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短短一个月时间，媒体先后报道了多起高铁霸座事件，“座霸”们如此高频率的粉墨登场，让舆论谴责的矛头由奇葩个人转向法律制度。
诚然，管理体制上的过分包容、法律惩戒上的蜻蜓点水，是导致霸座问题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正所谓“事不过三”，倘若每一次的霸座事件都在历经媒体曝光、公众谴责、舆论平息三部曲之后故态复萌，如果遇事就把制度搬出来反复鞭笞而毫无建设性的意见，那我们就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问题的外围闷头乱飞，永远无法踏及问题的核心，也就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
制度，不过是由人创造、用于制约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套公共契约。因此归根结底，导致大量“座霸”们作妖的罪魁祸首，并非法律制度的千疮百孔，而是民族文化土壤的酸碱失衡。“座霸”们的诞生，正是对我国民族文化劣性的一次集中式扒皮。
事件曝光后，有不少媒体指责：“中国人没有规则意识。”这句充满偏见的评价，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霸座现象泛滥成灾的源头所在。而致使国人规则意识发育不良的源头，则是我们长此以往对变通思维的畸形宣扬和鼓吹。
相信很多人接受的家庭或社会教育都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做人要学会变通；相信你也一定从长辈或是朋友口中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人历来推崇“外圆内方”，处事圆滑也是诸多国人奉为圭臬的社会生存法门。
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灵活地扭动身躯，从规矩的缝隙中欠身穿过，运用血缘纽带或是人脉资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美其名曰——“智取”。小学的时候要想当班干部，就去请班主任吃顿饭；中学的时候想进重点班，给当年级主任的叔叔打个电话；大学的时候想留任学生会，拜托一下干事的舍友或同学……很多规则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贴在墙上的励志标语，想看的时候瞥一眼念一遍，不想看的时候索性视而不见，一切行动皆以自己的便利和意愿为最高准则。
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基因造就了当下诸多“座霸”们的丑陋性状。回顾最近这几起霸座事件，我们会发现个中细节有很大的相似性。乘客因最初的疏忽坐错了位置，长期受用的变通思维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把自己的空座位留给对方就好，省得自己起身捣腾着找座位，完事还会为自己的“随机应变”沾沾自喜。在“座霸”们的眼里，
“乘客应按票面上规定的座位入座”只是一句没有多少威慑力的废话，“坐哪个座位都一样”才是契合自己多年生活经验的认知逻辑。规则让位于习惯，只要无伤大雅、不触碰法律的警戒线，任何自己看不顺眼的条条框框都可以被打散重组。至于那些被无端霸占了座位的受害者，也在整个“灵活变通”的社会文化气候里，学会了忍气吞声，严守规则的人反倒被指责斤斤计较。
规则，既被制定出来，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正当性；公民，之所以被称之为“公民”，也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共同协商的框架下过有德行的生活。变通思维固然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趣味、排除繁琐，但有时会在为自己制造便利的同时给他人带来不便。规则虽繁琐，但却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谋得社会的整体便利。有票不是霸座的正当理由，变通思维也不是我们漠视规则的通用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