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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艺术的几个问题
为不写诗辩解
黄灿然先生曾建言天下诗人大可不必急于到处推销、到处发表，也不必背上诗稿东奔西跑抛头露面，如果真是对自己才华有信心的，可以在三十到四十年时间里不发表，五十岁上下再拿出来，通过朋友圈的相互推荐成名。黄先生说的当是别一种境界，便是黄先生本人也未必做到。但我想，无论什么样的诗人处在一个怎样的年代，在写作经历中留下一些空白，还是能做到的。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敢于随心所欲地进出诗歌而又完全不担心被诗歌抛甩出去的诗人和一个一生都在诗歌里泡着不敢走出边界半步的诗人，究竟哪一个更值得人尊敬？
其实，在诗歌创作里勤奋是重要的但远不是决定性的，敢不敢在诗歌创作的经历中留白，差不多可以成为检验诗人真伪大小的一个指标。杜甫是很勤奋的，留下的代表作也多，李白看起来就不是很勤奋，一生中很多时间都用于交际和游历，及时行乐，但他们都是万古不朽的大诗人。盛唐诗人王之涣流传下来的只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几首，却都是千古绝唱。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张若虚也许毫不起眼，然而真正喜爱诗歌的人大都知道张若虚及其名篇《春江花月夜》。据说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张若虚却籍由《春江花月夜》孤篇名世，冠绝全唐，全然一派真名士真风流。反之若论写诗的勤奋，康熙和乾隆无疑是最勤奋的，据说康熙诗歌现存就有1100多首，乾隆皇帝更是凡事必写诗，一生竟然写出四万多首，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什么好诗人、大诗人。
显而易见，若要勤奋这种人所共知的美好德行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必得以才华作为前提。既如此，与其天天泡在诗歌里，不如在写作感到疲倦和兴味索然时有意识地离开诗歌一段时日，或许更有好处。这便如宗教里的“闭关修行”——“闭关”通常有两种目的：一为集中精力阅读大藏经，二为顺利专修某一法门。据相关资料，闭关的期限各不相同，或数月或数年，闭关者住的房子称“关房”，一般都选在僻静处，关房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条件，闭关期间以不出关房为原则。据说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往往也需要闭关，古今不少武林前辈如张三丰等都曾闭关修练，一出关便悟出了太极剑、太极拳，传闻达摩祖师也曾面壁九年得悟大道。闭关可以修炼内功，从而大幅提高人的内/外功攻击力，往往是高手对决得以得胜的关键。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修行，有时离开一段时间完全不写反而更好。据行家研究，在当代诗歌里成名其实并不要求很多，大体有200行左右的高质量原创诗歌奠基就足够了，虽然这200行左右的作品通常要求很多无形的东西（包括诗歌以外的一些偶然因素）来支撑。一个优秀的诗人完全不必硬在诗歌里泡着的，尤其在当今权力和资本称雄的时代里，更是不能把诗歌写作作为职业来做，要是把身家性命全都投放在诗歌这个无底洞里，那无疑是太昂贵了，已属诗人不能承受之重。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大都有诗歌以外的职业，诗歌写作只是他们的特殊爱好，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职业以外的副业，于诗歌写作往往若即若离，断断续续，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时一个阶段的积累足以出一部厚厚的诗集，也极可能几年之间离开诗歌完全不写；完全不写不是不再喜欢诗歌，也不是从此小看诗歌，而是在一旁看着，随时准备再回到诗歌，因为过了一段在诗歌的某个位置忽然又看到了他熟悉的身影。这符合我对诗歌的经验——在当代诗歌里，通常只有那些拥有非凡底气的诗人方可以想写就写，想不写就不写，完全进退自如，而一些较小的和不重要的诗人则成天泡在诗歌里，不敢越出诗歌的边界半步，他必须不断地发声，不断地在各种诗人会议上抛头露脸，才能够“显得”他是一个诗人，一旦停止写诗就不再是诗人、也不再被认为是诗人了，这个让他们感到恐惧。
在诗歌创作的经历中留白，差不多可以被看作一次诗歌的“闭关”修行。在这样的段落里，完全不知道这个曾经非常活跃和熟悉的诗人干什么去了，他只是悄然淡去，没有任何留言和交代。看起来这个诗人很懒，很散淡，对诗歌看得很淡，其实他从里到外仍然是诗歌的，只不过没有形之于作品罢了。这样做至少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籍此检验，你究竟是一个真诗人还是一个假诗人，是一位不可取代的大诗人，还是一个无足轻重、转瞬即逝而又多如牛毛的小诗人。如果一段时间不写作就不是诗人了，那你就真的不是诗人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你看起来还是诗人，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是真诗人无疑；如果离开诗歌很久而诗名反而越大，那更要恭喜你了，因为这样的诗人最不可小视——他不仅没有离开，而且行情看涨。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敢于随心所欲地进出诗歌而又完全不担心被诗歌抛甩出去的诗人和一个一生都在诗歌里泡着不敢走出边界半步的诗人，究竟哪一个更值得人尊敬？
