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
毛泽东就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合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二度出任都督的谭延闿主政下，湖南再度展开看来平和的自治，只是这次的自治为时不久。一九一七年，袁世凯生前的权力基础北洋军已掌控华北，而在华南广州，则有另一群人另立“中央”，与北洋军打对台。湖南对任何一个都无须效忠，但地理位置正处于两者之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上旬，北洋军向南扩张势力，派张敬尧将军领兵入侵湖南。南部诸省与北洋军内战爆发，以湖南为主要战场。湖南省受创严重，北洋军曾在长沙东边的醴陵县屠杀二万多名湖南人。该月底双方停火，杀戮终于停止，但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牢牢掌控该省。地方自治的理想再遭打击，湖南受到由北方中央政府派来的另一个外人的严酷统治。
面对张敬尧的压迫，湖南省几位改革派大将最终死了心，离开湖南。刘人熙于一九一八年春迁居上海，躲避湖南战祸，把船山学社交给副手掌理，但刘人熙一离开，张敬尧随即没收船山学社，将其辟为他的部队的临时兵营。杨昌济不久后也离湘，放弃他先前欲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造湖南社会的计划，举家迁往北京赴任北京大学教职。
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其欲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湖南第一师范为中学，却是湖南最高学府）。此文读来像是一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书。杨昌济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又云：“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卜之也矣。”但一九一八年夏离湘时，杨昌济把创办大学之“盛举”完全交给他学生一辈负责。两人自此未再回湘，刘人熙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辞世，杨昌济于一九二○年死于北京。
毛泽东追随恩师脚步于一九一八年秋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家住了数月，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也开始追求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一九一九年四月回长沙，在一小学觅得教职，开始热心于公共事务，着手填补杨昌济、刘人熙离去后留下的空缺。
毛泽东的地方行动主义之起始，恰好也是他与名叫彭璜的学生合作的开始。彭璜也是湘潭人，比毛泽东年轻三岁。毛泽东作为杨昌济弟子，已稳稳走在通往学者的道路上，而且是富有魅力的湖南第一师范学生领袖。彭璜则是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生，打算走经商之路。一九一九年五月，彭璜在长沙学生圈的影响力似乎较广，因为他和毛泽东最初开始合作时，彭璜已发起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会长。他引介毛泽东加入该会，并担任该会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而该报于七月开始刊行。约略同时，毛泽东也引介彭璜加入新民学会。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如一八九○年代的谭嗣同与唐才常，接下来的两年期间，凡是其中一人所参与的组织，大部分也挂有另一人的名字。
促成他们奋起而行的因素，乃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于一九一九年春爆发于北京，肇因于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辱国要求。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有政治、文化两个层面，而在文化层面，它鼓吹将上海、北京、日本的几位激进学者通过创办杂志所发展出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个人主义、科学、民主诸思想——散播到全中国。新文化宣传家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于一九一五年创刊，而自创刊起，杨昌济就是该刊订户。他把此刊物交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读，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刊行全国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文中称嘉纳治五郎是东方“著称之体育家”。
一九一九年春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回到长沙，立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公众心目中烙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形象，自此与北京、上海的学者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非谭嗣同或曾国藩之类人物。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新文化沿着湘江“奔腾澎湃”涌入湖南，这个意象颇有意思，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像是科学、民主、理性，就湖南来说，并不是破天荒的新玩意儿。上海、北京的这些“新”知识目标，在湖南这个内陆省份，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之后起，大部分已提倡了数十年。
事实上，五四运动所提出的重要知识计划里，只有一项在一九一九年之前未曾在长沙以类似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抨击儒家学说，将其斥为奴役中国人民、使其无法在世界上与他国竞争的保守哲学。但这一抨击在湖南未成为气候，至少在此时是如此。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长沙一地对儒家的批评很有限，就毛泽东和其同志来说，他们不会因此批评而不读古籍（事实上，他们于一九二一年所创立的“自修大学”，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对马克思或康德著作的重视）。五四运动对儒家的抨击，只有一点真的在湖南构成声势，而且堪称是五四运动的所有分析里最受瞩目的一点，即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儒家三纲的抨击。但那在湖南也不是头一遭的新鲜事；诚如杨昌济一九一三年于其《论语类钞》中所说的，解构儒家三纲乃是王夫之个人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分。
