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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情绪性执法导致惩贪失败
Summary: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一】
乾隆皇帝一生对腐败不手软。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以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然而，乾隆晚年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情绪性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是零容忍，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乾隆情绪性执法导致惩贪失败
乾隆皇帝大阅图轴，清·郎世宁
【二】
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他聪明能干，深受乾隆欣赏。因为“见知高宗（乾隆）”，乾隆二十年（1755）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从一品。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力强。《清史稿》载：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也就是说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过目不忘。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落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曾称赞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可见对他是多么欣赏。
另一个特点，则是善于讨乾隆欢心，具体说，是精于办贡。乾隆曾说过，臣下中，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所办贡品最优。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李侍尧从乾隆十八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达一百二十多次，一年之中进贡次数最多时达九次，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私交”非同寻常。
乾隆四十五年，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因为案情很简单。他到任之后，大肆索贿。下属官员知道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纷纷送银给他，约计三万一千两。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乾隆按惯例把这个案子交给九卿会议，让他们讨论一个处理方案。大家讨论后认为：“李侍尧身为总督，不思洁己奉公，于所属内营私网利，任意贪婪。查从前鄂善、恒文、良卿等俱因贪墨败露，比照监候，从重正法。李侍尧历任封疆，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沐恩最重，乃败检丧心，婪赃至盈千累万，较鄂善等受恩更优，婪赃更甚，自应速正刑章，以彰国宪。应请旨将李侍尧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婪者戒。”
是啊，乾隆六年（1741），“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乾隆挥泪“从宽赐令”鄂善自尽。乾隆中期的云贵总督恒文为了向乾隆进贡金手炉克扣下属，也被“赐令自尽”。乾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良卿被告发勒索下属朝珠、玉瓶、马匹等物，乾隆命不必押赴京师，即在省城贵阳当众正法。鄂善仅受贿不过一千两，恒文、良卿和李侍尧同是在云贵督抚任上犯的事，但情节较之李侍尧都轻得远。这样看李侍尧一案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
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尧受贿索贿，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能臣”，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可惜，这些理由都说不出口。而且，九卿大学士已经把道理说得那么充分了。这可怎么办呢？
乾隆想来想去，脑筋急转弯，他另辟蹊径，决定以“广听众议”为由，将李侍尧一案发交封疆大吏也就是天下各省督抚，让他们们各抒己见。乾隆知道，这些地方大吏和李侍尧地位背景相同，对李更抱着一份“同情之理解”。
乾隆的这道谕旨写得婉转周折，开头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先表明了皇帝对李的欣赏。接下来，乾隆批评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下属，盈千累万的罪款，语气严厉，让人感觉到皇上并无偏袒之心。接下来让各地督抚对李侍尧一案表态：“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各抒己见，定拟具题。”
安徽巡抚闵鹗元反复推敲谕旨语气，明白了乾隆的意思。他回复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有为，实为中外所推服。查律例开载“八议”条内有“议勤”、“议能”之文，是国家慎重刑章，原有功过相权之典。今李侍尧晚节有亏，而勤劳久著，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于处决，出自皇上天恩。
看了闵鹗元的折子，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以这道折子为借口：“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也不肯为己甚之事。”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撒拉尔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戴花翎，赴甘肃总办军务。”不久，又命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重获总督一职。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又因办理甘肃贪污大案得力，乾隆“加太子太保”衔。后来他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死后备极哀荣。
李侍尧一案“高宗怜才宥罪，执法不平”，人所共见。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乾隆情绪性执法导致惩贪失败
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三】
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
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
在雍正的严刑竣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更多的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予以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贷，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乾隆之所以如此宽大，是因为他认为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因为其他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清朝的皇帝》，高阳）从乾隆十三年的这场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彬彬有礼”的面纱撕去了。这是因为乾隆发现他的“宽大之政”，让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出现了好几起触目惊心的贪污案件。于是他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拿起了父亲留下了屠刀和鞭子。乾隆十八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数年之后，又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恢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无数贪官逃过了法网。