其实，在诗歌创作里勤奋是重要的但远不是决定性的，敢不敢在诗歌创作的经历中留白，差不多可以成为检验诗人真伪大小的一个指标。杜甫是很勤奋的，留下的代表作也多，李白看起来就不是很勤奋，一生中很多时间都用于交际和游历，及时行乐，但他们都是万古不朽的大诗人。盛唐诗人王之涣流传下来的只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几首，却都是千古绝唱。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张若虚也许毫不起眼，然而真正喜爱诗歌的人大都知道张若虚及其名篇《春江花月夜》。据说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张若虚却籍由《春江花月夜》孤篇名世，冠绝全唐，全然一派真名士真风流。反之若论写诗的勤奋，康熙和乾隆无疑是最勤奋的，据说康熙诗歌现存就有1100多首，乾隆皇帝更是凡事必写诗，一生竟然写出四万多首，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什么好诗人、大诗人。
显而易见，若要勤奋这种人所共知的美好德行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必得以才华作为前提。既如此，与其天天泡在诗歌里，不如在写作感到疲倦和兴味索然时有意识地离开诗歌一段时日，或许更有好处。这便如宗教里的“闭关修行”——“闭关”通常有两种目的：一为集中精力阅读大藏经，二为顺利专修某一法门。据相关资料，闭关的期限各不相同，或数月或数年，闭关者住的房子称“关房”，一般都选在僻静处，关房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条件，闭关期间以不出关房为原则。据说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往往也需要闭关，古今不少武林前辈如张三丰等都曾闭关修练，一出关便悟出了太极剑、太极拳，传闻达摩祖师也曾面壁九年得悟大道。闭关可以修炼内功，从而大幅提高人的内/外功攻击力，往往是高手对决得以得胜的关键。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修行，有时离开一段时间完全不写反而更好。据行家研究，在当代诗歌里成名其实并不要求很多，大体有200行左右的高质量原创诗歌奠基就足够了，虽然这200行左右的作品通常要求很多无形的东西（包括诗歌以外的一些偶然因素）来支撑。一个优秀的诗人完全不必硬在诗歌里泡着的，尤其在当今权力和资本称雄的时代里，更是不能把诗歌写作作为职业来做，要是把身家性命全都投放在诗歌这个无底洞里，那无疑是太昂贵了，已属诗人不能承受之重。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大都有诗歌以外的职业，诗歌写作只是他们的特殊爱好，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职业以外的副业，于诗歌写作往往若即若离，断断续续，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时一个阶段的积累足以出一部厚厚的诗集，也极可能几年之间离开诗歌完全不写；完全不写不是不再喜欢诗歌，也不是从此小看诗歌，而是在一旁看着，随时准备再回到诗歌，因为过了一段在诗歌的某个位置忽然又看到了他熟悉的身影。这符合我对诗歌的经验——在当代诗歌里，通常只有那些拥有非凡底气的诗人方可以想写就写，想不写就不写，完全进退自如，而一些较小的和不重要的诗人则成天泡在诗歌里，不敢越出诗歌的边界半步，他必须不断地发声，不断地在各种诗人会议上抛头露脸，才能够“显得”他是一个诗人，一旦停止写诗就不再是诗人、也不再被认为是诗人了，这个让他们感到恐惧。
在诗歌创作的经历中留白，差不多可以被看作一次诗歌的“闭关”修行。在这样的段落里，完全不知道这个曾经非常活跃和熟悉的诗人干什么去了，他只是悄然淡去，没有任何留言和交代。看起来这个诗人很懒，很散淡，对诗歌看得很淡，其实他从里到外仍然是诗歌的，只不过没有形之于作品罢了。这样做至少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籍此检验，你究竟是一个真诗人还是一个假诗人，是一位不可取代的大诗人，还是一个无足轻重、转瞬即逝而又多如牛毛的小诗人。如果一段时间不写作就不是诗人了，那你就真的不是诗人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你看起来还是诗人，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是真诗人无疑；如果离开诗歌很久而诗名反而越大，那更要恭喜你了，因为这样的诗人最不可小视——他不仅没有离开，而且行情看涨。
为诗之“难”
诗歌写作难不难？难。至少和散文小说比起来，诗歌更难一些，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是：写诗歌的转而写小说，通常一步到位，冷不防就写出一部让小说家目瞪口呆的伟大小说；而小说家一旦转写诗歌，不是完全搞不成，就是一塌糊涂，一地鸡毛。散文更不用说了——没有哪个真诗人不是优秀的散文家，而换了散文家写诗，则完全外行，不要有任何指望。
如此说来，写诗还真是个技术活，并非任谁想写就能写，也不是凡写就一定能写得好。
那么，和经商赚钱相比，哪个更难一些呢？换句话，是写诗难还是赚钱难？有人说，肯定是赚钱更难，要不写诗的为什么自古以来个个穷困潦倒，纵然如李杜那样的大家，也难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诗句）的可悲下场呢？这话看怎么说。若要赚大钱，肯定得靠命。有的人生来就是吸金收银子的，有的人生来就是穷苦的命，一些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一下子就成了大富翁，而另一些人一生辗转折腾，再怎么弄也发不了财——这个太过高深，须上升到宿命的高度，常常有超越于人生经验的深层原因，在此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小钱——小钱是不是也很难赚，难过写诗？我认为，一个人通过劳动致富，最终一步一步摆脱贫困，过上白领的日子，概率还是蛮大的。反过来再看诗歌，从人口的比率来看，有钱的人成群结队几如过江之鲫，而优秀的诗人却如凤毛麟角（虽然写诗的人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做成优秀乃至伟大诗人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
