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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九歌》：历史的宿命与人生的交响（江苏：十品）
历史的宿命与人生的交响
———论中国当代十大长诗之《命运•九歌》
【江苏】 十品
一
第一次接触到《命运•九歌》，是在2002年的冬天，刚好是这部长诗完成定型整两年。那天，我们这里正在下雪，雪很大，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黯然的天空中，惟见大风卷着雪花茫茫一片，俨然是一派北中国冬天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读到《命运•九歌》里这些超凡脱俗的诗句：
博大的原野上人群在缓慢地移动
这是一支以苦行寻找救赎的队伍
将准时抵达天堂，但必得通过地狱
罪囚呵，巨网已经在远方张开
世间万物和在世的人群都将被它一网打尽
———刘诚：《命运•生命穿过神的走廊》
我觉得我不是在诗行上行走，而是在这些诗行的浓墨重彩中艰难地呼吸，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氛围，那种压抑，那种寒冷，那种呼啸的风声……。试想，一个坚毅不屈的男子，面对命运的磨难，面对无法把握的未来，他首先得从巨大的精神压力中站立起来。肉体的疼痛只是表面的，心灵的痛苦才是最本质的；刘诚在以一种宏观的视角，从自己出发，以自己内心的重扼开始的心灵旅程感染着别人，包括我。
这不是一般的阅读共鸣，而是认识一部伟大作品的开始。那一夜，大雪不停地下着，风却悄然停止了，当我放下《命运•九歌》时，天已渐渐放亮。我走上阳台，从我站立的五楼向远处眺望，一片茫茫的银色世界，我异常兴奋，和着一种灵魂洗礼般的阅读，我仿佛进入了天堂的世界。洁白、辽阔、高尚、宁静、雍容华贵、心高地远、一切的一切，都以一种语言方式，表述着不同的历史、遭遇、个性和过程。
《命运•九歌》究竟是一部怎样的长诗？她的产生，她的内容，她所涵盖的主题，她的思想、结构、艺术、语言、美学，以及她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应有的地位等等，都是本文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刘诚，原名刘树之，曾用笔名“刘歌”。生于1956年，少年时在陕西省洋县酉水镇的农村读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汉中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理工学院中文系毕业，在另一所高校的附属中学任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调入汉中市某机关，后又调入汉中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刘诚在大学时期就热衷于文学创作，曾涉猎过长诗及文学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第三代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的。但《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发起的“八六现代诗歌大展”却将他“忽略”了———从刘诚自己后来的一些文章看，这一次“忽略”，对一位视诗歌事业为生命的青年诗人，所造成的创伤确实是深及命脉的，几十年一直不能愈合，每当触碰都会流出鲜血。《诗歌报》是当时先锋诗歌的大本营，《深圳青年报》以独特的激进思想见长，是当时思想文化界注目的焦点。两报诗歌大展作为史无前例的一次集体诗歌行动，被认为是朦胧诗之后民间诗潮的一次强劲出场。但大展的作用并不都是正面的：一是大展所展现的诗歌繁荣存在着严重的泡沫成份，这为以后的民间诗歌运动开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坏头，使浮躁的诗坛更加浮躁，以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低潮与此不无关系；二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搭上船的永远搭上了，搭不上船的就永远也搭不上了，大展在让一批诗人走上前台的同时，也把另一批诗人长期置于它所造成的阴影之中———而这些被强行置于阴影之中的诗人，很可能还是比在大展中露面的诗人更为优秀的诗人———这一点历史早已作出了证明；———历史的书写充满了荒诞；我是这一事实的见证，而刘诚则是这一事实的直接受害者。“历史的书写粗暴而随意，且一经成型就不容改变。”直到很久以后，刘诚仍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而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玩笑，对诗人的成就不起决定作用。当时刘诚正忙于诗集《走向人群》的出版印刷事宜，而这部《走向人群》的主体部分，正是长诗《命运•九歌》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样看来并没有什么遗憾可言。
《走向人群》为诗人带来诗名，由于这部诗集的出版，诗人在陕西赢得了“狂飙诗人”的美誉。在读到《走向人群》之后，天津南开大学文学和艺术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艺术家范曾1987年1月9日给刘诚亲笔复信称：“你的诗实在写得好！奇崛瑰丽，而又峥嵘确荦，我想，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可伯仲。总之，我十分欣赏———激赏。”势头应当说相当不错，但这一切与诗人的期待却大相径庭。按照原来的预想，这部颇具先锋性质的诗集一定会引起批评界的注意，至少将为自己的诗歌走向读者打通道路，然而这些指标都没有达到，横亘在诗人前面的文学铁幕，依然茫茫无边。文学的生态在迅速恶化，而生存的压力又寸步不让，一步步威逼而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此匆忙而严酷，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诗人能够成为一个生存的动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生存的压力和对文学的失望双向夹击，使困兽一样的诗人感到了深深的沮丧。1987年的某一个深夜，刘诚在他所供职的高校的足球场一侧，花四个小时焚烧了自1980年开始创作慢慢积累起来的几大捆诗歌———包括小说和散文手稿，包括天南海北的一批读者寄给他的信件，从此停止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活动，在生存的泥沼中竭尽努力，沉寂了五年的宝贵时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种沉寂无异于一个英勇无畏的将军离开血腥的战场，在风花雪月的地方疗伤和静思。然而诗人就是诗人，当一切都变得很具体、很现实的时候，浪漫的火种却依然在骨头里燃烧。在这五年里刘诚有了自己的儿子，考取了国家律师资格证书，不稳定的工作终于趋向稳定。这期间，他曾远走海南求职，也曾赴陕南的偏远山区社教，并借机游历了北中国的一些大地和山川。“站在华山西峰，平原历历，尽在望中，渭河像一条修长的蛾眉在大地延伸，不禁一阵感动：这就是外公和父母一再提到的山外啊，可是外公终生未能到达；而父母亲奋斗一生，除了1994年在新疆的一次小住，至今再没有走出秦岭山地。”诗人从心底发出一种对世事沧桑、人生多舛的沉重感慨：
