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图片来自网络）
在当代华语文坛中，张大春堪称是一位奇才。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写作颇似意大利的贝托·埃柯，他们都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整个文化史串联为一个整体。
张大春的小说太像论文，当你真的用读论文的心态去读时，又会觉得它太像小说。
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知识建构中，张大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所以游刃有余，他可以在李白的诗中加入两句自己的创作，也可以信手引入一段貌似荒诞的古文，等你质疑时，随时翻出原典来让你目瞪口呆。
对于张大春来说，小说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玩笑，一段看上去不够庄严的真诚，一次在书堆间游走的人生。
无论如何，在越来越多的华语作者放弃文体实验的大背景下，张大春一跺脚，就站成了一座地标。后来的人们需知：这里，张大春曾经来过。
今年，张大春的新作《大唐李白》简体版正式出版，对于这本玄而又玄、吊书袋的小说，张大春究竟会有怎样的感概，怎样的表白？
写给我愿意服侍的读者
腾讯文化：在《大唐李白》这本小说中，您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张大春：我长期在发掘材料和编织想象的两项工作里打转，单纯谈文字，我已经没有什么快感了，甚至已经是无感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是如何去发现更有观点的材料，或者在材料里面找到新观点，这才会带来一些愉悦的感觉，所以特别我希望是这些观点没有别人提出过，是我首创的。
每个小说作者大概都会事先猜测他的读者，有的读者希望听一个文从字顺、有次序的故事，有的读者能够接受或者是喜欢调度各种时空、跳接情节，把心理和外在的情景做各种情景的交织。对《大唐李白》来说，我心中理想的读者，应该是阅读速度可以放慢下来，不急着要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而且每走一步都想确认他到底来到何处。对于这样的读者，我最愿意服务，甚至是去服侍的.
这本书就是在服侍这样一种有耐心、好奇，而且随时在询问“我是谁”“我在干吗”“我想知道什么”的读者。
有时候，读者可能来不及想太多他自己和故事之间的关系。但他一定会充分想象他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对一个陌生的李白，他可能还想要知道更多一点，而这个“更多一点”不是一般的小说可以满足的，可能是历史，可能是诗歌，也可能是这个美学背后的社会意识，或者是这个社会意识从何而来的。
《大唐李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小说，也许我们应该反问：小说必须具备传统意义吗？龙应台在她的第一本书《龙应台评小说》里说，小说家不应该替他的人物跳到台前来发表议论。从那时起，我就怀疑一件事情》为什么小说作者不能够跳出他的情节之外？跳出来了，也许是另外一种小说。
对小说有很多成见的人，就会有很少的乐趣，如果能够透过复杂的写作手法，能够扩充这个小说的定义，那么我大约会更愉快一点。
我不低估我的读者
腾讯文化：可这么写，对读者来说会不会有点阅读难度？
张大春：我永远尊敬我的读者，我永远不假设我的读者不懂或者是不愿意懂。我相信他是负担得了，而且消化得了，而且还可能会获得快感。最简单一句话来解释，我不低估我的读者。
腾讯文化：这么写，对于作家来说，会不会耗费更多精力与时间？
张大春：不见得花更多的时间，首部曲的《少年游》实际写作时间是7个月，第二步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内即将完成。但是坐在书桌前面，敲着键盘，同时在进行自己对自己的脑力激荡时，确有它的难度，那就是在我必须更早地知道40万字以后，或者是60万字、80万字以后，这个作品会走到哪里。而那个点有时很精准，有时不够精准。
在从我现在的位置到我即将去的地方，这个中间会经过多少路途一点都不担心，重点是那个点设计的位置究竟能不能如预期所出现。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挑战，到现在为止我还不太敢说它是不是一定如愿，不过我很高兴，在写的过程中随时保持意兴昂扬。
周华健的儿子给我信心
腾讯文化：实验性写作不太容易把握读者的心态，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的自信？
张大春：我相信读者会有一个消化过程。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周华建。他不是文史科班出身的读者，前些日子，我刚刚跟他合作了一个音乐专辑，叫《江湖》，因为合作，他想更了解我的各方面，所以他读了《大唐李白》繁体版，读得很艰难，可他读完了之后告诉我说，他儿子Andrew也读完了，Andrew是中美混血儿，主要受英语教育，他平常不会读这样的书。Andrew不但读完了，还会纠正他的爸爸说，李白的老师不叫赵“声”，是叫赵蕤（蕊）。
从这个例子就能知道，好读者普遍存在，只是他有没有一个被被文本鼓励而形成的持续力，完成可能有一点艰难的阅读历程，这不是读轻小说三五万字，或者很轻飘飘的情节。要说我是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宁可说我宁愿对我的读者赋予更大的信心。
《大唐李白》之前并无真李白
腾讯文化：李白一生酬唱之作甚多，仅凭他的作品，能否忠实还原他的人生？