由此说来，在中国诗歌里成就诗歌的荣耀，比努力做一个有钱的富人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当代条件下操作诗歌这样一个高难的活计，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首先你得有才华，而才华更多得自天赋，与知识和后天的修习无关，是学不来的。从这个角度，建议没有才华的人最好从一开始就远离诗歌，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忠告；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假定你是有才华的，是不是就意味着诗歌写作一定成功？只怕未必。
依我看，为诗之“难”恰恰就难在这里。换句话，为诗之难并非难在技术，也非难在语言，难在形式上难以出新出奇——各种各样形式上的试验似乎都已经被人试过了，最终都已被证明基本无效；也并非难在诗歌无法与市场接轨，诗歌写作者不能养活自己，由此导致诗歌写作的难以为继。凡此种种都不是为诗之难的关键，构成为诗之难的关键在于才华里面的一些硬指标，即那些处于才华核心位置的最重要构件，一些诗人终其一生未必能够具足，这些最重要构件其实也就是人们常常念叨的所谓“诗外功夫”，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举例来说，李白一向我行我素，“天子呼来不上船”，完全不屑于“摧眉折腰事权贵”，你能不能做到？县级官员陶渊明曾经拒绝“为五斗米折腰”而作《归去来辞》，你能不能做到？在秦朝末年的朝堂上，一边是指鹿为马但却配送荣华富贵，一边是指鹿为鹿却要以肉体的被消灭作为交换，你选择哪一个？在不可一世的权力面前，你是选择下跪，还是挺直腰杆选择站立？凡此种种，这些艰难的选择都构成了“诗外功夫”的难度。一些诗人并不缺少诗歌的才情，可是仅仅因为他们的才华里缺少骨头的支撑，他们的才华永远也站立不起来，最终只能像东去的流水一样浪费掉了，在当代诗歌里这样的智力浪费实在惊人，只不过人人都在其中耗着，通常看不出或不愿意承认是惊人的智力浪费而已。什么是智力的浪费？说透了就是白写，绞尽脑汁写了一大堆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于时代无益，与人无益，而无益便是有害，最终害人害己。一些诗人在诗歌里刻意回避当代那些最锥心、最疼痛的事物，对时代之恶视而不见，或者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幻想既能当成诗人，又不刺激时代的恶，通过严格自律的小心翼翼的诗歌写作与时代之恶达成和解，如果不好赤裸裸地卖身投靠的话，至少能够与时代之恶和平共处，长期并存。诗歌如果是一种建筑，他们希望能在离开时代之恶尽量远一点的地方选址，千万不要让时代之恶看到，更不要招惹时代之恶的震怒。他们希望自己的诗歌是招人喜欢的，媚态十足的，差不多可以像吧儿狗一样供时代之恶反复把玩的，如果能够得到时代之恶的垂青，以至登堂入室成为当红诗人那就更好。可以说，一个诗人只要他存有这样的私心，他的所谓才华肯定完了，他永远也别想再站立起来了；指望这样的诗人写出有益于时代的永恒诗歌，无异于缘木求鱼。也正因此，在这个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自由民主空气的时代里，既要写诗又要安全，怎么办？那就只能指望在形式上出新了。三十年来，诗歌是复苏了，回归到自身了，可是也在这里堕落了，最终居然堕落到了性、肉和垃圾。不少诗人——包括当代一些最优秀的诗人，竞相把写诗这种伟大的创造性工作变成了炫技的智力游戏，老实说这一点让我非常恶心，也为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群体、有时还不得不与这样一些所谓的诗人竞争、甚至“肉搏”而深深地蒙羞。还有一些看似“中性”的诗人，他们不停地写作，写得越来越怪异、越晦涩、越干瘪，也不乏人起劲地叫好，一些批评家还为他们写出老长的评论文章进行推荐解读，在我看来这类诗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你看不到他的倾向，他的爱与憎，甚至怀疑这些诗人，究竟有没有是与非、爱和憎。诗人的工作如果是通过诗歌的写作活动还原时代、进而影响时代，在这里你肯定要失望，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准备面对时代发言，而这种对时代苦难的漠视、甚至欣赏，还是借助了高贵的诗歌名义。在他们那里，苦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可以杀人放火，操作一切的恶，只要不影响到他的心爱的诗歌写作活动就行。如果诗人必得通过诗歌的写作来塑造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形象，则这些诗人是失败的，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面目变得清晰。读这些诗人的诗歌，你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欲何为，他指给你看的只是零乱不堪、毫无价值的一地鸡毛。至于诗人之间党同伐异浪费就更惊人了。自有了互联网以来的十多年，当代诗人用于在网上互相攻讦的精力委实惊人，一些诗人对圈子以外的同行也真是够狠，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不是害怕多了一个写诗的同行，而是害怕新冒出来的同行会切掉诗歌蛋糕里面的一块，以至于影响到自己占有诗歌荣誉的份额。
