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乡愁’其实太轻飘了，其实是‘命’。”6月25日，非虚构作家袁凌带着新书《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来到上海，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与读者共同探寻土地和文字的边界。

若问这本书有什么特色，评论家郜元宝曾评论：“不好读。如果你走惯了城市的硬化路面、相信已经到了物质丰盈而人性萎缩的‘小时代’、看惯了新奇刺激的故事、喜爱空腹高心的‘国族寓言’……你会觉得袁凌的小说不好读。”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中的8篇短篇小说不大像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们的共性是都和土有关。小说里面并没有剧烈的戏剧性冲突，剑拔弩张抑或一触即发，只是记录了真实的生活，就像生活里会发生的那样，死亡和灾祸突如其来。

袁凌

在家乡土屋记录中国乡村命运档案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2005年，袁凌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下。彼时的袁凌在新浪担任新闻中心的副总监兼主编，他笑称那是他媒体生涯薪水拿得最高、也是前景最光明的时期。

为什么那么想回去？

袁凌说，强烈地想回家乡的思绪起源于春节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他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没有装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还在平滑地流淌，但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袁凌。“家乡变化太多，以前的溪水是干净的，如今溪边修起了直排式厕所，直排污水，这在以前的乡土中是不可想象会遭到谴责的；修建了很多小水电将河流截断，我做了一个调查，汉水流域有上千座。大河干涸风化，很多鱼都被晒干，臭了；土屋变为楼房，田地消失，年轻人走空了，只剩老弱。”

巨大的焦虑感冲击着袁凌，因为看到在急剧的城镇化中，乡土在发生断裂，亘古未有的剧变。“不管怎样，那个地方养育了你，你应该去见证它，就算你做不了别的。”

回到八仙镇之后，袁凌在乡下呆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栖居废弃的粮管所。“开始时不好落脚，待在一个粮管所里，跟一个道士，也是我的一个家公住在一起。他会算命、看阴阳，也会在丧礼上唱歌，我有一篇小说《歌郎》就是写他的。我跟他住了几个月以后就搬到一家公路边的小店里住，店面可以接触很多乡下人。”袁凌就这样一边接触一边写，在粮管所写下了十来篇和土地有关的小说。

八仙镇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 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袁凌用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

“真正土命的，是那些已经进入土中的人，包括算命先生和店里坐诊的老医生。他们的生涯缺乏曲折性，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形容词和比喻，仅有的情感表达也显得匮乏或暴烈。对一个外来者来说，他们生活外表的脏污性、语言的粗鲁性、情感的扭曲性可能更引起注意，但他们的本性是土地，也就是劳作。一年到头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土里，以前住也是在土房里，这个事实已有足够的说服力。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袁凌说。

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袁凌说，他常常遗憾，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他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写下文字，并没有解决袁凌的焦虑和不安。“对我当时的焦虑有缓解作用，但不是真正的解决，一个写作者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至少有一点点交代。”

这样的缓解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是说辞职以及住在家乡的辛苦，还含有人生感情上的代价。我还出过《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面写了家乡人的各种各样的死亡，通过各种写作来缓解这种焦虑感。甚至在现实中，还开过淘宝店，尝试帮家乡人卖东西，当然后来失败了。家乡的危机没有办法在现实中解决，我没有做到什么，但是我明白自己付出代价了。”

当下如何书写乡村？怎样写农民？是不是还停留在鲁迅的写法，批判他们蒙昧的国民性？袁凌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基本就是愚昧、麻木、乱伦、肮脏这样一些特点。出现这样特点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作家在城市里写农民，可能更多是将其作为材料来用。”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这一书名来自于袁凌的一句诗“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颗眼珠在转动”。袁凌认为，“土”不意味着肮脏落后，它是一切事物的根基。“我认为‘土’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命运，或者说也是‘我’的命运，同时也是支撑乡村的本质。土是养育生命的，如果离开土就没有农民了。我小说里大量内容是写人物怎么去劳动，生产出粮食，如果你没有写劳动，你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另外，土也是自然的母亲，它养育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养育了节气、雨水、风俗，也养育了传说和神话，所以它确实是一个世界，但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肮脏落后的那种‘土’，它像土层一样深厚丰富，甚至不乏生命的神奇。”

“甚至再延伸得远一点，我们的城市文明，不管多么精巧复杂，还不是土养育的吗，没有人可以吃塑料丸子生活，一天都活不下去。复杂的制度也出自对资源的分配。”

    真实与想象

袁凌还想向读者传递一种信息：这个世界里面各种东西不仅是一种逻辑的联系，更是一种本性的联系。“在这本书中的一个短篇《世界》，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有些东西与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没有办法区别哪些是真事哪些是想象。”

袁凌曾搜集了十几个传说，“说的人都当做真事告诉我，没有觉得自己在讲一个传说。《世界》里面说的山里走了蛟，我也没法分辨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发生的，毕竟沙坝和死者的坟，还有遇到蟒的神仙桥都在那里。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传说，我的想法就是把这些都写下来，尊重那个世界的联系。”

“我的小说不会很曲折，一下子让人感到这是一个故事有很多情节。但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你进入后会不停地看到很多东西，不光是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各种小事，更主要的是他跟他周边环境的互动、互生性，在交换呼吸。我不希望我写的东西是一条封闭的巷子，你进去之后，被它的叙事带得没有办法选择，只能跟着它的逻辑往前走，最后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一棵会呼吸的树，一棵故事树，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人物的故事没有办法跟周围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斩断联系。如果斩断联系，这个人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世界观和农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的。我能做的是尽量把他们的现实生活写得更可靠一些，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回到家乡，回到土屋里去写，这样是一种近乎强制的保证。因为你无法身处土地当中自我欺骗。”袁凌说。

家乡从未关闭通向她的道路。从深层来说，不管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动，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田土的质地仍旧可靠，也就提供了出产和安顿的可能性。“除了纸上的记录，我们更需要地上的寻找。我愿自己是寻路者中的一人。”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