张大春：李白作品至少半数以上是酬答之作，李白现存的几个不同集子分别罗列了他大概700到1100首左右的诗，由于历经“天宝之乱”，十年左右，作品散佚十之八九，我们只能在一个资料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来印证或推断李白的人生。
我并不担心你所谓的偏差，我认为偏差两个字根本不存在，因为他的人生从来没有被真正建立过，所以只能在唐代的制度、社会现实、人情、风俗，或当时人某些共同的心态中，以及李白个人特殊的个性，在这些交织的拼图之下，去找到最可能的解释方略。
如果只是我觉得这样写李白很爽，让读者感到亢奋，可是不符合当时某些细致的历史材料所能支持的背景，那么我就不会那样做。只希望这个作品煽情，或唤起读者最大购买欲，那我认为这个作者恐怕有一点失职。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精密的计算，我要假设读者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时，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先说脚，还是先说腰，还是先说头，还是先给他一根手指头。
总之，除了我所写的《大唐李白》之外，我觉得李白没有第二个人生。
敬重一本书当四本书读的读者
腾讯文化：小说中谈到了典章制度、诗论、神仙、中医，还有修道、烹饪，如此多元，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
张大春：我不担心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能透过这些面把李白更丰富起来的话，则这本书就是不值得我去写的。很多人觉得这本书难的时候，同时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写一点更简单的，你也好赚钱，读者也好读。感觉上好像提出了另外一个人生要我去走一样。当大家都会觉得这本书可能难读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不是急急忙忙地说我15分钟以后开会，我这15分钟时间一定要把《大唐李白》读到某一个程度，这样我就算对得起我。
小说必须有一个作家跟读者之间的隐性契约存在，在我而言，那个契约第一条就是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地去读。而我碰到的一些读者，他们的反应出乎我意料的兴奋，他们会说已经在看第四遍了。不止一个人说第一遍应该怎么读，第二遍应该读哪些，第三遍应该读哪些，一点一点地去分析他自己的阅读经验。
如果把一本书当作四本书来读，我觉得这样的读者不但没有辜负我的尊敬，而且赢得我更多的尊敬。
如果我们不进入到唐人的细节，像电影或电视那样，要么是客栈，要么是荒山野地，要么是宫廷，要么是河边，大概出不了这几个场景，我们的想象力也会不断地被剥夺。
我很难去面对那些质疑，说你不能把它写得再简单一点吗？小孩看不懂啊。我就要问一下你凭什么认为小孩看不懂？而且真的下功夫一页一页看，他可能真正培养出来的对历史的想象力，还不止是想象力，而是对那些典章制度、地理资料、户口资料，哪怕是弹古琴的词谱，那些看起来像天书这些文本慢慢获得一点一滴的解读。
用小说的想象填补历史空白
腾讯文化：唐代在今天很多读者眼中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一谈到唐朝就是强大富裕，但历史可能不能用这样一两个词来概括，不知道您怎么看？
张大春：我对于过去的唐史研究没有太多对抗之意，我反而觉得我所参考的每一部学术文献，哪怕是一篇论文，对我来讲启发都很大，有一些的确会错乱我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进入到一个细节中，很可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小说就会出现。举个例子，我们唐朝的七绝、七律是可以唱的。那么，它怎么唱？如果能唱的话，难道每首歌唱出来的都是七言四句或七言八句吗？正好我在跟周华建合作一个音乐专辑，后来发现他处理我写的一阕词叫《金缕曲》，有固定词牌，句式参差这件事在古代一点都不为难，因为有一个曲谱，你照着这个曲谱把它唱出来，任何一个词填进去声调都协调的。而唐代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词谱，甚至有人认为挂名在李白之下的《菩萨蛮》可能不是他写的。我好奇的是，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28个字能不能，或者有没有可能变成118个字的词牌呢？填充一两个衬字，多几个循环重复，会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西洲曲》？
如果我这样做了，它就变成这个小说里最不被人注意到的虚构，因为是我虚构出来的，可是它吻合于演唱形式。在所有的文献资料里，都找不到《西洲曲》在唐代怎么唱，我提供你一个想象，这不正是小说的积极功能吗？
将风中飘舞的人头刻入你的记忆
腾讯文化：在《大唐李白》中，有些很惊悚的描写，对于不熟悉传统文化的读者，会不会有点难理解？
张大春：我曾经想象过，但我相信，只要是能阅读华文的人，就能懂的。不管是情感也好，或者是主旨也好，或者是思想主题也好，大概都免不了涉及到传统小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动作，动作构成了情节。所以当这个情节不断地被知识打断时，那么这个读者该怎么适应。所以我只好在涉及到这个情节时，想尽办法让它具备有更鲜活的面貌。