我见过南方古老的悬棺、埋葬法老的金字塔
银川以西风沙之中古老的西夏王陵
佛家坐化之后塔的密林和铁路沿线
那大批坟墓聚集、苍凉起伏的山峦
听说过雪域高原的天葬和渔民的海葬
那焚尸的火焰和缓慢低沉的场面
所有的一切，都在叙述着死的圣洁和庄严
我曾登上关中平原那高大的秦陵
在雪中，与地穴中威武雄壮的俑阵突然遭遇
它们在何时覆灭，又将在何时复活
严阵以待的铜车马，仅仅听命于谁
暴君的坐骑奴隶的军队，灰飞烟灭
这些死亡的符号以另一种形式进入了永恒
暴露了死亡的空虚、无奈和苍白
———刘诚：《命运•生命穿过神的走廊》
显然，在沉寂的五年时间里，诗人的心脏依然在为诗歌跳动。沉寂是极沉痛的，也是极有益的，是诗人思想、精神、情感、认识、理性、冥想的一次大调整，对一台机器来说是“保养”，对一支军队来说是“整休”，对于土地来说是“休养生息”。伟大诗人歌德在魏玛公国时期，也曾有过沉寂的十年；圣—琼•佩斯在作为外交官员以后也曾沉寂过二十年之久，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人类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生命与良知的历炼和拷问。刘诚的沉寂无疑是前辈诗人命运的一次回归和再现，是一位诗歌圣徒必经的朝圣之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孟子》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用在刘诚这里也相当合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诗人刘诚，你诚何福，你又何辜？
五年的沉寂，五年的沉潜，大大深化了诗人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为系列长诗《命运•九歌》的创作，积淀了足够的思想容量和火山爆发般的精神强度，可以说没有这一次长达五年时间的沉寂，就不会有《命运•九歌》的最终定型。正是在这五年之后，整部长诗的格局、定位、风格、语言，以及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诗人的大脑里渐渐清晰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考和美学向度。在一次访谈中刘诚这样谈到《命运•九歌》。他说：“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我用生命去挖掘了这部长诗所指涉的方方面面，2000年以前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在其中了。但这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想着要写成这样一部在我以往的写作中规模空前的长诗。构成这部长诗的那些较小的长诗，都是一篇一篇写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一部统一的《命运•九歌》，但从1980年起步到世纪末，除开中间一段长达五年时间的间隔，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期，我基本上都有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长诗写出。我写作的一个特点是，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的手段，始终和我作为生命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反映在写作上的一种状态就是‘有话要说’。我从来不写无病呻吟的东西，不搞‘为赋新词强说愁’。到世纪末，当我决意要把这些搁置了二十年之久仍然是诗的东西整理出版的时候，忽然发现它们其实只是一首诗，在精神向度上是统一的，不只有着相同的母题，连风格也相当统一，而作为母题的‘命运’，则像一根粗大的红线贯穿其中；命运既是全诗的母题，也是全诗的结构。这是我构造的一艘‘刘诚号’诗歌航母。它由我写作出于偶然，最终写出却自有其必然的因素———它产生于命运对一个诗人生存的阻挠，是诗人与命运的一次摊牌。可以这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海子长诗巨作———《太阳•七部书》命名的启发。‘命运’是这些诗歌的核心，用这两个字作为总题，可以涵盖此前已经写出的所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诗章。等到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我惊喜地发现，它们的风格如此统一、谐调，更重要的是它的分量已不是原来那些长短不等、写于各个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体积的简单相加，而是成几何级数增长：原来破碎、分散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了独立的生命，无论取下哪一块都会流血，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决不答应，也即是说它成了一个能让人记忆深刻的完整和自在的生命体。我个人对这部长诗比较喜欢，它是我生活的见证，其价值在于它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用这样一个特定的形式，真实全面地记载了一个诗歌写作者的精神历程。”关于这部长诗的缘起，刘诚已经说得很到位了。
《命运•九歌》正是一部浓缩了诗人毕生心血并引以为骄傲的作品，它列为中国当代十大长诗，当之无愧！诗穷而后工；应当感谢“八六两报诗歌大展”对一位第三代主力诗人的“忽略”，感谢苦难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对一位杰出诗人的耐心锤炼，对于当代诗歌它已经显现出重要的价值。
