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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来的芥川奖和直木奖
□林景渊
一
一家杂志社，在稍有基础以后，设立了文学奖。评奖不断，绩效逐渐提升，从而衍生诸多文学发展的良性效应，建构了一国文学、文化的稳固基础，其贡献何等伟大？
日本“文艺春秋社”于一九三五年设立了两个文学奖项：“芥川奖”和“直木奖”。刚起步时，这两个文学奖并未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重视。可是，在菊池宽的努力下，“芥川奖”和“直木奖”不仅维持了得奖作品的水平，也逐渐引起文学界及社会一般人的注目。截至二O一四年春天为止，两项文学奖得主已超过三百人。其中杰出作家、杰出作品多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这一切的具体贡献，大部分要归功于兼具文学创作、事业经营才华的菊池宽。
天才型文人菊池宽出生于一八八八年，老家是没落的武士家庭。他的学校经历颇为精彩，先后念过东京高等师范(被退学)、早稻田大学、旧制第一高中，最后在京都大学毕业。在第一高中时，他认识了芥川龙之介、直木三十五两人，这才有了日后所谓“芥川奖”、“直木奖”的诞生。
菊池宽原本以写作为志业，但是，出发却比好友芥川龙之介迟了一步。正当芥川在文坛巨擘夏目潄石的提携下成为明星时，菊池还默默无闻。一九一八年，他在《中央公论》(月刊)连续发表了《无名作家日记》、《忠直卿行状记》等作品以后，才得以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二三年，菊池宽创立了“文艺春秋社”，发行《文艺春秋》(月刊)；一九二六年，他筹组“日本文艺家协会”并担任会长。之后，又曾担任“大映电影公司”社长。也就是说，菊池宽由写作者走向文学或文化事业的经营者。如今，《文艺春秋》已发行九十年，成为日本唯一文学性较高的长命综合杂志；而“文艺春秋社”也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出版社，继续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重大贡献。
日本天才型作家芥川龙之芥是个短命文学家，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二七年，而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一样，是自杀身亡的。
虽然只短短活了三十五年，但他留下的作品：《罗生门》、《地狱变》、《侏儒语录》等不仅在当时轰动文坛，甚至一直到现在还被日本人广泛地传诵阅读着，甚至还有诸多中文译本。
直木三十五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三四年，死于结核性脑膜炎。
直木的代表作《由比根元大杀记》、《南国太平记》被誉为“大众作家代表作”，也就是与“纯文学”的作品稍加区隔。事实上，两者也很难明显地界定各自的特性。
日后，“芥川奖”、“直木奖”的设定，其基本构想，在菊池宽个人的构想中，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他共同在文坛上努力过的珍贵友谊，进而藉两项文学奖发掘人才，更强调要借用两人的文名来丰富《文艺春秋》，足见其胸襟之伟大。(参考永井龙男：《芥川、直木奖回想》)于是，一九三五年，正式公布了“芥川奖”、“直木奖”的遴选办法。这两个文学奖项，是日本民间设立的最早的文学奖，七十余年，它已发展成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
两种奖项的审查对象都是：在报纸副刊，杂志(含不对外发行的同仁杂志)发表的作品，而且作者尚未成名者。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在严格审查和讨论之后，正式诞生了划时代的芥川奖、直木奖作者———分别是石川达三、川口松太郎。
二
任何性质的奖项，其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查的公平，严格，而且持续长久，永不衰退。
“芥川奖”的第一届评审委员是：川端康成、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佐藤春夫、泷井孝作、谷崎润一郎、室生犀星、山本有三、横光利一。除了少数代表“文艺春秋社”的委员以外，都是当时文坛的铮铮之士。而“直木奖”的评审委员是：大佛次郎、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白井乔二、三上于菟吉、吉川英治。这些人也都是同一时候的代表作家。
以菊池宽个人的影响力，以及两项文学奖的评审之严格，虽然事先也都照会各媒体(报社、杂志社)，它们的冷淡反应使菊池宽大失所望。大部分报纸不是轻描淡写，便是相应不理———一个字都没报道。
渐渐地，两项文学奖引起日本全国性的注目。不仅《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竞相大幅报道，而且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加入报道行列。社会上认定了文学奖的价值，也成为文人跃上龙门的重要手段。
