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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绪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由此可见,上述的大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书提出关于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
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分合、演化,最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旧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最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虽是汉人王朝,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
……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现代人类”。
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一样,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所众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汉人”。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绪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由此可见,上述的大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书提出关于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
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分合、演化,最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旧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最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虽是汉人王朝,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
……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现代人类”。
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一样,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所众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汉人”。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