举一个例子，在广西和广东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有一族人在每个月的某一天，大概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人们的脖子都会出现红线，当那个红线绕满一圈时，他那个头就掉了，但是不是掉在地上，而是飞起来，到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到一两千里以外的地方，在烂泥沙的河沟旁边去吃螃蟹吃虾子，虽然挺恶心，可吃完以后，头颅会在天亮之前再回到他的脖子上，从此过着正常的生活，直到下一次脖子上再出现红线。有的时候这种人他的手臂上会出现红线，所以手就会飞走，因为手臂比较轻，所以常常被大风一吹就没有了，回不来了。当天亮回不来的时候，这个人此生就残疾了。
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而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这个故事就很好用了，因为一个头可以在夜半飞出去一两千公里以外，为什么不可以变成战斗中的唐人跟胡人之间的军事侦探呢？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小情节。我让这个头被捉住，并且被识破，被惩罚。这一连串动作都在500字之内解决，甚至更短。这么快速进行、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的情节，他看完之后，这一本书他可能就只记得这个情节。
参与这个人头猎取的人物必须极为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20万字以后他才会再出现，到那时，读者也不会忘记他。所以我在设计这些情节，或者是一般性叙事、生活叙事时，都必须去想象，它在小说布局结构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读这个书的人大概不会担心忘记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不会这样。因为那些惊人的噩梦似的情节会出现，或者惊人香艳的情节会可能会出现，或者一些让人意外的 邪恶、卑鄙，或者是温暖。
各种情绪起伏都必须带有叙事结构的功能作用，原因很简单，故事太长了，必须先为这个长的篇幅来服务。
想用小说唤起读者对古诗词的兴趣
腾讯文化：读这本小说让人感慨很深，因为它有很强的实验性，这种实验性在大陆上世纪80年代曾风起云涌，后来却越来越少，为什么台湾作家仍在坚持？
张大春：对此我只能简单地回答，我自己没有中断，我不太知道其他的作者到底中断了没有，还是正在持续中。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对当代台湾小说阅读量减少了，虽然我还是非常喜欢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些作家，像成英姝、吴明义等，他们每一部作品都会让我眼睛发亮。可我仍然要说，我也许不适合整体去谈台湾小说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因为我看得真的不够多。我甚至常常开玩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读有现代标点符号的书了，我自己泡在我的材料里面，大概我读得最简单的东西是学术论文。
腾讯文化：您选择了一条比较有趣的路线，回到故纸堆里，回知识里面，这样好像比较容易保持创作的冲动，或者是长期的创作的耐力。
张大春：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要讲在小说个别的实验之外我还有什么动机，我觉得从你的问题里让我想到这个，我可能更大一部分的动机是我自己在写古诗，而我在真实的生活里不超过10个可以不断透过写古诗相互交流、而且还充满愉悦的朋友，不超过10个。所以我也希望，如果说我这个书能够哪怕是在台湾引起一些注意，而且唤起读者们对于写古诗、写文言诗的兴趣，如果有300个人，那我就功德无量了，当然这已经是非常夸大的想象，那30个人呢，哪怕只有3个人，也许我的朋友就凑满了十根手指头了。
提出可能，就是小小的功德
腾讯文化：您一边写古代诗歌，一边在写带有实验味道的小说，这两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张大春：是，古今连接已经好像是异国的连接了，更何况我在写这个小说时，某些技法还真是非常后现代的技法，是从西方移植来的技法。
其实，一码归一码，我反而觉得不一定在某种大熔炉里，相反，在一种更杂交的连接下，可能会碰撞出某种吸引人的东西，特别是我面对到的台湾教育环境，或者是文化教养的环境，让我产生的忧心，也可能是因为我特别熟悉或者特别关心，因而更觉得悲观。
所以在给内地读者所写的简体版序里面，我特别强调一个概念，而且我用了一个很长的标题表现它，我说“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很绝望，能不能只单纯地用治疗他人的寂寞这一件事情，也许可能只是自己的寂寞，他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他所想要获致的功果，就是让那些从来没有品尝过，体会过，不管是古典也好，或者是严肃作品里面的某些命题也好，光提出这一些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功德吧。
郭沫若某些观点有时也会打动我
腾讯文化：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一般的李白，或者是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塑造出来的、地主阶级代表的李白，您在写这个李白时，是否受到这些传统解读的影响？
张大春：大陆对于李白比较固定或传统的诠释，其实也不是那么单一化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大体而言是针对好几个他之前的李白研究做的反驳，比如说他反驳陈寅恪，他认为李白根本不是胡人，或者他认为李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想要求取功名的人，而杜甫也不例外，他把李白杜甫绑在一条船上。