“直木奖”得奖者向田邦子(一九八O年得主，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台湾空难中去世)回忆得奖当天的行程：“接到告知获奖电话以后，接着便出席记者招待会，又要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顺便接受文字媒体编辑群的祝贺茶会……回家躺在床上，已经是凌晨三点。”
接下来的好几天：“电话从清晨响到夜里一点。花圈、花钵不断涌进，从客厅、走廊到玄关，满山满谷。祝贺传真、电话、开门应对，在三处不停奔跑，简直像关在铁笼里的小白老鼠一样地忙得团团转。”(参考向田邦子：(直木台风))
一般说来，获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如果写作者的客观条件良好，便立刻衍生出“鸡生蛋、蛋生鸡”的良好效应。
一九五八年“芥川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奖后，立刻由“文艺春秋社”推出短篇小说集。同一年又分别由讲谈社及新潮社出版了两本小说。从某一个不同角度来看，大江如若没有得奖，至少他的文学作品面世必定要延缓很久。(见尾崎真理子：《大江健三郎》，新潮文库)
松元清张出生于九州岛僻村，没有像样的学历，迁居东京后，一家人被迫挤在鸟笼般的住宅。一九五二年获得“芥川奖”以后，爆发性的创作力使这一位传奇性作家攻占纯文学、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的不同领域，优厚的版税终于让他有能力在东京昂贵地段建购一户占地数百坪、绿草如茵的住宅。另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司马辽太郎是一九五九年“直木奖”得主，得了奖以后，如虎添翼般地推出大量历史小说，对日本国民读书、读史风气大为提升，尤其让日本人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人物，并再次赋予其历史地位，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之巨大，简直无法评估。
也许可以这么说，假如是“芥川奖”、“直木奖”塑造了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那么这两项文学奖已足够完满地达成它们的使命。
三
以得奖者的眼光，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奖呢？
“芥川奖”(一九七三年)得主三木卓回忆起一件事，得奖后遇到老前辈作家永井志男(评审委员)，永井问起得奖的感想。三木立刻回答：“这半年起码不愁吃、穿，可以安心写作。”老前辈面露笑容，大概表示同意。(那一年奖金是三十万，目前奖金一百万)奖金对于未成名的文人多少应该会有经济上的帮助。
如同上文所提到，大江健三郎一得奖，一年内就出版了三本书，而且都是由大出版社推出。“直木奖”一九八六年得主逢坂刚就坦诚地透露，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其实已在身边沉睡九年之久；所幸世间有了“伯乐”(直木奖)，才能使这一匹“千里马”奔驰。目前作品如黄河泛滥般充斥于日本各书店的宫部美幸、石内衣良、角田光代则分别是一九九八年、二O O三年、二O O四年的“直木奖”得主。
女性作家佐藤爱子(一九六九年直木奖)、林京子(一九七五年芥川奖)再三肯定得奖的意义。佐藤爱子还表示，为了报答文学奖的鼓励，她要写到九十岁。
对“芥川奖”得主大城立裕(一九六七年)、李恢成(一九七一年)而言，又赋予特别意义。大城坦言，这是他出身地(冲绳)的大事，全体冲绳网民都共享荣耀，也共同希望他继续奋斗。李恢成乃是韩国人后裔，背着所谓“在日”的烙印，难以摆脱被日本人歧视的眼光，所以，这个奖，其实对“在日”韩国人有不同意义。
华人后裔的得奖者则有：来自台湾的邱永汉(一九五五年直木奖)、陈舜臣(一九六八年直木奖)、以及来自大陆的杨逸(二O O八年芥川奖)。三人都长期定居日本，并且以日文写作。(以上参考文艺春秋社：《芥川赏、直木赏一五O回全记录》)
各国各有其文学奖，如英国之布克奖、法国之龚古尔奖等，对发掘新人、奖励优秀作品、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等当然必定有其贡献。
日本的“芥川奖”、“直木奖”，创始于一个文人(后来成立了“日本文学振兴会”来推动)，已历将近九十年，甚至在二次大战中都持续颁奖。其严格的评审制度，终于打造了两项文学奖的权威。在时下日本文学奖项如林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一枝独秀的。
发掘了杰出写作者，进而配合良好的出版条件，使写作者的经济条件大幅改善。于是不断产生具有分量的作品留存于世。作家去世以后，如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其家人结合社会力量设立了大型纪念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据点。如此良性循环，意义之重大，实在无法评估。当然，这背后还要日本全民的良好阅读习惯来配合。
“芥川奖”、“直木奖”还意外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高学历社会中，居然有不少低学历(小学毕业)或各种学历(中学、专科等)的得奖者。这无异为出身贫苦阶层的人打开一扇走向光明的门。
得奖者自然不乏高学历者，其中还包含三位大学教授。在讲求学历招牌的日本社会中，以各大学毕业生得奖者加以统计，意外地发现，顶尖的三个大学还是排在前面：早稻田大学六十五人、东京大学二十九人、庆应大学十九人，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太大改变。