由此可知，为诗之难并不是难在技术的壁垒多么难以逾越而是难在诗人骨头之硬，这才是那个最难最难、比诗歌的技术壁垒要难一万倍的东西，而语言、形式、经验等在诗歌里从来就不是问题。诗歌必得准备为时代言说，进而成为本时代的良心。诗歌的荣誉在于，永远与时代的正面力量站立在一起，并且与它们同呼吸、共进退；由于它的存在，时代的进步力量不是孤单的，因为他们有伟大的诗歌作伴，风雨同行。诗人可以沉默，却决不可以说谎；可以表现得幼稚和粗糙，甚至允许失败，却决不可以颠倒黑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为了渺小的名和利朝弱者落井下石。退一万步，如果环境真的恶劣到根本没办法写诗了，则宁可放弃写作，也决不可以像浮士德博士那样，心甘情愿地将灵魂抵押（贱卖）给魔鬼，从此任由魔鬼支配。我们不需要目光漂浮、胡言乱语、在最需要言说的时刻却顾左右而言他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已经太多；我们需要直面时代苦难的诗人，需要佛佗一样以天地般的襟怀去悲天悯人的诗人，需要像海上的灯塔一样，以光明磊落的存在迎送日月和风暴，成为一个时代真善美标志性符号的诗人；我们不需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的诗人，却迫切地需要无论写不写诗生命里都磅礴着智慧、良知和伟大人格力量的诗人。
这样的诗人肯定是稀缺和昂贵的，但正因为难能，所以可贵。
如此说来，写诗还真是个技术活，并非任谁想写就能写，也不是凡写就一定能写得好。
那么，和经商赚钱相比，哪个更难一些呢？换句话，是写诗难还是赚钱难？有人说，肯定是赚钱更难，要不写诗的为什么自古以来个个穷困潦倒，纵然如李杜那样的大家，也难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诗句）的可悲下场呢？这话看怎么说。若要赚大钱，肯定得靠命。有的人生来就是吸金收银子的，有的人生来就是穷苦的命，一些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一下子就成了大富翁，而另一些人一生辗转折腾，再怎么弄也发不了财——这个太过高深，须上升到宿命的高度，常常有超越于人生经验的深层原因，在此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小钱——小钱是不是也很难赚，难过写诗？我认为，一个人通过劳动致富，最终一步一步摆脱贫困，过上白领的日子，概率还是蛮大的。反过来再看诗歌，从人口的比率来看，有钱的人成群结队几如过江之鲫，而优秀的诗人却如凤毛麟角（虽然写诗的人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做成优秀乃至伟大诗人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
由此说来，在中国诗歌里成就诗歌的荣耀，比努力做一个有钱的富人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当代条件下操作诗歌这样一个高难的活计，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首先你得有才华，而才华更多得自天赋，与知识和后天的修习无关，是学不来的。从这个角度，建议没有才华的人最好从一开始就远离诗歌，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忠告；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假定你是有才华的，是不是就意味着诗歌写作一定成功？只怕未必。
依我看，为诗之“难”恰恰就难在这里。换句话，为诗之难并非难在技术，也非难在语言，难在形式上难以出新出奇——各种各样形式上的试验似乎都已经被人试过了，最终都已被证明基本无效；也并非难在诗歌无法与市场接轨，诗歌写作者不能养活自己，由此导致诗歌写作的难以为继。凡此种种都不是为诗之难的关键，构成为诗之难的关键在于才华里面的一些硬指标，即那些处于才华核心位置的最重要构件，一些诗人终其一生未必能够具足，这些最重要构件其实也就是人们常常念叨的所谓“诗外功夫”，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举例来说，李白一向我行我素，“天子呼来不上船”，完全不屑于“摧眉折腰事权贵”，你能不能做到？县级官员陶渊明曾经拒绝“为五斗米折腰”而作《归去来辞》，你能不能做到？在秦朝末年的朝堂上，一边是指鹿为马但却配送荣华富贵，一边是指鹿为鹿却要以肉体的被消灭作为交换，你选择哪一个？在不可一世的权力面前，你是选择下跪，还是挺直腰杆选择站立？凡此种种，这些艰难的选择都构成了“诗外功夫”的难度。一些诗人并不缺少诗歌的才情，可是仅仅因为他们的才华里缺少骨头的支撑，他们的才华永远也站立不起来，最终只能像东去的流水一样浪费掉了，在当代诗歌里这样的智力浪费实在惊人，只不过人人都在其中耗着，通常看不出或不愿意承认是惊人的智力浪费而已。什么是智力的浪费？说透了就是白写，绞尽脑汁写了一大堆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于时代无益，与人无益，而无益便是有害，最终害人害己。一些诗人在诗歌里刻意回避当代那些最锥心、最疼痛的事物，对时代之恶视而不见，或者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幻想既能当成诗人，又不刺激时代的恶，通过严格自律的小心翼翼的诗歌写作与时代之恶达成和解，如果不好赤裸裸地卖身投靠的话，至少能够与时代之恶和平共处，长期并存。诗歌如果是一种建筑，他们希望能在离开时代之恶尽量远一点的地方选址，千万不要让时代之恶看到，更不要招惹时代之恶的震怒。他们希望自己的诗歌是招人喜欢的，媚态十足的，差不多可以像吧儿狗一样供时代之恶反复把玩的，如果能够得到时代之恶的垂青，以至登堂入室成为当红诗人那就更好。可以说，一个诗人只要他存有这样的私心，他的所谓才华肯定完了，他永远也别想再站立起来了；指望这样的诗人写出有益于时代的永恒诗歌，无异于缘木求鱼。