毛泽东既是湖南本地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一种世界性“新文化”的供应者，两个角色间的拉扯，导致他在对待湖南省历史时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很容易就认同湖南学生的行动主义传统，照他的分析，这一传统始于一八九○年代。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湘江评论》第四期，他概述了湖南学生运动，把时务学堂视为湖南学生意识的根源。以那为起点，毛泽东详述了湖南学生在唐才常自立军中的殉难、明德学堂延续时务学堂的行动主义使命、华兴会起事的失败，更进一步生动描述了一九○六年陈天华、姚宏业下葬岳麓山之事。
他写道，这一阶段湖南学生运动的高潮，乃是辛亥革命前不久的一九一○年省运动大会。湖南学生在该运动会中唱了学生运动歌：
大哉湖南，
衡岳齐天，
洞庭云梦广。
……
湘军英武安天下，
我辈是豪强。
……
军国精神，
湖湘子弟，
文明新气象。
不管一九一○年时湖南青年是否真唱了这首歌（那时毛泽东还不在长沙，因此这应是从他人口中听来），其军国主义精神与杨度的《湖南少年歌》相呼应。毛泽东于一九一九年提到此歌，显然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过去湘军和现今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梦广”“梦广”不词。“洞庭云梦广”，作者将其译为“The clouds of lake Dongting have broad dreams”，译回中文则是洞庭之云，梦想广大。此系误译。此句原义，谓长江以北的云梦泽与以南的洞庭湖，水面广阔。洞庭与云梦是地理名词，广是形容词，云梦之梦非梦想之梦，不能与广字合为一词。——校者注上的历史关联。《湘江评论》预告其将在下一期把晚清行动主义与他这一代湖南学生桥接起来，但张敬尧没收、销毁了该期杂志。
直率的行动主义是一回事，知识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拥抱前几代激进学生，却不屑于他们的知识计划。在以健学会这个新学会的创立为题的文章里，他回顾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南学会、《湘报》与时务学堂时，严正表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最后他断言先前这场维新运动未产生持久的效用，写道：“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最后，他表示这个新学会将做先前诸学会所做不到的事，即启迪此省之人心。他写到健学会，说：“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希望他自己这一代人的活动成为“张本”，就是要把他的前辈们全打入冷宫。
毛泽东以两手策略对待他的湖南前辈，基本上乃是欲将传统民族主义领域里的力量揽为己用，同时又在知识领域取得独创性。因为借由谴责先前的知识改革计划，可使他和他的同志回到原点，将矛头同样对准邓显鹤和邹汉勋一八三○年代时就展开抨击的湖南落后“草莽”文化。诚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写：“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这段话其实就和郭嵩焘一八七九年从英国返乡时对湖南人落后的谴责，或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创立算学会时对湖南人狭隘傲慢的哀叹如出一辙。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口吻和他的改革派前辈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近代，一个又一个自觉“开明”的湖南人，深信必须通过教育让浑浑噩噩的本省乡民认识现代世界潮流，而毛泽东只是这类湖南人的最新代表。
湖南人其实没什么必要去“响应”五四运动，而毛泽东如此描述他的作为，或许是出于社会考虑，而非知识考虑。湖南仍未被承认为中国知识界龙头。因此，毛泽东爽快地支持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或许是源于单纯的个人因素，即源于他的乡下人出身和浓重的韶山口音所带来的尴尬。那尴尬使他很想得到首都当红知识分子的接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或许也说明了他个人野心之大。他想唤醒湖南，因此，他不愿承认自己景仰和延续那些湖南前辈的志业，这乃是为了将自己包装为开创者而非仿效者的手段。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他追随前辈的脚步，但把他走过的足迹掩饰得非常好，让后来的史学家都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的早期活动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完全是出于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即以北京为中心，而非出于他居住、工作所在的这个“落后”内陆地区。但大家不要忘记，那些把湖南说成落后草莽的说法，不是对外部世界或真实世界的观察心得，而只是一个修辞手法，湖南数代改革者所用的一个比喻，而毛泽东沿用这一比喻正表明他对湖南本地传统的执着。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图书简介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但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本书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而以湖南为中心，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作者裴士锋以17世纪的湖南隐士王夫之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传统窠臼的思想如何影响后来的湖南复兴运动，并以一手资料为基础，梳理出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上下80年、纵横三代的湖南学者暨行动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脉络。从平定太平天国立功的曾国藩使湖南人地位上升开始，一波波的改革运动到1920年代湖南独立运动时达到最高潮。作者力图证明，湖南种种改革均走在全国之前。
来源：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