一
一家杂志社，在稍有基础以后，设立了文学奖。评奖不断，绩效逐渐提升，从而衍生诸多文学发展的良性效应，建构了一国文学、文化的稳固基础，其贡献何等伟大？
日本“文艺春秋社”于一九三五年设立了两个文学奖项：“芥川奖”和“直木奖”。刚起步时，这两个文学奖并未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重视。可是，在菊池宽的努力下，“芥川奖”和“直木奖”不仅维持了得奖作品的水平，也逐渐引起文学界及社会一般人的注目。截至二O一四年春天为止，两项文学奖得主已超过三百人。其中杰出作家、杰出作品多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这一切的具体贡献，大部分要归功于兼具文学创作、事业经营才华的菊池宽。
天才型文人菊池宽出生于一八八八年，老家是没落的武士家庭。他的学校经历颇为精彩，先后念过东京高等师范(被退学)、早稻田大学、旧制第一高中，最后在京都大学毕业。在第一高中时，他认识了芥川龙之介、直木三十五两人，这才有了日后所谓“芥川奖”、“直木奖”的诞生。
菊池宽原本以写作为志业，但是，出发却比好友芥川龙之介迟了一步。正当芥川在文坛巨擘夏目潄石的提携下成为明星时，菊池还默默无闻。一九一八年，他在《中央公论》(月刊)连续发表了《无名作家日记》、《忠直卿行状记》等作品以后，才得以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二三年，菊池宽创立了“文艺春秋社”，发行《文艺春秋》(月刊)；一九二六年，他筹组“日本文艺家协会”并担任会长。之后，又曾担任“大映电影公司”社长。也就是说，菊池宽由写作者走向文学或文化事业的经营者。如今，《文艺春秋》已发行九十年，成为日本唯一文学性较高的长命综合杂志；而“文艺春秋社”也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出版社，继续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重大贡献。
日本天才型作家芥川龙之芥是个短命文学家，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二七年，而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一样，是自杀身亡的。
虽然只短短活了三十五年，但他留下的作品：《罗生门》、《地狱变》、《侏儒语录》等不仅在当时轰动文坛，甚至一直到现在还被日本人广泛地传诵阅读着，甚至还有诸多中文译本。
直木三十五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三四年，死于结核性脑膜炎。
直木的代表作《由比根元大杀记》、《南国太平记》被誉为“大众作家代表作”，也就是与“纯文学”的作品稍加区隔。事实上，两者也很难明显地界定各自的特性。
日后，“芥川奖”、“直木奖”的设定，其基本构想，在菊池宽个人的构想中，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他共同在文坛上努力过的珍贵友谊，进而藉两项文学奖发掘人才，更强调要借用两人的文名来丰富《文艺春秋》，足见其胸襟之伟大。(参考永井龙男：《芥川、直木奖回想》)于是，一九三五年，正式公布了“芥川奖”、“直木奖”的遴选办法。这两个文学奖项，是日本民间设立的最早的文学奖，七十余年，它已发展成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
两种奖项的审查对象都是：在报纸副刊，杂志(含不对外发行的同仁杂志)发表的作品，而且作者尚未成名者。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在严格审查和讨论之后，正式诞生了划时代的芥川奖、直木奖作者———分别是石川达三、川口松太郎。
二
任何性质的奖项，其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查的公平，严格，而且持续长久，永不衰退。
“芥川奖”的第一届评审委员是：川端康成、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佐藤春夫、泷井孝作、谷崎润一郎、室生犀星、山本有三、横光利一。除了少数代表“文艺春秋社”的委员以外，都是当时文坛的铮铮之士。而“直木奖”的评审委员是：大佛次郎、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白井乔二、三上于菟吉、吉川英治。这些人也都是同一时候的代表作家。
以菊池宽个人的影响力，以及两项文学奖的评审之严格，虽然事先也都照会各媒体(报社、杂志社)，它们的冷淡反应使菊池宽大失所望。大部分报纸不是轻描淡写，便是相应不理———一个字都没报道。
渐渐地，两项文学奖引起日本全国性的注目。不仅《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竞相大幅报道，而且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加入报道行列。社会上认定了文学奖的价值，也成为文人跃上龙门的重要手段。
“直木奖”得奖者向田邦子(一九八O年得主，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台湾空难中去世)回忆得奖当天的行程：“接到告知获奖电话以后，接着便出席记者招待会，又要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顺便接受文字媒体编辑群的祝贺茶会……回家躺在床上，已经是凌晨三点。”