也正因此，在这个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自由民主空气的时代里，既要写诗又要安全，怎么办？那就只能指望在形式上出新了。三十年来，诗歌是复苏了，回归到自身了，可是也在这里堕落了，最终居然堕落到了性、肉和垃圾。不少诗人——包括当代一些最优秀的诗人，竞相把写诗这种伟大的创造性工作变成了炫技的智力游戏，老实说这一点让我非常恶心，也为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群体、有时还不得不与这样一些所谓的诗人竞争、甚至“肉搏”而深深地蒙羞。还有一些看似“中性”的诗人，他们不停地写作，写得越来越怪异、越晦涩、越干瘪，也不乏人起劲地叫好，一些批评家还为他们写出老长的评论文章进行推荐解读，在我看来这类诗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你看不到他的倾向，他的爱与憎，甚至怀疑这些诗人，究竟有没有是与非、爱和憎。诗人的工作如果是通过诗歌的写作活动还原时代、进而影响时代，在这里你肯定要失望，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准备面对时代发言，而这种对时代苦难的漠视、甚至欣赏，还是借助了高贵的诗歌名义。在他们那里，苦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可以杀人放火，操作一切的恶，只要不影响到他的心爱的诗歌写作活动就行。如果诗人必得通过诗歌的写作来塑造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形象，则这些诗人是失败的，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面目变得清晰。读这些诗人的诗歌，你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欲何为，他指给你看的只是零乱不堪、毫无价值的一地鸡毛。至于诗人之间党同伐异浪费就更惊人了。自有了互联网以来的十多年，当代诗人用于在网上互相攻讦的精力委实惊人，一些诗人对圈子以外的同行也真是够狠，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不是害怕多了一个写诗的同行，而是害怕新冒出来的同行会切掉诗歌蛋糕里面的一块，以至于影响到自己占有诗歌荣誉的份额。
由此可知，为诗之难并不是难在技术的壁垒多么难以逾越而是难在诗人骨头之硬，这才是那个最难最难、比诗歌的技术壁垒要难一万倍的东西，而语言、形式、经验等在诗歌里从来就不是问题。诗歌必得准备为时代言说，进而成为本时代的良心。诗歌的荣誉在于，永远与时代的正面力量站立在一起，并且与它们同呼吸、共进退；由于它的存在，时代的进步力量不是孤单的，因为他们有伟大的诗歌作伴，风雨同行。诗人可以沉默，却决不可以说谎；可以表现得幼稚和粗糙，甚至允许失败，却决不可以颠倒黑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为了渺小的名和利朝弱者落井下石。退一万步，如果环境真的恶劣到根本没办法写诗了，则宁可放弃写作，也决不可以像浮士德博士那样，心甘情愿地将灵魂抵押（贱卖）给魔鬼，从此任由魔鬼支配。我们不需要目光漂浮、胡言乱语、在最需要言说的时刻却顾左右而言他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已经太多；我们需要直面时代苦难的诗人，需要佛佗一样以天地般的襟怀去悲天悯人的诗人，需要像海上的灯塔一样，以光明磊落的存在迎送日月和风暴，成为一个时代真善美标志性符号的诗人；我们不需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的诗人，却迫切地需要无论写不写诗生命里都磅礴着智慧、良知和伟大人格力量的诗人。
这样的诗人肯定是稀缺和昂贵的，但正因为难能，所以可贵。
艺术的奥秘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些东西在生活里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有什么惊奇，可是当有一天忽然在纸上、在石头上、在舞台上、在其他远离该事物的材质上看到它们，往往大吃一惊：呀，这么像！这么好看！这么像，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对了，这便是艺术。在这个司空见惯的经验中，包含了艺术的全部秘密。
比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座桥梁，一只鸟，在生活中大约谁也不去特别关注它们，可是——甚至唯有当它们被画家画在纸上，我们这才猛然发现，它们居然这么美，值得我们长时间地注视。而于雕塑也是一样——一个人的头像，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形体、抑或只是一个动物（比如一匹奔腾中的马）的形体，一旦被雕塑家以石头或铜与铁还原出来，我们立马被征服；我们明知道眼前的这个是假的，绝对地“山寨”的，可是我们仍然被深深地震憾——就像老友重逢，像在异国他乡忽然碰到了知音一样，眼前的这个假货令我们万分地愉悦和惊喜。
这便是艺术。它通过还原生活，还原那些寻常的事物给人愉悦，给人启迪。艺术就是这么一种伟大的假，如果是真的，反而不值价了。艺术要的就是这种可以乱真的、甚至比真的更高的假。为什么一定要对艺术刮目相看？为什么要对艺术的创作者刮目相看呢？其原因就在于，相比较上帝的创世，艺术是完成了一桩不可为而为之的奇迹；在千万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艺术做到了，它以无与伦比的手段与勇气，有效地打破平庸，创造了奇迹。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事物还是那个事物，只不过走过了“艺术”的桥梁。由此说来，无论是多么神圣的艺术，在本质上无非是一种对生活的还原。当然任何游戏都不可能没有它的规则；它借助的材料有严格的规定，还原的事物我们都了解，理论上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最终却只有艺术家做到了；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这么好，真是出神入化，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便是艺术家超过一般人的地方，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对艺术家支付一份应有的敬意。