这些观点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我也觉得郭沫若的某些观点，看起来好像很平易或者是很粗浅，可他也是有观点的，这些观点还真的有时会打动我，我也不认为郭沫若纯粹的从唯物史观或者是经济学定论单一的观点去描述李白，只不过他对杜甫的强调可能稍微严厉了一点。回头来看，台湾也不见得没有对李白的误解，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氛围。
比如说李白让高力士脱靴，不论在戏曲里面，还是在近代小说里面，或者是前人的笔记里面，多多少少都在渲染，说高力士与杨玉环两个人串通起来，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当唐玄宗想任用李白时，这两个人的造谣使得李白再也没有机会亲近唐玄宗。可是如果我们看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力士脱靴，当李白离开宫殿时，望着李白背影，唐玄宗对高力士说了一句话：说此人固穷相。意思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
唐玄宗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对李白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已经不是刚见面的时候的态度，他已经多了解了李白一点。这一点难道不能够构成我们解释唐玄宗跟李白之间分分合合的关键。帝王阅人多的经验，去看待李白这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商人之子，一个贱民的身份，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推断，而且值得发展它的情节。
我透过这样多方比对的方法，看到的也许不是海峡两岸对李白有什么不同或共同的误会，而是在李白身上，我们过去俗文化曾做了哪些事，而我们今天可以做哪些不一样的事。
全球化正在剥夺我们的传统
腾讯文化：您刚才谈到台湾教育问题，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大陆可能会认为台湾对传统文化保护是比较完整的，是大陆教育的模板，难道台湾教育也存在着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
张大春：台湾有一个很麻烦的状况，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台湾面临强大的本土化压力，在急于印证自己身份时，台湾有很多人对于大陆的文化和历史有一种断然拒绝的情况。当然，随着两岸慢慢的交流、接触，还有一些经济和文化上面的互动以及依赖后，这个情况看起来改善了。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个别的冲突或者是不适应，还在骚扰着两岸继续流通的关系。
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知识、中国文化或者是传统历史这种教养的东西，在台湾逐渐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因素，在慢慢稀薄的情况之下，台湾还有一个问题是更严峻的，就是它的世界化或者是全球化。全球化，无论是在工具面，还是在信息面，甚至我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使得台湾更没有抵抗力地远离了传统的教养。
因为传统的教养没有办法保障台湾的年轻人能够脱离他半辈子要赤贫的生存压力，所以他更觉得他要利用他有限的青春，从事更积极而“有用”的知识追求，所以他的好奇心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变得扁平，而这里面最多被牺牲的就是关于古典知识的内容。
把鞋卖给光脚的人
腾讯文化：这种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可能是各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难题，也许未来十年二十年对大陆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时期，不知道台湾能够给大陆提供什么样的经验，说句实话，很多年轻读者对严肃小说不感兴趣，究竟怎么办？
张大春：确实可能看到相似甚至相同的发展现象，可是我的忧心跟你完全相反，因为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怎么可能看得懂《大唐李白》，我是倒过来讲的，有了一本《大唐李白》，万一他看了，抓到了其中某一些东西，也许会产生我们想象不到的教养刺激。这就好像那个老故事，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五百遍以上了，就是有人到非洲去卖鞋子，人家说非洲人不穿鞋子，你不可能有市场。他说太好了，非洲人不穿鞋子，为什么不把鞋子送到非洲去？
这个比喻回头来看在台湾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总是“于无可救药之处，疗人寂寞，是菩萨行”。至于它是卖几万本或者是几百本，坦白说我让出版社担心去，我自己只担心的是我的四册书能不能让我的读者充满愉悦，而且觉得没有枉费他买书的钞票。第二部已经几乎写完了， 3月份台湾会出版,大陆会晚大概两三个月。
来源：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