接下来的好几天：“电话从清晨响到夜里一点。花圈、花钵不断涌进，从客厅、走廊到玄关，满山满谷。祝贺传真、电话、开门应对，在三处不停奔跑，简直像关在铁笼里的小白老鼠一样地忙得团团转。”(参考向田邦子：(直木台风))
一般说来，获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如果写作者的客观条件良好，便立刻衍生出“鸡生蛋、蛋生鸡”的良好效应。
一九五八年“芥川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奖后，立刻由“文艺春秋社”推出短篇小说集。同一年又分别由讲谈社及新潮社出版了两本小说。从某一个不同角度来看，大江如若没有得奖，至少他的文学作品面世必定要延缓很久。(见尾崎真理子：《大江健三郎》，新潮文库)
松元清张出生于九州岛僻村，没有像样的学历，迁居东京后，一家人被迫挤在鸟笼般的住宅。一九五二年获得“芥川奖”以后，爆发性的创作力使这一位传奇性作家攻占纯文学、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的不同领域，优厚的版税终于让他有能力在东京昂贵地段建购一户占地数百坪、绿草如茵的住宅。另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司马辽太郎是一九五九年“直木奖”得主，得了奖以后，如虎添翼般地推出大量历史小说，对日本国民读书、读史风气大为提升，尤其让日本人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人物，并再次赋予其历史地位，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之巨大，简直无法评估。
也许可以这么说，假如是“芥川奖”、“直木奖”塑造了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那么这两项文学奖已足够完满地达成它们的使命。
三
以得奖者的眼光，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奖呢？
“芥川奖”(一九七三年)得主三木卓回忆起一件事，得奖后遇到老前辈作家永井志男(评审委员)，永井问起得奖的感想。三木立刻回答：“这半年起码不愁吃、穿，可以安心写作。”老前辈面露笑容，大概表示同意。(那一年奖金是三十万，目前奖金一百万)奖金对于未成名的文人多少应该会有经济上的帮助。
如同上文所提到，大江健三郎一得奖，一年内就出版了三本书，而且都是由大出版社推出。“直木奖”一九八六年得主逢坂刚就坦诚地透露，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其实已在身边沉睡九年之久；所幸世间有了“伯乐”(直木奖)，才能使这一匹“千里马”奔驰。目前作品如黄河泛滥般充斥于日本各书店的宫部美幸、石内衣良、角田光代则分别是一九九八年、二O O三年、二O O四年的“直木奖”得主。
女性作家佐藤爱子(一九六九年直木奖)、林京子(一九七五年芥川奖)再三肯定得奖的意义。佐藤爱子还表示，为了报答文学奖的鼓励，她要写到九十岁。
对“芥川奖”得主大城立裕(一九六七年)、李恢成(一九七一年)而言，又赋予特别意义。大城坦言，这是他出身地(冲绳)的大事，全体冲绳网民都共享荣耀，也共同希望他继续奋斗。李恢成乃是韩国人后裔，背着所谓“在日”的烙印，难以摆脱被日本人歧视的眼光，所以，这个奖，其实对“在日”韩国人有不同意义。
华人后裔的得奖者则有：来自台湾的邱永汉(一九五五年直木奖)、陈舜臣(一九六八年直木奖)、以及来自大陆的杨逸(二O O八年芥川奖)。三人都长期定居日本，并且以日文写作。(以上参考文艺春秋社：《芥川赏、直木赏一五O回全记录》)
各国各有其文学奖，如英国之布克奖、法国之龚古尔奖等，对发掘新人、奖励优秀作品、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等当然必定有其贡献。
日本的“芥川奖”、“直木奖”，创始于一个文人(后来成立了“日本文学振兴会”来推动)，已历将近九十年，甚至在二次大战中都持续颁奖。其严格的评审制度，终于打造了两项文学奖的权威。在时下日本文学奖项如林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一枝独秀的。
发掘了杰出写作者，进而配合良好的出版条件，使写作者的经济条件大幅改善。于是不断产生具有分量的作品留存于世。作家去世以后，如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其家人结合社会力量设立了大型纪念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据点。如此良性循环，意义之重大，实在无法评估。当然，这背后还要日本全民的良好阅读习惯来配合。
“芥川奖”、“直木奖”还意外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高学历社会中，居然有不少低学历(小学毕业)或各种学历(中学、专科等)的得奖者。这无异为出身贫苦阶层的人打开一扇走向光明的门。
得奖者自然不乏高学历者，其中还包含三位大学教授。在讲求学历招牌的日本社会中，以各大学毕业生得奖者加以统计，意外地发现，顶尖的三个大学还是排在前面：早稻田大学六十五人、东京大学二十九人、庆应大学十九人，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太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