由此可知，把世界、生活的某一个局部（因为不可能把生活整体）还原出来，它一定要还原得像，尽量地准确，尽量地不被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损耗，这应当是艺术的一个最低的底线。
说到诗歌，作为艺术家族里面的一个品种，诗歌无疑也遵守着艺术的法度。诗人通过文字勾勒出似曾相识的图像，这些图像之间又通过微妙的线索构成一个更大的图像的网状的结构，为诗歌的欣赏者打开新的美学空间，而其实它和具象的艺术家是一样的，只不过诗人运用了文字，通过了诗歌这样一种看起来更简约、更凝炼的特殊形式，把世界和生活里本来就有（或人类的想象里才有）的东西还原出来，和具像艺术家在性质上毫无二致。经由艺术，我们重新发现了生活，很多原本沉睡的东西被重新唤醒；经由艺术，我们重新经验生活、评估生活，大大地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在画里，在雕塑里，在诗歌和长篇小说里，我们与那些曾经被慢待和忽视了的事物再度重逢——这是一个以重逢作为借口的美的事件，它重重地击中了我们麻木的灵魂，让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给我们排除万难、义无返顾地追求生活的勇气。时间仿佛重新开始了；我们原本平淡无奇、很少奇迹的生活，因为艺术里一次又一次伟大的重逢而焕然一新。
如果再深入一点来看的话，艺术当然首先是一种文化产品。它具有某种物质的形体，思想、情感这些软性的无形的事物，经由艺术被赋予某种确定的质感，变得可感、可触摸。原本最无形体的、深邃的、灵动飘忽、自由流动的思想情感、微言大义和千差万别的审美趣味，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这种形式正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具有这种特殊的赋形能力的人，被我们尊称为艺术家。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艺术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神圣。这也许让一些艺术家感到不快，但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首先，艺术并非是什么自在之物；它的存在依赖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存的世界，现存的世界是一切艺术唯一的来源同时也是其唯一的参照物，艺术取材于这个世界，最终再加入到这个世界里来，丰富了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了人的生活，决不可能再有什么艺术。艺术只是自在于我们而存在的这个世界的赘生物，是生活的映像，它和生活是皮与毛的关系。也即是说，任何一种艺术，无论看起来多么深奥，有着怎样幻美的外表，其实都只是对于世界的摹写，并没有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一定要用“创造”二字来描述，这个所谓的“创造”一定是大打了折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山寨的；之所以称其为创造，那只是出于对艺术家的鼓励，也就是说正因为要鼓励艺术家而不得不降低了“创造”的标准，艺术家的“创造”与上帝的“创世”是决无法同日而语的，艺术家对此一定要心里有数，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艺术果然不得了。另一方面，艺术必得依赖于第三者的欣赏，非如此则不能产生（实现）价值。艺术给自己看，只不过是艺术家抬高身价、糊弄外行的一种狡猾的说法，即如一些艺术家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示人、声称一定要留给自己的艺术品，那也是以一旦拿出来之后的价值作为参照的。艺术被创造出来，一定要被赏识，一定要为自己找到知音，艺术的创造者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留给自己享用，这样的艺术一定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但这个意义无法实现）。从接受的一面来看，艺术依赖于第三方的欣赏，离开了第三方的欣赏，就如同美女离开了爱情，生活将了无趣味。好在艺术从来不缺少受众，人之需要艺术正如不可缺少了阳光和空气，人需要像照镜子一样看到生活，这样的看到对人来说至关重要。人生也有限，命运也许有无数种之多，任何人也只能经历其中的一种，即使你贵为帝王，而生活里那些具有美的性质的事物往往转瞬即逝，必得找到一个好办法将它挽留下来，让它得到固定，不再流失于无形，这个只有艺术能够做到。艺术不但能做到，而且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品，还可以大规模地复制，高贵地陈列，方便地移动，反复地欣赏，具有很大的使用上的便利。比如，我们不可能把动辄拥用庞大体量的山与水移动到家里，却可以把一幅精彩的描摹山与水的画收藏悬挂在家里的某个位置，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想看到多少次就看到多少次；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亲历战争的场面（因为那个很危险），也不可能去经历帝王的命运，或者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死不渝的美丽恋情，但通过艺术的欣赏，这一切都可以轻易做到。艺术的存在，为我们经验生活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有了艺术，我们经历的人生成倍地增加，我们的经验便可以向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在艺术里一样，拥有如此高贵细腻的质地和如此辽阔无边的疆域。
