天主教堂是陕南第一座天主教堂。嗣后，天主教传教和开办医院、学校的活动先后进入洋县、略阳、沔县（今勉县西）、宁羌州（今宁强县）等地。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成立陕南天主教区，统管汉中、安康两地教务，首任主教为罗马圣伯多禄修道院安廷相，从而促进了天主教在汉中的快速发展。用宁强“燕子碥教案”赔款在汉中城西大街兴建的天主教堂，是汉中当时最高大富丽的建筑。基督新教于清光绪年间传入汉中，先后在南郑、洋县、城固、西乡、镇巴等地设立礼拜堂、福音堂，教徒虽不及天主教多，但“亦渐见繁庶”，形成规模。有的教堂在传教的同时还开办学校，如汉中市区严志小学、镇巴平安女校、西乡福音小学、洋县培灵小学等。1950年3月汉中还曾经开办基督教神学院。
伊斯兰教寻祖地 北宋末年，伴随众多回民定居略阳，伊斯兰教相应传入汉中。元末明初，一些回民中的外地商人或卸任官员来汉中定居。明代，汉中城内太古石巷和西乡、略阳等地相继建清真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甘肃河州穆斯林、卡迪林耶派支系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辗转来到西乡传教，归真后就地入葬。现在，西乡县鹿龄寺成为陕、甘、宁、青、新疆等地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教徒瞻拜教祖祁静一之地。清光绪年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今沙特阿拉伯希贾兹境内，是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发祥地）学者穆拉德来汉中讲学，因病逝世，安葬于汉中东关塔儿巷回民大坟园，成为汉中又一处伊斯兰教纪念地。
四、汉中的科学技术源远流长。从远古的陶器、青铜器烧制，谷、稻种植，上古的路桥开凿架设、运输工具改造，到随后的民间造纸、堰渠修筑、农产品改良加工和工业品制造，无不显现出汉中人的勤劳、智慧和敢于创新。一系列科技文明成果的出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五、《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三《述均州风俗》曰：“汉中风俗与汝南同，有汉、江川泽山林，少原隰，多以刀耕火种。人性刚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 这是古人对古代汉中从自然环境和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特点、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概括，当今仍有遗痕。
《隋书•地理志》曰：“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汉中的岁时节令习俗表现为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祭祀对象和基本仪式。有春节、二月二（旧历）、三月三、三月二十八、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腊八、腊月二十三等节日，中秋节祭月，腊月二十三祭灶神。集市是农村集贸的主要形式，集市交易日常伴有庙会。有“百日集”、隔日集或三日集。汉中人的衣着追求新颖、讲究时尚。但在山区农村，中年以上男女还有以黑、白布或黑色丝帕缠头现象。饮食习惯平川地区以大米、小麦面食物为主，山区以小麦面、玉米、洋芋食物为主；面皮、菜豆腐、浆水面、醪糟、黄酒为特色饮食；山区地方的腊肉、略阳的罐罐茶、宁强的核桃馍、城固的红豆腐亦颇出名。住宅选择地基、讲究朝向，大多依山傍水、同姓同村而居。过去住宅以土木结构的“一字形”、“曲尺形”、“一正两厦”为常见，现在砖混结构的二至三层楼房逐渐增多；在谷狭沟深的地方，仍有半悬空的吊脚木楼。过去出行常用的肩舆、滑竿、轿子已不再见，代之以自行车、摩托车和乘坐公共汽车。婚嫁“送八字”，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象仍有，但已不居主导地位；定婚、过彩礼、办喜宴在城乡仍广泛流行。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汉中城乡一对夫妇多数只生育一胎，但重男轻女现象在城乡均未绝迹。丧葬习俗中的厚葬之风逐渐改变，平川地区多为火葬，山区多为土葬，葬仪均有简化，请僧道、乐队者不多。民间禁忌在弱化，巫术、占忌在信仰成分之外具有了娱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