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客观上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乾隆皇帝一生对腐败不手软。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以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然而，乾隆晚年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情绪性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是零容忍，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乾隆情绪性执法导致惩贪失败
乾隆皇帝大阅图轴，清·郎世宁
【二】
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他聪明能干，深受乾隆欣赏。因为“见知高宗（乾隆）”，乾隆二十年（1755）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从一品。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力强。《清史稿》载：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也就是说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过目不忘。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落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曾称赞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可见对他是多么欣赏。
另一个特点，则是善于讨乾隆欢心，具体说，是精于办贡。乾隆曾说过，臣下中，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所办贡品最优。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李侍尧从乾隆十八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达一百二十多次，一年之中进贡次数最多时达九次，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私交”非同寻常。
乾隆四十五年，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因为案情很简单。他到任之后，大肆索贿。下属官员知道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纷纷送银给他，约计三万一千两。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乾隆按惯例把这个案子交给九卿会议，让他们讨论一个处理方案。大家讨论后认为：“李侍尧身为总督，不思洁己奉公，于所属内营私网利，任意贪婪。查从前鄂善、恒文、良卿等俱因贪墨败露，比照监候，从重正法。李侍尧历任封疆，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沐恩最重，乃败检丧心，婪赃至盈千累万，较鄂善等受恩更优，婪赃更甚，自应速正刑章，以彰国宪。应请旨将李侍尧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婪者戒。”
是啊，乾隆六年（1741），“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乾隆挥泪“从宽赐令”鄂善自尽。乾隆中期的云贵总督恒文为了向乾隆进贡金手炉克扣下属，也被“赐令自尽”。乾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良卿被告发勒索下属朝珠、玉瓶、马匹等物，乾隆命不必押赴京师，即在省城贵阳当众正法。鄂善仅受贿不过一千两，恒文、良卿和李侍尧同是在云贵督抚任上犯的事，但情节较之李侍尧都轻得远。这样看李侍尧一案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
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尧受贿索贿，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能臣”，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可惜，这些理由都说不出口。而且，九卿大学士已经把道理说得那么充分了。这可怎么办呢？
乾隆想来想去，脑筋急转弯，他另辟蹊径，决定以“广听众议”为由，将李侍尧一案发交封疆大吏也就是天下各省督抚，让他们们各抒己见。乾隆知道，这些地方大吏和李侍尧地位背景相同，对李更抱着一份“同情之理解”。
乾隆的这道谕旨写得婉转周折，开头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先表明了皇帝对李的欣赏。接下来，乾隆批评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下属，盈千累万的罪款，语气严厉，让人感觉到皇上并无偏袒之心。接下来让各地督抚对李侍尧一案表态：“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各抒己见，定拟具题。”
安徽巡抚闵鹗元反复推敲谕旨语气，明白了乾隆的意思。他回复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有为，实为中外所推服。查律例开载“八议”条内有“议勤”、“议能”之文，是国家慎重刑章，原有功过相权之典。今李侍尧晚节有亏，而勤劳久著，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于处决，出自皇上天恩。
看了闵鹗元的折子，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以这道折子为借口：“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也不肯为己甚之事。”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撒拉尔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戴花翎，赴甘肃总办军务。”不久，又命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重获总督一职。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又因办理甘肃贪污大案得力，乾隆“加太子太保”衔。后来他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死后备极哀荣。
李侍尧一案“高宗怜才宥罪，执法不平”，人所共见。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乾隆情绪性执法导致惩贪失败
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三】
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
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
在雍正的严刑竣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更多的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予以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贷，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乾隆之所以如此宽大，是因为他认为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因为其他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清朝的皇帝》，高阳）从乾隆十三年的这场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彬彬有礼”的面纱撕去了。这是因为乾隆发现他的“宽大之政”，让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出现了好几起触目惊心的贪污案件。于是他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拿起了父亲留下了屠刀和鞭子。乾隆十八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数年之后，又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恢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无数贪官逃过了法网。
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客观上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