当然艺术品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具有价值。一个艺术家梦想他的艺术获得生命，则必得通过对艺术的苦心经营，对生命的能量进行一次成功的转移。艺术为愉悦人生而来，但必得以吃进艺术家的血肉魂魄作为饲养，因此有价值的艺术都是昂贵的。从性质上说来，艺术作为一种美和智慧的优越，必须有闲、有智才能欣赏，艺术离开欣赏、离开被人称奇，就像风华绝代的美丽仕女终老深阁，终将一文不值，这种媚外的天性注定了它的性质一定是轻浮的，更多风花雪月和好吃懒做的，它天生就有向取悦于人的一面倾斜的性质，就像一个女子只有刻意打扮得与众不同，才能在性爱市场上获得高分一样。纵然如此，也有一些特殊的艺术因为格外的强大，总能够反客为主登堂入室，它只是借艺术的方便言说，完全不以欣赏者是否高兴为意，但这样的艺术只能在最大地制衡艺术媚俗天性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也因此被我们称之为“伟大”。
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是天下一切艺术家的终极野心。这样的艺术通常为自己培育或者说征服受众，就像强大的恒星创造了行星系统，并把这个行星系统成功地挽留在自己的引力范围之内。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些东西在生活里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有什么惊奇，可是当有一天忽然在纸上、在石头上、在舞台上、在其他远离该事物的材质上看到它们，往往大吃一惊：呀，这么像！这么好看！这么像，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对了，这便是艺术。在这个司空见惯的经验中，包含了艺术的全部秘密。
比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座桥梁，一只鸟，在生活中大约谁也不去特别关注它们，可是——甚至唯有当它们被画家画在纸上，我们这才猛然发现，它们居然这么美，值得我们长时间地注视。而于雕塑也是一样——一个人的头像，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形体、抑或只是一个动物（比如一匹奔腾中的马）的形体，一旦被雕塑家以石头或铜与铁还原出来，我们立马被征服；我们明知道眼前的这个是假的，绝对地“山寨”的，可是我们仍然被深深地震憾——就像老友重逢，像在异国他乡忽然碰到了知音一样，眼前的这个假货令我们万分地愉悦和惊喜。
这便是艺术。它通过还原生活，还原那些寻常的事物给人愉悦，给人启迪。艺术就是这么一种伟大的假，如果是真的，反而不值价了。艺术要的就是这种可以乱真的、甚至比真的更高的假。为什么一定要对艺术刮目相看？为什么要对艺术的创作者刮目相看呢？其原因就在于，相比较上帝的创世，艺术是完成了一桩不可为而为之的奇迹；在千万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艺术做到了，它以无与伦比的手段与勇气，有效地打破平庸，创造了奇迹。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事物还是那个事物，只不过走过了“艺术”的桥梁。由此说来，无论是多么神圣的艺术，在本质上无非是一种对生活的还原。当然任何游戏都不可能没有它的规则；它借助的材料有严格的规定，还原的事物我们都了解，理论上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最终却只有艺术家做到了；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这么好，真是出神入化，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便是艺术家超过一般人的地方，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对艺术家支付一份应有的敬意。
由此可知，把世界、生活的某一个局部（因为不可能把生活整体）还原出来，它一定要还原得像，尽量地准确，尽量地不被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损耗，这应当是艺术的一个最低的底线。
说到诗歌，作为艺术家族里面的一个品种，诗歌无疑也遵守着艺术的法度。诗人通过文字勾勒出似曾相识的图像，这些图像之间又通过微妙的线索构成一个更大的图像的网状的结构，为诗歌的欣赏者打开新的美学空间，而其实它和具象的艺术家是一样的，只不过诗人运用了文字，通过了诗歌这样一种看起来更简约、更凝炼的特殊形式，把世界和生活里本来就有（或人类的想象里才有）的东西还原出来，和具像艺术家在性质上毫无二致。经由艺术，我们重新发现了生活，很多原本沉睡的东西被重新唤醒；经由艺术，我们重新经验生活、评估生活，大大地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在画里，在雕塑里，在诗歌和长篇小说里，我们与那些曾经被慢待和忽视了的事物再度重逢——这是一个以重逢作为借口的美的事件，它重重地击中了我们麻木的灵魂，让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给我们排除万难、义无返顾地追求生活的勇气。时间仿佛重新开始了；我们原本平淡无奇、很少奇迹的生活，因为艺术里一次又一次伟大的重逢而焕然一新。
如果再深入一点来看的话，艺术当然首先是一种文化产品。它具有某种物质的形体，思想、情感这些软性的无形的事物，经由艺术被赋予某种确定的质感，变得可感、可触摸。原本最无形体的、深邃的、灵动飘忽、自由流动的思想情感、微言大义和千差万别的审美趣味，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这种形式正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具有这种特殊的赋形能力的人，被我们尊称为艺术家。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艺术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神圣。这也许让一些艺术家感到不快，但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首先，艺术并非是什么自在之物；它的存在依赖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存的世界，现存的世界是一切艺术唯一的来源同时也是其唯一的参照物，艺术取材于这个世界，最终再加入到这个世界里来，丰富了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了人的生活，决不可能再有什么艺术。艺术只是自在于我们而存在的这个世界的赘生物，是生活的映像，它和生活是皮与毛的关系。也即是说，任何一种艺术，无论看起来多么深奥，有着怎样幻美的外表，其实都只是对于世界的摹写，并没有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一定要用“创造”二字来描述，这个所谓的“创造”一定是大打了折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山寨的；之所以称其为创造，那只是出于对艺术家的鼓励，也就是说正因为要鼓励艺术家而不得不降低了“创造”的标准，艺术家的“创造”与上帝的“创世”是决无法同日而语的，艺术家对此一定要心里有数，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艺术果然不得了。另一方面，艺术必得依赖于第三者的欣赏，非如此则不能产生（实现）价值。艺术给自己看，只不过是艺术家抬高身价、糊弄外行的一种狡猾的说法，即如一些艺术家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示人、声称一定要留给自己的艺术品，那也是以一旦拿出来之后的价值作为参照的。艺术被创造出来，一定要被赏识，一定要为自己找到知音，艺术的创造者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留给自己享用，这样的艺术一定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但这个意义无法实现）。从接受的一面来看，艺术依赖于第三方的欣赏，离开了第三方的欣赏，就如同美女离开了爱情，生活将了无趣味。好在艺术从来不缺少受众，人之需要艺术正如不可缺少了阳光和空气，人需要像照镜子一样看到生活，这样的看到对人来说至关重要。人生也有限，命运也许有无数种之多，任何人也只能经历其中的一种，即使你贵为帝王，而生活里那些具有美的性质的事物往往转瞬即逝，必得找到一个好办法将它挽留下来，让它得到固定，不再流失于无形，这个只有艺术能够做到。艺术不但能做到，而且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品，还可以大规模地复制，高贵地陈列，方便地移动，反复地欣赏，具有很大的使用上的便利。比如，我们不可能把动辄拥用庞大体量的山与水移动到家里，却可以把一幅精彩的描摹山与水的画收藏悬挂在家里的某个位置，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想看到多少次就看到多少次；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亲历战争的场面（因为那个很危险），也不可能去经历帝王的命运，或者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死不渝的美丽恋情，但通过艺术的欣赏，这一切都可以轻易做到。艺术的存在，为我们经验生活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有了艺术，我们经历的人生成倍地增加，我们的经验便可以向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在艺术里一样，拥有如此高贵细腻的质地和如此辽阔无边的疆域。
当然艺术品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具有价值。一个艺术家梦想他的艺术获得生命，则必得通过对艺术的苦心经营，对生命的能量进行一次成功的转移。艺术为愉悦人生而来，但必得以吃进艺术家的血肉魂魄作为饲养，因此有价值的艺术都是昂贵的。从性质上说来，艺术作为一种美和智慧的优越，必须有闲、有智才能欣赏，艺术离开欣赏、离开被人称奇，就像风华绝代的美丽仕女终老深阁，终将一文不值，这种媚外的天性注定了它的性质一定是轻浮的，更多风花雪月和好吃懒做的，它天生就有向取悦于人的一面倾斜的性质，就像一个女子只有刻意打扮得与众不同，才能在性爱市场上获得高分一样。纵然如此，也有一些特殊的艺术因为格外的强大，总能够反客为主登堂入室，它只是借艺术的方便言说，完全不以欣赏者是否高兴为意，但这样的艺术只能在最大地制衡艺术媚俗天性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也因此被我们称之为“伟大”。
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是天下一切艺术家的终极野心。这样的艺术通常为自己培育或者说征服受众，就像强大的恒星创造了行星系统，并把这个行星系统成功地挽留在自己的引力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